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美术网讯 “来点红薯。有白米粥吗？”早餐时，身旁一位看上去有点年纪却又气度不凡的老人吸引我扭头多看了一眼。深灰色整身套装、枣红色衬衫，配一串珍珠项链，乌黑的发丝梳得一丝不苟。莫不是廖老？远远地，我冲老人点点头，老人礼貌地笑笑。

　　上午10点，徐悲鸿画展开幕式，亲见廖老走上了主席台，验证了我的猜测。

　　虽已是耄耋之年，91岁高龄，却仍是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说话有条不紊、中气十足。廖老的整个状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这是几乎每一个见到她的人一致的观点。

　　和我一样，大家都很关心，廖老高寿的秘诀是什么？

　　每天早上起来，一套自创的养身操，一碗豆浆机打出来的各种豆糊糊。只吃素食，一周一次红烧肉。不管刮风下雨，每次饭后，院里或院外，走上1500步……

　　这些都是廖老每天坚持的小习惯，当然更重要的是，她虽然91岁高龄，却还每天上班，且不用戴眼镜读《参考消息》、《健康报》、《美术报》等各种报刊，每天吸收新鲜的信息。

　　可能有人会问，这么大年纪，还怎么上班呀。

　　儿子徐庆平说，每天早上9点不到，一个身影会准时出现在徐悲鸿纪念馆，几十年来，从不间断。她就是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徐悲鸿妻子廖静文。“我母亲对馆里的大小事务都管，是一个什么都管的馆长。”徐庆平开玩笑地说：小到员工请假、出差报销都要经过她的同意，签了字才能报，是个名副其实的馆长。

　　每天，纪念馆的工作很忙碌。身为馆长的廖老，要接待数以百计的参观者，或参观作品，或找廖老谈天。廖老一个个接待，国内的、国外的，还要为大家讲解作品、徐悲鸿的创作理念、教育观点。

　　除了这些，廖老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鉴定作品的真伪。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徐悲鸿的作品拍卖价格一路飙升，在中国第一个破百万元，第一个破千万元，屡屡创造拍卖新纪录。面对如此大好的形势，徐悲鸿作品的赝品也随之而来。作为徐悲鸿最亲密的人，甚至是许多作品诞生的见证者，廖静文除了纪念馆馆长外，很自然地担负起了鉴定的重责。

　　“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拿着作品请廖老鉴定，她又很认真，每一件都会仔仔细细地看，生怕错过一件真迹，”徐庆平说，如此繁复的工作，她从无怨言。

　　廖老说，再多的工作，对她来说，其实只做了一件事：做好徐悲鸿的夫人。

　　关于廖老与徐老的故事很长，廖老坚持不要儿子转述，她要自己讲给我们听：

　　记得第一次与徐悲鸿见面，我惴惴不安从贵州到重庆，参加中央美术学院图书管理员一职考试，笔试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面试时主考官是徐悲鸿，他问：你看过些什么书？答：《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问：还看过些什么书？答：还有一些外国著作。问：你喜欢什么？答：喜欢中国文学，尤其是旧诗。

　　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对廖老来说，却字字句句，恍如昨日。

　　与徐悲鸿相识于1943年，这短短10年，他们相识、相知、相爱、相守，虽从重庆到北平，历经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却是廖老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那是癸未年，也就是1943年，是我们最为艰苦的时光。这一年，徐悲鸿在江北磐溪筹办中国美术学院研究院，条件十分艰苦，晚上只能点煤油灯；夏天屋内热得呆不住，只好在屋外支一个帐子睡觉；喝的水是从田里取来，拿明矾过滤的；上课要从一个山头走到另一个山头，每天要爬几百级石阶。”廖静文默默地陪着徐悲鸿度过这一段艰苦的岁月，两人的心也渐渐走到了一起。“只要是我喜欢的，悲鸿就会立马在画上题字，送给我。”

　　然而病魔是无情的，徐悲鸿还是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去世当天，廖静文将家里的钥匙交给了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由文化部接手了家中的一切，包括1350多幅作品、徐悲鸿收藏的书甚至是家具。直至如今再提到将作品捐给国家，廖老仍是不后悔当时的决定：“国家让我留下题了我名字的画，但那些画也是悲鸿画得最好的、最喜欢的，我应该捐出来。毕竟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捐给国家，作品才能长久保存下去。”

　　廖老到现在提起徐悲鸿，情到深处，还是会激动得湿了眼眶。但即便如此，她仍要坚持继续讲下去。

　　由廖老亲笔写的《徐悲鸿一生》传记感人至深，那是她对徐悲鸿的了解和对他深刻的爱的体现，当然深深影响了一代人。“有一年，我们到八宝山看望悲鸿，半道上遇到了两个女学生，她们都看过我写的传记，被深深感动，她们一认出来我，竟激动得抱在一起哭。”

　　众所周知，徐悲鸿是我国美术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却极少有人知道，廖静文也紧紧跟随丈夫的脚步，为我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2010年，中国红十字会廖静文基金成立了，本着“为善最乐，为国储才”的理念，廖老将募集到的资金专门用于资助全国各地在京就读的贫困大学生。目前该基金也资助乡村医生培训和为农村小学送书。

　　整整60年过去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廖静文还在亲力亲为地为徐悲鸿的画展、纪念馆、作品收藏忙碌着，能守护爱人的“财产”，将这笔财富用到刀刃上，也许是她最大的动力。记者叶玉跃俞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