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如琢：我第一次来杭州西湖是在六十年代的文革期间，全国的很多地方我都去过，除了北京是我的故乡外，杭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城市。西湖的变化我很清楚，在2000年以后它不断改变、扩大，这种变化我觉得（西湖）越来越美，尤其是走在白堤上，春天，最好有点小雨，两边桃花盛开，恍如仙境。西湖是一个好地方，能够在西湖博览会旧址这么好的地方展览，我觉得胜过浙江美术馆。没有比这里位置还好的地方，这里出门就是西湖。

李瑞环（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题字

饶宗颐（国学大师、西泠印社社长）题字

艺术仓：当今画坛难得出现像崔老这样的大写意创作，您怎样看待大写意和小写意？

崔如琢：实际上画中国画，大小不是衡量艺术品好坏的标准，中国画可大可小，小不一定就不好。但是客观上来讲，大就更难把握，因为大作品内容较丰富，不丰富就空。像齐白石、黄宾虹都是画小写意，他们一生很少有大作品，潘天寿、李苦禅等先生就有大写意作品。

艺术仓：您觉得在学习中国画过程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崔如琢：中国画和西洋画不一样，中国画讲究传承，临摹是一种手段，也是学习中国画的必经阶段。但是学习不是创作，所以学习传统但不能重复传统，你学习别人也不能重复别人，当然自己本身也不能重复。

中国画的要求很高，因为它的历史太悠久了、积累了丰富的美学思想和技巧，所以在学习中国画的时候就必须要研究历史。就比如你学习作诗得先熟读唐诗、宋词。有些人临摹完了以后当做创作那是不行的，急于求成也是不行的。中国画要成功是很难的，你看黄宾虹，他80岁以前的画还没有完全成熟，齐白石70岁以前的画也不是很成熟，二者基本上都属于大器晚成。

当然也有像潘天寿、傅抱石这样的天才，他们的画很早就成熟了，像潘天寿35岁以后的画就很成熟、傅抱石40岁以后的画就很登峰造极了。

崔如琢先生接受艺术仓记者专访

艺术仓：对国画和油画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您是如何看待的？

崔如琢：艺术是民族与世界的结合点，潘天寿说过“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每一个民族是属于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也是一样的。

而当年徐悲鸿和潘天寿在这一方面的观点是不一样，早年徐悲鸿在法国学的是古典油画，而当时的西方绘画艺术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油画还是新东西。

我认为我们学习油画、画油画无可厚非，但是你不能用油画这种理念、这种思想来改造中国画，而且东西方文化本身是有差异的。西方写实、东方写意；西方的底蕴是科学、东方的底蕴是哲学；一个是意象的、一个是具象的。系统完全不一样，西方追求眼睛看到的世界，中国强调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灵世界。你不能把西方的东西，拿来改造中国画。这也就是当年徐悲鸿和潘天寿的分歧所在，现在看来，潘天寿是正确的。

从宏观来讲中国的油画，水准很低的，因为任何文化、任何艺术都是有土壤的，而油画是外来的，它的标准是西方的，话语权也是西方的。而中国的油画是从解放后开始学习俄罗斯的，俄罗斯的油画在西方是三流油画，而现在我们画的油画还远远不如俄罗斯。现在的油画家，像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吴冠中等，他们的油画统统是不入流的。他们之所以有这些艺术地位，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画元素融合进去了，所以徐悲鸿的国画还是有历史贡献的，林风眠的这种中西合璧也是有历史贡献的，吴冠中也如此、刘海粟也是。但是我们单纯讲油画，那我们当代中国的油画水准是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