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韩书力的汉藏绘画

　　当代中国汉族画家韩书力，1948年生于北京，1973年进藏，在西藏从事美术工作至今已整整40年。2013年“韩书力进藏40年绘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向京城的家乡父老、亲朋好友汇报。韩书力的绘画主要融合了汉文化与藏文化的元素，参照“汉藏语系”、“印欧语系”的语言学概念，可以称之为“汉藏绘画”。韩书力从小在北京汉文化传统圈子里成长，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京城琉璃厂文化街薰大”，196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8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研究生班(师从贺友直、杨先让教授)，接受了学院写实绘画的系统训练，1973年进藏以后又受到了藏文化艺术的长期熏陶，因此他的绘画逐渐把汉文化与藏文化的元素融合起来，形成了独具一格、画风多样的汉藏绘画。韩书力的汉藏绘画属于中国画的一种新样式，在精神内涵与表现形式方面都丰富和拓宽了当代中国画的艺术语言。    

　　韩书力的汉藏绘画最初在连环画创作领域崭露头角。绘画成就的大小不取决于画种的大小和画幅的大小，当代中国许多人物画名家都是从连环画创作领域起步的。韩书力创作的连环画《猎人占布》(1979)已开始尝试汉文化与藏文化元素的融合，藏族人物与动物造型基本上是写实的，西藏建筑与风景描绘则介于写实性与装饰性之间。画家在人物造型和服饰上力图表现藏族的特征，但画面的西藏风味还不太浓厚。他同时期的主题性创作彩墨画《毛主席派人来》(1979)，基本上走的也是许多汉族画家画西藏题材的写实路子。韩书力的研究生毕业创作连环画《邦锦美朵》(1982)，是他的汉藏绘画成熟期的最佳代表作之一，曾获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金奖、瑞士第一届国际连环画金奖，被中国美术馆整套收藏。《邦锦美朵》与《猎人占布》相比，写实性减弱，装饰性增强，藏族人物与动物造型趋向平面化、图案化，西藏建筑、人文与自然环境也趋向平面化、图案化，形式统一，配合协调。造型基本采用汉文化艺术传统的工笔重彩，图案大多采用藏文化艺术传统的装饰因素。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术界酝酿着“85新潮”，绘画追求形式美，流行变形风、构成风。韩书力的《邦锦美朵》的人物与动物造型也采用了适度的夸张变形，安排在超时空的构成当中。非写实的造型往往比写实的造型更能够揭示对象的本质，更能够凸显内在的结构与形式之美。超时空的构成开辟了想象力自由驰骋的空间。韩书力的构成可能是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更可能是受到藏文化艺术传统的启发。

　　他大量运用藏文化艺术传统的装饰因素构成他的超时空画面，而这些装饰通常兼有图案与象征的双重意义，使画面充满了象征性与神秘感的西藏风味。他变形与构成的基础，仍然归于中央美术学院写实绘画训练的背景。他的素描造型、工笔重彩、水墨渲染的熟练技巧，对形式美的敏感和把握，对虚实空间处理和色调统一变化的规律性认识，都是一般非学院出身的画家所不具备的。多年后画家自我反思，认为这套连环画“形式手法推敲过多而自我意识不够”。虽然他描绘的是西藏民间传说的浪漫主义题材，但他的形式构成主要是出自理性的设计，而不是非理性的情感宣泄，个性不太张扬，不过这恐怕正是画家“严谨有余、活泼不足”的内向性格的表现。今天我们重读这套连环画，仍然会感到构图新颖，想象奇丽，把汉藏文化元素融合得相当完美。《邦锦美朵》孕育着画家日后的汉藏绘画创作的多方面形式探索的萌芽。

　　韩书力的布面重彩绘画(英译Tibetan coloured paintings, 西藏彩色绘画)是整合藏传壁画、唐卡与汉传工笔重彩的一种汉藏绘画的创新样式，也是近30年来韩书力率领的西藏画家群体逐渐探索形成的“西藏画派”的典型样式。在韩书力的布面重彩绘画作品中，沿着《邦锦美朵》开辟的汉藏文化元素融合的途径，进一步向藏文化宗教神秘主义的纵深拓展。他的《藏女与水》(1993)以超时空的构成和装饰性的造型，把西藏的自然与民间的风情结合起来；《香格里拉》(1998，2003)把西藏的自然风光融入冥想的卧佛轮廓。《佛之界》(2002)、《有天窗的壁画》(2002)、《辉煌的无色界》(2003)、《色、空》(2007)等作品， 从藏传佛教壁画、唐卡中借用了超时空的象征性构成，又加入了画家超现实的浪漫幻想。《佛之界》中触地印的佛陀被画成通身透明的发光体，显示了佛陀纯净无垢、光华灿烂的精神世界。《色、空》中双修的明妃被画成虚幻的影子，也符合佛教“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哲学观念。《有天窗的壁画》、《辉煌的无色界》在成排坐佛或双修佛之间穿插安排了透明的几何图形，增添了画面空灵、神秘的幻觉。画家并非机械地复制或挪用藏传佛教艺术的图像，也并非简单地重复或阐释藏传佛教的教义和哲理，而是创造性地实行藏传佛教艺术传统的现代转化，同时表现了画家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批判意识和反思精神。他的作品《捻线的卓玛》(2003)把神圣的菩萨与普通的藏女有机地组合成同一个形象，既体现了菩萨的人间关爱，又突出了藏女的圣洁心灵。《灌顶图》(2001)、《错位的曼荼罗》(2003)、《代沟》(2007)、《金屋》(2007，2010)等作品，都寓有或明显或隐晦的社会批判、讽刺意味。在当今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西藏传统文化的流失已是普遍现象，雪域高原包括佛教寺院也未必纯粹清净。《错位的曼荼罗》中间破碎的坛场，可能象征着宗教传统的断裂。《代沟》的双修男女一分为二，半边手中的持物是各种法器，半边手中的持物则是印着红唇的信用卡、酒杯、色子之类，世俗的纵欲享乐代替了宗教的修行仪式。画家近期创作的《小鸟》(2012)、《雪霁》(2013)、《牛粪饼》(2013)等作品，似乎又回归创作《邦锦美朵》时期那种质朴、单纯、清新的西藏民间情趣，但更富有写实造型元素和现实生活气息。《归去来兮》(2012)和《不染亭下茶未凉》(2013)把藏传壁画、唐卡的画法与汉传工笔重彩的山水、花鸟、人物结合得更加紧密，不仅分别寄托着画家对仙鹤的自由飞翔精神的向往，对周总理的高尚洁白人格的缅怀，而且无意识地自然流露出画家对汉文化艺术传统深深眷恋的心理情结。

　　韩书力的藏纸、宣纸水墨作品，也是他独创的一种汉藏绘画样式。画家进藏20年以后，在眷恋汉文化艺术传统的无意识心理情结驱动之下，在创作布面重彩绘画的同时，重新画起了宣纸水墨画。他说明：“这时我的水墨已非当年的笔墨与程式，藏密艺术的许多元素已不知不觉地渗化到其中的笔韵墨章之中，其结果便是我的‘黑地水墨画’的形成，它或许能为人们提供一例新的审美样式。”他的藏纸、宣纸水墨画《佛印》(1991)、《乐空双运》(2000)、《拈花图》(2003)、《圣洁雪峰》(2008)、《喜马拉雅系列》(2010)、《青稞图》(2011)、《透视图》(2011)、《破壁图》(2011)等作品，确实渗入了不少藏密艺术的元素，而《金戈铁马》(2000)、《簪花仕女变奏》(2001)、《阳关》(2002)、《江山·美人》(2006)、《多寿》(2008)、《知白守黑》(2012)等作品，则更多是在类似黑地唐卡的浓墨背景上描绘汉文化艺术传统的意境。韩书力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的巨幅水墨画《高原祥云——和平解放西藏》(2009)，与他早期创作的彩墨画《毛主席派人来》比较，虽然人物还是素描的写实造型，甚至刻画得更加深入，但建筑特别是铺天盖地的祥云采用的是藏传壁画、唐卡的装饰性、程式化画法，也呈现汉藏文化元素融合的特色，被评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优秀作品。画家还喜爱用藏纸、宣纸在西藏各地民间雕刻的玛尼石刻上拓印，用水墨点染加工构成新的画面。他近年创作的《阳谋》(2010)、《相对论》(2010)、《文物》(2010)、《不报忧图》(2013)等玛尼石拓绘作品，西藏民间雕刻与汉族文人墨戏珠联璧合，寓意颇多讽喻，妙趣横生。   

　　韩书力的织锦贴绘作品，利用从西藏古玩市场购买的元明清中央政府赏赐给西藏地方官府贵胄的织锦、绣片，与自己手绘的图像拼贴在一起。织锦古雅温润的色泽图案与画家匠心独运的拼贴描绘，相映成趣，别开生面。其中《无珠》(1996)、《龙种》(2012)、《填海》(2012)、《金莲》等作品调侃幽默，令人莞尔；《岁岁平安》(1996)、《附庸风雅》(1997)、《鸡头凤尾》(2012)、《破壁》(2012)等作品拼贴巧妙，令人欣赏。

　　1984年韩书力考察西藏阿里地区古格王朝遗址，汽车在无人区抛锚困守了7天7夜。画家经历了生死考验，悟出了人生哲理：“善取不如善舍。”这从此成为他做人与作画的信条。2003年他创作的布面重彩绘画《新五佛五智系列》，包括善舍智、中庸智、不染智、虚怀智、宽容智，都是他追求的道德修养和人生智慧。从宗教修行的角度来说，取是贬义的求取(十二因缘之一)，舍是褒义的舍弃(施舍、给予)。从绘画创作的角度来说，善取是善于吸取，是做加法；善舍是善于舍弃，是做减法。韩书力的汉藏绘画主要吸取了汉文化艺术与藏文化艺术的元素，也吸取了西方写实艺术与东方传统艺术的元素(例如印度雕刻和细密画、日本浮世绘、埃及雕刻和莎纸草画等)。他的《新五佛五智之一宽容智》在佛坐像两侧胁侍的位置分别画着汉地的门神与西方的天使，表现了画家宽容的胸怀。“善取不如善舍。”取是一种领悟(综合)，舍更是一种智慧(创新)。在艺术上积累到一定程度，做减法比做加法更为重要。所谓做减法就是要强化个性，简化形式，化繁为简，化实为虚。《新五佛五智系列》实际上也是画家人格理想的象征，只不过画家的个性比较内敛，但并非不强。画家的“黑地水墨画”比他的其他作品更富有现代感，就因为笔墨形式更为简洁，黑白反差更为强烈。

　　2013年韩书力在他的玛尼石拓绘作品《独在异乡为异客》上题跋：“余居雪域已然有卅九个春秋矣，只是自己浑然不觉也。”多少透露出画家的孤寂之感和思乡之情。人生有几个40年？韩书力进藏40年，不仅率先创造了汉藏绘画的辉煌成就，而且培养了巴玛扎西、阿旺扎巴、边巴、次旦久美等一批藏族画家。他舍身忘我为西藏美术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和壮年岁月，不仅感动西藏，而且感动中国！（王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