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周思聪相识于1969年。那时她刚刚进入北京画院不久，我当时在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创作室工作，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去北京市美协开会，就这样与她结缘，拥有了一段深厚情谊。当时，北京市美协和画院都在地安门的雨儿胡同齐白石故居内，周思聪的画室就在前院，每次我去办事的时候，总能看见她在那儿画画。看思聪画画真是一种享受。她一言不发，静静坐在画板前，不停挥舞着手中的画笔。不管屋里有多少人有多少嘈杂声，好像整个世界都与她无关。她一丝不苟，沉默作画，安静得像一尊雕塑。我生怕打扰她，就站在她后面欣赏，沉醉其中。

　　她平日里就不爱说话，一画就是一天，喝杯水吃个馒头就把饭给解决了。有时照顾完孩子，她一直能坐着画到深夜！她经常深入到农村、工厂写生，一待就是好几天。她的人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善思聪慧。她娴熟的绘画技巧和认真严谨的态度都使我由衷地产生敬佩之情。我们两家慢慢熟悉后，我爱人经常请她给学生讲课。她讲的课很精彩，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也只有这个时候，她的话才多。有时候我们会叫她到家里吃饭。她常常教我爱人怎么勾线，怎么着色，怎么画人物，一旦投入到绘画当中，她就像个孩子般地痴迷。

　　周思聪成长的年代正好赶上“文革”时期。位于东城区帅府园的中央美院也无例外地卷入了这一场运动，许多老教授被批判、批斗、关进了牛棚。当时周思聪的老师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攻击和迫害。可就在这种环境下，周思聪依然和自己的老师们顶着风雨，坚持不懈地研究学习传统的中国画技巧，为以后成为独树一帜的中国画大师级人物打下坚实的基础。

　　1973年6月的一天，我来到思聪的画室。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和我谈起了她的作品《山区新路》的创作构思。她说这幅画着重表现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友情。两个农民的孩子拿着水壶和碗，其中一个孩子踮起脚把盛着水的大碗给工人叔叔送到手里。她说背景显得简单。我问她：“这张是最后一稿吗？”她说：“这张是第一稿，你喜欢就送你吧！”我很高兴地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折起来装进包里。随后，她又说，我给你画张肖像吧，我说好。在那个夏日午后，在一片蝉鸣声里，思聪为我画了一张肖像。至今，我都珍藏着这些画，一直没装裱，它们伴随了我40年，也给了我40年的温暖回忆。

　　1985年，风湿病侵袭了思聪的身体，让她备受煎熬。即便这样，在长达5年的治病和养病过程中，她仍放不下手中的画笔。“她只需将自己投入，把苦寂的灵魂放进去。”（郎绍君《心欲静，忧未歇——〈周思聪画集〉序》）

　　她执著地热爱生活。她就像她笔下的荷花一样，美丽而自然！她在《周思聪与友人书》里写道：“有人说，人生就是匆匆忙忙向墓地奔去。我不想这样生活。”（王万景口述，儿子王健笔录）

来源:中国书画报责任编辑:雅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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