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史学泰斗、山水画家王伯敏辞世

中国美术史学泰斗王伯敏

　　中国美术史学泰斗、中国美院博士生导师王伯敏先生，12月29日晚7点在杭州故去，享年89岁。长子王大川说，父亲走得平静自然，去世的原因是器官衰竭。

　　他被称为“六史罕人”。

　　这背后缘故，是因为他的《中国绘画史》《中国版画史》《中国美术通史》《中国绘画通史》《中国版画通史》和《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六部巨著。这是六部填补了中国乃至东方美术史研究空白的著作。

　　在他的故乡温岭，王伯敏艺术史学馆，有一张值得玩味的图片：王伯敏与他所撰写的著作站在一起“合影”，1米65的老人与一大摞伟岸的著作——这些著作叠在一起，据说有3.3米高。“著作等身”这词，用在他身上，一点儿不过分。

　　他曾概括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个字：痴。

　　1600万字，60多部专著，他生前说过一句话：“我唯一可以告诉家乡人的是，我没有虚度光阴。”

　　一个月前他生日。在温岭，办了一场祖孙三人的展。他很高兴，写下四个字：人文俱进。在他心里，“人文正脉”，一直是需要坚守的东西。

　　时间再往前推三个月，在杭州，他人生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次个展，“人文正脉”，在南山路的美院美术馆举行。没有开幕仪式，浙江美术界的众多大佬，在前厅等候到9点半，鱼贯而入——这是身在医院的老先生自己的要求：既然自己到不了场，索性作罢，大家聚到一起看看画吧。

　　他不仅是美术史论家，他亦是山水画大家。

　　他先后求学于刘海粟和徐悲鸿执掌的上海美专和北平艺专，是山水画一代宗师黄宾虹的“关门弟子”，开创了当代中国文人画的新境界。潘天寿先生曾盛赞他“专史、能诗又工画，实在难能可贵”。

　　他曾写道，诗、书、画是我一生读书的余事。到了晚年，画得多一些，有时“落墨灯前不令闲”。半个多世纪，书剑长随。要求自己做个读书人。要做读书人，务必多读书，多行路。

　　所谓先生者，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百多年来，国民意志之薪火相传全都有赖“先生之风”。先生们的人格风骨、思想情怀、学术风范，都应该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榜样。王伯敏，无疑延续了这份传承。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二三事】

　　香烟壳、锡纸和自制白卡

　　让中国美院副教授何鸿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王伯敏先生的卡片。

　　他大约是研究美术史的先生中，卡片做得最多的一位，有几万件。

　　“上课时用到的卡片，就是现在所谓的课件。那时候没有多媒体没有电子，先生讲一段美术史，会掏出各式各样的卡片来。”

　　所谓“各式各样”，有的是那个年代标准的白卡，有的是大块卡纸自己裁制而成的卡片，还有更具年代色彩的，香烟纸壳的背面，还有里面那张锡纸的背面。抚平，上面端端正正做上笔记，比如某年某月在某地看了场展览，感想如何。亦有比如去考古现场，随手画下的文物器形，或者某个岩画的画面。

　　手边没有正式的卡片或笔记本，随手就在香烟壳背面记下了。

　　何鸿的记忆，是在1993年之后三四年间的事。那时候他以本科生的身份去“蹭”研究生的课。何鸿后来一直有做读卡片的习惯。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治学的认真，更体现着人文学科的逻辑思维方式。“对于学生而言，先生的一句话，很可能就影响了一生。”

　　敦煌，和土制色卡

　　毛建波，中国美院教授，当年王伯敏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亦是跟随他时间最久的学生之一，同样说起了“卡片”，不过是色卡。

　　“浙江美术馆正在进行的敦煌展，若他还有精力，一定是要去看的。他曾六上敦煌，莫高窟500多个洞窟，他逐一钻过，有一回还被困在一个岩壁最高处的洞窟里，差点就出不来。”

　　王伯敏与敦煌之间，有一种别人都不知道的联系：他为敦煌壁画土制了一套色卡。

　　“那是他的苦功夫。”毛建波说，他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跟随王伯敏去敦煌，见先生临摹完壁画小稿，会拿出一套色卡，来给壁画各部分归类，“比如红25。”

　　敦煌展中有六十件张大千的白描作品，若你细心，会发现其上有一些细小的文字，注明此处要填什么色彩，红、白。

　　而“红25”，意味着一种红，就有几十种。还有别的各种颜色，眼花缭乱。制作虽然听起来简单，就是以一种基准颜料一层层刷淡，但那时，国内没有这样的色卡。这办法，似乎最笨，但最笨和最聪明之间，谁知道呢？

　　“美术史家同画家不一样，他研究的是敦煌壁画的颜色。20年后，壁画的颜色变化，肉眼也许看不出，但用色卡一对照，就出来了。”

　　默默地，他记录着历史。

　　课上，能亲手触摸的历史

　　早年给本科生上课，作为他的研究生，毛建波经常要帮先生搬“道具”去课堂。

　　“他号‘半唐斋’，唐代的藏品自然很多。但他的收藏，是为热爱为研究而做的收藏，也许在当时根本没有市场价格。比如一块敦煌的残片，他收藏，就是因为能研究里面的材料、结构组成。”

　　而本科生们看到的，除了敦煌残片，还有唐代的藏经、唐三彩。毛建波捧着一堆盒子过去，有时是几件，有时是十几件，根据课程。如果讲到汉代的拓片，就可能要捧几十件。

　　这些藏品到了课堂，学生不仅能看，还可以摸，把玩。比如讲到秦汉铜印，还可以亲手拓上一回。

　　“那是80年代。你能想象亲眼见到这些有多难得。即便现在，那么多展览，但隔着玻璃柜的器物，同亲手把玩，这中间的差异又有多大？”

　　王伯敏带给他们的那种能亲手触摸的美，毛建波用了一个形容词：感性。

　　王伯敏，一个时代的煌煌述论者

　　文/潘宁

　　前年盛夏，文化新闻《名家谈艺录》很想做一个王伯敏先生的专访，非常莽撞地表达了想立即采访到老先生的想法。然后，在一个晴朗的上午，兴高采烈地来到城南一间普通的寓所，敲门前还大喜——终于如愿以偿了。

　　作为著名的美术史论家，王伯敏先生以五十年的时间长度孜孜以求，撰写中国美术界迫切需要的六部美术专史，把我国美术史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敲开那扇门以后，才知道我们的迫切，我们的鲁莽，我们之所以能如愿以偿，是因为一个老人以他的宽厚、质朴，让我们赢得了那个心满意足的上午。

　　那个时候的王伯敏先生，已经久未离医，“偶尔回家，不过一二夜，又需送院”——他怕我们热，让家人把柜式空调打开了，冷气足足的，我们甚至没有替这个羸弱的老人考虑过，在炎夏，充足的冷气是年轻人的礼物，一个在病中的八旬老人就这样把礼物送给了我们。

　　那个时候，王伯敏先生几乎已经失聪，我们的采访形式很奇怪，失聪的史论家用裁纸刀整齐地裁出一沓雪白的长方形白纸，我们的提问统统写在雪白的纸条上。

　　喧嚣沸腾的世界被按下了静音键，唯有生动的、变幻的影像，如同一条彩色河流，从他的视野中淌过，远去。

　　那个时候，他的声音还是蛮响亮的，他是温岭人，台州口音很重，“人们讲我脾气中有台州人的硬气、豪气”。

　　世界对于晚年的他而言，是一幅辽阔的大画，所有天地间的雷鸣、电闪、虫吟、林木呼呼生长、暮鼓晨钟，一切都在这张辽阔的大画之上，无声地驰骋。

　　30岁，王伯敏在某一天突然起念，取下心爱的古琴——他自幼上私塾，学会抚琴，并且弹得很棒——他将大部分琴弦抽掉，只剩下孤单的三根。从此，此琴难成曲调，成为一张“无弦琴”，至今仍挂在他家中客厅的一面白墙上。

　　“毁琴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可能我毕生的经历都会用在美术史的研究上，与古琴的缘分就到此为止了。”他不会游泳，不会打老K，不会骑脚踏车。 冥冥之中，他仿佛早就有了打算，像诗人海子写过的那样，“我打算出卖一切/ 除了火种、取火的工具 /除了眼睛”。

　　50年里，王伯敏先生一共写了一千五百万字，他所有的作品叠在一起，高度有3米3，“而我不过1米65，一个小老头子和它们站在一起，它们显得伟岸，这个场景很有趣。”

　　对于艺术长河中的任何一个艺术家而言，认识他们的价值，必须从艺术史的角度与坐标开始。长期研究与观察中国书画艺术的资深媒体人王群力认为，在中国，其实美术史论家的价值一直被低估，他说，没有艺术史地位的艺术家最终都是过眼云烟，美术界对于王伯敏先生的研究应该持续与进一步提升到一个更为广远的高度。（郭琳） 


    悼念王伯敏：中国美术史的奠基人 

    文/王凯

    【一种追思】

　　王伯敏(1924-2013)，浙江台州人。著名美术史论家。著有《中国绘画通史》《中国美术通史》等43种编著。

　　12月29日晚，王伯敏先生在杭州安详辞世。突然却也并不突然，201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几乎一直住在医院里。先生长子王大川说，父亲走得平静自然，去世的原因是器官衰竭。

　　王伯敏先生1924年生于浙江台州，1947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后赴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研究班深造，既是徐悲鸿的研究生，又是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弟子，自1952年起便任教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

　　作为中国美术学院史论系的泰斗，先生生前几乎每年都会到系里与学生座谈。令人遗憾的是，先生虽学富五车却并不善于言谈；而浓重的浙江台州方言，更是他与很多人之间交流的一道屏障。

　　近些年来，因为耳背愈加严重，拜访王先生的客人几乎都是以笔与他沟通，常常是偌大的客厅里，只闻沙沙笔声。王先生的客厅也是他书房的一部分，这里虽汗牛充栋，但井然有序，王先生时常会把曾经或正在做的研究与客人分享。王先生著书与常人不同，他以手写和复印将文字与图片按照书籍的排版要求，一张张贴在纸上，日积月累，翻阅起来就如同一本本已经完成的书籍，耐人寻味。

　　王先生手边最珍贵的，当属他耗时几十年累积起来的学术卡片。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卡片，将我国美术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中国自古以来有后朝为前朝著史的传统，然而就美术而言，直至近代才有滕固、潘天寿等以“中国美术史”“中国绘画史”进行系统梳理，王伯敏先生出经入史，以中国美术史研究独步当世，为学林公推巨擘。王先生的学术落脚扎实严谨，重史少论，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美术史学科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和杰出带头人，堪称“画史通儒”、“七史罕人”。

　　自1950年至1999年的50年中，他编著的出版物计43种，发表论文近200篇，总字数在千余万字以上。这一千多万字，按照图书装订的本数计算，共70余本，将这些书一本本叠加起来，相比他1米65的个子，实实在在的著作等身。

　　逝者如斯，先生已去，还记得几次拜访最后向王先生辞行，因为腿脚不便，他一个人站在客厅里向众人送别，挥手间怅然若失。在这个时代，先生无疑是孤独的，今后，很难想象再有像王伯敏先生这样的人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