　　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诞生、发展都不会是简单和孤立的，总会有着一定的规律。在考察、探讨“长安画派”的成因之前，不妨先让我们对中外文化发展史作一简单回顾，也许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古希腊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文艺巨匠都生活在奴隶制昌盛时期———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翻过漫长又“黑暗”的中古时期，看一看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发展。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彼特拉克、薄加丘、拉伯雷、乔叟、莫尔、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一大批作家诞生了。他们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到19世纪，一个新的文学思潮（“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法国是这一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的典型代表。司汤达、巴尔扎克、梅里美、福楼拜、莫泊桑、罗曼·罗兰、左拉等作家赫然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串耀眼的明珠。而在我国东晋时期，集中出现了书法家王羲之、诗人陶渊明、画家顾恺之、雕刻家戴逵、天文学家何承天等各领域的佼佼者；而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更是出现了王维、李白、杜甫、吴道子、李龟年、张旭、颜真卿等杰出的文艺代表。从以上现象不难看出，艺术大家的产生绝不是孤立的、偶然的，是由一个优秀、卓越的文化群体推出的。也就是说，艺术大家的产生从纵向讲，要靠几代人来完成；从横向讲，需要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影响的高层次文化群体，需要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在具备学问、修养、功力的同时，卓越的历史贡献、高尚的人格无疑对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代大师起决定性的作用。

　　陕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长安自古帝王都”，中国历史上共有周、秦、汉、唐等十几个封建王朝在这里建都，可以说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厚。这里历代文人名士、艺术大家多不胜数。尤其抗战以来，无数学者名流、文人雅士、书画名家云集于此，使西安成为我国西北地区的文化中心。当时在西安的著名书画家有袁白涛、张寒杉、寇遐等人。解放后，画家石鲁、赵望云、李梓盛、何海霞，以及文学界的柳青、杜鹏程、胡采、王汶石等诸多文化精英汇集西安，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文艺创作队伍。在当今书坛享有盛名的刘自椟、卫俊秀、陈少默、邱星等也与赵望云、石鲁、柳青、杜鹏程等人年龄相仿，应该算是同代人。古城西安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加上“圣地延安理想主义精神”的输入，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纵横交织、深厚浓重的文化氛围，这显然非常有利于新画派的诞生。也可以这样讲，“长安画派”的崛起，是西安优秀传统文化长期积淀、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兴盛繁荣、当代精英群体文化凝结形成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这个优秀文化群体不懈努力的必然结果。

　　赵望云和石鲁无疑是“长安画派”崛起的重要人物。赵望云率先将创作的视野引向普通劳动者，引向农村极为普通的自然风光。这在当时本身就带有一种革命的性质，是一种绘画的革命。而在抗战以后，西安又是大西北文化的中心，许多艺术家聚集到这里。赵望云在此定居后，便成了西安画家的核心。他组织了“平民画会”，创办了《雍华》杂志，开设了“青门美术社”，并收授黄胄、方济众、徐庶之等人为学生，为“长安画派”的崛起培养了基础力量。所以，著名画家叶浅予说：“赵望云才是‘长安画派’的最初创始人。”石鲁在“长安画派”形成和崛起的过程中不仅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更是画派的主要成员和领军人物。他的思想旗帜最鲜明、艺术个性最强烈。可以说，没有石鲁，就没有“长安画派”。他的思想主张、艺术见解、创造力和作品本身，都表明他在“长安画派”中的支柱和核心地位。所以，我们毫不怀疑“长安画派”的出现与石鲁的才华、创造力有很大的关系。某个画派的形成，总是先成就出一位或数位杰出的艺术家。他们有足够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自然而然形成以他们为中心的艺术家群体，并铸成相近的绘画风格。如果没有杰出的领袖人物，画派则不能成立，不能久立，不能形成深刻的影响。一大批艺术家以相近或不同的艺术语汇，在相应的时间、相应的空间（文化环境）、同一的地区关注相同的绘画题材、自然风貌、风土人情，在领军人的带领下不懈努力，一个新的画派便由此具备了诞生的条件。

　　赵望云、石鲁作为“长安画派”的领袖人物，他们的思想主张、艺术见解、创造力与吸引力固然很重要，但作为艺术家，坚定的信念、完善的人格对其能够成为一代大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现存资料真实地记录着，赵望云不仅被国民党特务关进过监狱，而且在那场人所共知的运动中，他和石鲁无一不受到人格上的污辱与身体上的摧残。然而，酷刑也好，摧残与污辱也罢，都没有使他们屈服。他们挺起中国文人那坚硬的脊梁，为真理、为艺术而坚决斗争。而正是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使他们的人格得以完善、境界得以升华。这不仅为他们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后学树立起效法的典范。

　　石鲁认为，“重气节、重品德、重情义、重真理”和“轻利欲、轻名财、轻物欲”是艺术家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家的重要条件。因为，艺术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创造。石鲁心语不也正是赵望云的心语吗？尤其难得的是，他们身处逆境，不怕政治高压、不为名利、不被时风左右，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真正的艺术不惜献出生命。这是何等精神，何等的人格魅力！这也是他们成为一代卓越艺术家和一个画派领袖人物的重要因素。

　　“长安画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口号，那就是坚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对于“传统”，“长安画家”自然有着自己的认识。如果说，中国文化的纵向发展脉络是以唐、宋为界———唐以前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上升期，雄强博大，充满张力与活力；而宋以后，中国文化精神则日渐衰落———所以我们可以说，积淀在长安文化传统中的文化精神就不是一般的地缘性文化传统，而应该是处于上升期的中国文化精神。对于“生活”，“长安画家”的理解更为深刻。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客观地将人民群众的活动冷漠地描述下来，或纯粹凭自我主观感受甚至歪曲地反映出来，而是要求画家深入群众生活与斗争之中，与人民同心同德，感情交融，把人民群众的疾苦看成自己的疾苦，把自己的爱与憎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现和表达出人民的生活本质，从而创造出又“新”又“美”的图画，使其成为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

　　“长安画派”明确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就是给自己的实践规定了方向，明确了行为准则。要表现新的生活感受，就必须创造自己的“法”，这是“长安画派”的追求目标。可以说，“长安画派”中大多数画家不仅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传统功力，同时又具有丰厚而鲜活的生活积累。他们在参考、借鉴前人绘画技法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寻找足以表现西北大自然风情而又有别于前人的绘画语言，探寻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契合。在他们的笔下，表现的不再是西风枯木、垂暮寒鸦、小桥流水、轻舟钓翁那样司空见惯的旧文人画题材，而是那带着泥土芳香和浓郁生活气息的黄土高原，以及关中农村最普遍、最典型的风土人情。他们以新时代的文人使命感，对黄土高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与旧文人那种孤高自贵的情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新的情感带来了新意识的飞跃，从而促使新的绘画语汇的诞生；新的绘画语汇再次与新的情感融合，从而形成新的绘画形式，进而形成新的绘画流派。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较少为前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陷入前人窠臼。他们大大拓宽了传统中国画的创作题材，并赋予其时代精神。在观念达到共识的基础上，画家们又表现出极强的个人面貌和非常鲜活的“细节”。总之，深厚的文化积淀、观念意识的更新、题材的拓宽以及新的绘画语汇的产生，成就了“长安画派”的诞生。

　　通过以上对“长安画派”崛起原因的回顾、考察、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成熟画派的形成，应具备突出的群体意识与良好的文化氛围、卓越的艺术创造力与优秀的领军人物（具有深厚的传统积淀与丰富的生活积累、坚定的信念与完善的人格魅力）。参考“长安画派”的成功经验，在当代若想打造一个成熟的画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各门类艺术都应尽快确立自己研究的课题，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理论课题和理论队伍，促使理论研究与艺术创作向高层次发展；二、提倡作为艺术家，应该具备哲学家的思辨能力和学者的学识深度，不应该抱着能画几笔画、写一手好字就是艺术家的浅薄之见；三、绘画题材要时代化、多样化，不仅要表现农村、山区改革开放的新风貌，还应表现出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的新事物、新变化，从而促使新绘画语言的产生。

　　诚然，艺术家的创造是一种独立的个体劳动，谁也代替不了谁。但是，常识与经验告诉我们，众多艺术家之间、各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交流、借鉴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在一个画派画风的形成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明显。只有整体水平提高了，才有可能产生不同门类的艺术大家，才能推动某一艺术门类的崛起；反过来又能带动各门类艺术的全面提高，产生更高层次的艺术大师，从而使艺术事业进入良性循环。这样循序渐进地发展下去，新的艺术大师和新画派的崛起便是水到渠成和情理之中的事了。

来源:中国书画报责任编辑:聑枘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