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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当的人物画
担当一生所画以山水为主,人物极为少见,目前所见主要有《太平有象图》和《头陀图》。前者一直以来被视作是担当寄厚望于南明政权的象征,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题识“绍初寿图,花甲再新,太平有象”数语也可说明此点。该图作于公元1658年,其时在云南的南明朝廷也正在借助于强弩之末势作最后的努力,所以无法不使人联想到南明。不过在其政治寓意之外,此图的笔墨与意境也是胜人一筹、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的。画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垂垂老者、卧地之大象和身后之松山。满脸沧桑的老者平视前方,若有所思,既可理解为是作者自况,也可理解为乃老态龙钟的大明王朝的象征。所谓“花甲再新”,无非想借南明王朝来新陈代谢,希望挽狂澜于既倒。所画人物用笔简洁,衣纹线条遒劲流畅;所绘大象纯粹取其谐音,以寄望于世道之太平。担当晚年作品多不署年款。此作不仅有绝对纪年,而且直接题署“永历”年号,不能不令人惊叹其胆量。画左侧有大片留白,一方面能烘托出老者与大象,使其始终居于视觉的中心位置,另一方面则为读者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也许这就是担当的别具匠心处。
如果说《太平有象图》还是一幅以人物、大象为主,松山为辅的人物画的话,那么《头陀图》则纯粹是一幅典型的以人物为主体的人物画。画面的中心位置便是一位僧人端坐于石上,慈眉善目、面带微笑。作者自题“头陀老汉没指题,直以单墙开法眼。钝笔儿孙兴棒喝,不及一笑破天荒”,似乎表现出一种佛家的禅境。所谓“头陀”,乃起源于梵语“dhūta”,意即行脚乞食之和尚。所以在和尚的后侧,作者特地为其配了两个行头———化缘之饭钵和包袱,以表明其身份。担当在勾勒人物衣纹时,与其说是用线条,毋宁说是纯以饱含浓墨之笔锋更贴切。纹饰转折有度,人物之线描与石头之轮廓融为一体。人物面部夸张变形,颇似陈洪绶的风格。头发与面部肌纹所用之线条均细劲流利,简洁而率意,不事渲染而神韵自足,反映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唐代张彦远在评论水墨和线描画时这样说:“草木敷荣,不待丹碌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山不待空青而翠,凤不待五色而。”(《历代名画记》)这用来理解和评论担当这件《头陀图》的笔墨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担当的花鸟画
至今尚未见担当有花鸟作品传世,但从其诗句中可看出他也工于花鸟。他曾作有《自题梅兰竹菊四首》,诗云“手老梅花少,梅少花更奇。快人惟一冷,不在雪晴时”“丛兰虽自贵,吐瘦恨春迟。正为无人见,香惟水石知”“画竹不似竹,只因曾食肉。今日断了荤,十指长新绿”“袖里苔生处,米家妙不传。移来在纸上,有爱总成颠”。据此不难看出担当于山水、人物之外,对“四君子”画也是颇有造诣的。
四、担当的书法
担当的书法也和他的画一样,一直受到广泛的推崇。只不过其书法相较于绘画而言,个性并不十分鲜明,受古人和师长尤其是董其昌的影响较大,还未完全走出别人的影子,所以自然也就比绘画略逊一筹了。
担当的书法上追怀素,下承华亭(董其昌)。他早年曾拜董其昌为师,其实更多地从其学书法(绘画方面反而影响甚微)。他的一首题为《临董玄宰先生帖》的诗很能证实此点:“太史堂高不可升,哪知万里有传灯。后来多少江南秀,指点滇南说老僧。”虽然自称是得到董氏的嫡传,但我们透过担当传世的数十件书法作品,仍然能看到他独出机抒、洒脱飘逸的一面,而不是完全被笼罩在董氏的阴影中。
担当能将书与画融为一体,所谓“书中有画、画中有书”在他的书画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他自己也在一首诗中说:“山僧爱山性所狎,卓笔俨如峰倒插。峰头不雨走龙蛇,画中谁信有书法。”还在画中题识曰:“画中笔意与书法元无二理,知此,画方可授以二王墨妙。”所以他的画和书法从来不是一件独立的作品。理解他的书法,如果联系到他绘画中所存之寂寞与寒意,似乎就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