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理想与感知的美—罗江的人物画创作

罗江

罗江作品：写意云南·白露

罗江作品：写意云南·男人

    郎绍君

    罗江，彝族，一九五九年生于云南楚雄。先后毕业于湖南省工艺美术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美协民族美术艺委会副主任、中国书协刻字委员会委员、云南画院院长、云南省美协副主席、云南省书协副主席、云南大学及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云南美术馆馆长、《当代中国画》编委、云南省政协委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评论者多用“红土艺术”“生命意识”“苦涩的美感”一类词汇描述云南画家罗江的作品，我有些异议。罗江的作品固然与他的彝族身份有关，与他生活的地域有关，也与他的经历和个性分不开，但在楚雄度过幼年、少年时代的他，更多的时间生活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其主要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是汉语和笔墨。

　　作为写意人物画家，罗江的作品介于描绘与表现之间。他描绘彝人的日常生活，如劳作、娱玩、行路、育子、祭祀、结婚、祈祷、节庆等；人物总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表情专注而平淡，较少有宏大的叙事和壮阔的场面。从表现层面看，罗江对自己作品的题材和主人公有一种执着和热情，但并不预设主题，亦无鲜明的观念倾向，有着与画中人物一样的平淡意味。这让人想起画过“彝族女子”系列并赢得画界好评的周思聪。她曾说：“许多画家表现的彝族是欢乐的，载歌载舞，如火把节什么的。一次，我偶然到彝族地区，在那里我看到的、感觉到的和原先想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那里地球转得特别慢，人们自生自灭，像植物一样。他们没有文化，但人与人之间却很干净……”周思聪谈的是1981年大凉山之行的印象，她把这样的印象融入彝族女子形象，赋予她们一种质朴、淡然的意味。罗江的画法风格与周思聪不同，但人物形象的淡然意味却是相近的。这应该源于彝民相对接近的生活状态和画家相近的真实感觉。

　　罗江笔下的彝民形象平淡、朴厚但并不“苦涩”——尤其是那些彝族妇女，她们不论是牧羊、背柴还是缝衣、提水，都专心、坦然，不紧张、没焦虑。所谓“苦涩的美感”，大约出于一种习惯性的“边地想象”。在我的印象中，他“红土感觉”系列中的人物形象都强壮、凝重、目光深沉，带着一股粗厉的旷野之气，与周思聪笔下平淡清秀、有些理想化的彝民形象相比，似乎更贴近生活的真实。周思聪是借彝民形象表现自己的生命感怀，罗江是直接描述对彝民乡亲的真切感知；周抒情的因素多一些，罗写实的因素多一些。

　　对当代写意人物画来说，如何理解人、如何塑造形象、如何把握笔墨语言，以及如何处理它们相互制约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今是没有大师和权威的时代，统领潮流的不是画家和理论家，而是市场和媒体。许多理论家和艺术刊物直接或间接地受雇于市场，很少再研究和探讨实在的创作问题，只是用时髦的理论词汇对书画商品进行包装宣传。画家们有了创作自由，但大多失去了精神目标，也缺乏正常的创作心态和足够的文化素养。

　　罗江的可贵之处，是始终关心自己的描绘对象，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不断进行形式语言的探求，努力加强描绘与表现的深度。但面对纷乱的当代画坛，他也不免有些茫然：是进还是退呢？

　　坚持基本的写实风格，笔墨生辣强悍，色彩单纯而强烈，是罗江写意人物画的主要特点。“坚持基本的写实风格”是指罗江作品在造型上属于“写实形态”，坚持写实方式所要求的形似——如恰当的人物比例、结构等，而与变形表现保持着距离。他的人物画与一般写实人物画的区别，在于生辣的笔墨和单纯而强烈的色彩。其笔下的人物，面部刻画谨慎且比较精致，画手脚、躯体、衣物、背景等则十分率意：横涂竖抹，逆来顺往，尖利迟涩，粗服乱头，恣肆生辣。在色彩上，他喜欢用赭色、朱红、洋红、石绿等鲜艳、富于感情的色彩，也以恣意的笔势涂画，使原本生辣的风格愈加强烈、亮丽。我们从罗江作品感受到的那种强悍生命力，即源于此。

　　前面说过，罗江面临着“进”还是“退”的问题。所谓“进”，第一是要提升对人与精神的关怀，第二是把这种提升落实到形式语言层面。对人与精神关怀的程度，与思想力和人生体验有关，是一种内在的功夫，需要画家自己去体味和开掘；但这种内在功夫必须与形式语言（包括造型、笔墨、色彩等）的追求相表里，即把对人与精神的关怀化为有力的形式语言，化为有深度的形象塑造，化为有个性、有格调的笔墨风格；或言之，把这些形式语言化为对人与精神的深刻关怀，达到二者更高的统一。即是说，罗江需要创造出比他已有的“红土感觉”系列、“哀牢山”系列更有深度的人物形象，以及更精神化、意趣化的笔墨形式。罗江有安心作画的客观条件，他的艺术气质、学养、造型能力、色彩感觉和笔墨基础也很好，他能够也应当“更上一层楼”。

　　罗江说，他“注定独行”。就创造个性而言，他只能独行；就提升写意人物画这个大局而言，他有无数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