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叶永青：大理给了我业余者的眼光

    在大理，叶永青有时坐在音乐边上，有时坐在诗歌边上，有时坐在仁波切边上，有时也坐在社会割裂的圈层边上。唐志冈说他像PVC管的弯头，到哪里都可以接上。

　　叶永青有工作室吗？他在五座城市有六个工作室，北京两个，大理、昆明、重庆、伦敦各一个。

　　叶永青有工作室吗？他从不安定下来，总是轻手轻脚回来画画，潇潇洒洒出外游逛。

　　他所有的画室都很干净，通常只有一瓶墨色和几支眉笔，颜色也不会比少年习画班的小朋友丰富多少。“这些年我练就了一套可以随时开动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方式，我的作画工具有时比儿童还简单。”

　　但他的阅历和创作却炉火纯青。

　　他的下一个创作计划是：往清迈绕一圈，绕到热带，一直去到塔希提岛，一路写生，写日记，什么有感觉就做什么。这个计划叫“早安高更先生”，向他80年代的偶像高更致敬。

　　110张小画是他在不确定性和末世情绪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小感触。

　　叶永青的2014年是从110张小画开始的。

　　“时间的小偷”是美国作家东尼·希勒曼的小说名，用做展览名是叶永青的庆幸和自况。“只有画家是一个幸运者，是能够偷一点时间的人，能够从岁月里打捞出一点记忆，打捞出一点片段。”

　　这些小画断断续续而来，是叶永青在大块创作和应付展览间隙偶然留心的产物。在上海龙门雅集的展览开幕式上，画廊女主人李亚俐表示：这些画是一个整体，不拆开来卖。

　　尽管如此，观众还是免不了在心里掂量自己到底喜欢哪一幅，但对叶永青来说，110张画之间大有关联，少了哪一个片段也不成。“这种关联就是这四年的时代氛围，是我在不确定性和末世情绪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小感触。”

　　在2012年末日传言最兴盛的时候，很多人移居到大理，他们买房子，挖地道，储存粮食，准备真的发生危险了就出来普度众生。“那段时间每天早上四点钟就有很多人起来敲木鱼念经。”就在这种慌乱之中，叶永青做了时间的小偷。

　　一件大作既可以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对一张画布完成，也可以由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构成。

　　在前几年展览、美术馆和艺术区的扩张中，人们看到的是最大的作品和市场的涨潮。虽然如此，艺术家其实一直都在悄无声息地做着另外的东西。比如方力钧走到哪里都在动手画水墨，从不间断。叶永青也有很多画在东巴纸上的手稿和涂鸦。这些小画以前被热钱和粉丝遮蔽掉了，在潮落时才显现出来。

　　2013年，叶永青在崔各庄的工作室遭遇强拆，他不得不把北京的小画全部打包寄到大理。“有一部分画完了，有一部分没画完。因为我经常是比较着在工作的，到大理以后，我可能会比较集中地画一批小画。”

　　中国文人画的题材相近，基本上是山水、花鸟、人物三大类，这一类东西也最能激发出中国人的感觉。在龙门雅集的个展上，藏家总是第一眼就看上他过去创作的金孔雀与米山水。

　　叶永青却不想总是提供不出错的美。

　　他有文人气也熟悉西方绘画的根底，在他笔下两者和谐相处，一切皆可入画。世人随手拍，而他随手画。表面像开玩笑，但其实是很认真地在经营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他的画很轻盈，尤其是这110张小画，跟现实咬合得不是那么紧，总是跳出一点，理想化一点，清新一点。看这些画，像翻阅他的微信朋友圈，他去了哪儿，见了谁，想了什么，都有迹可寻。

　　但就算是中国画家里最松弛洒脱的一个，他仍知自己拘谨。1997年开始，叶永青在基金会赞助下每年去伦敦工作三个月，他发现“一个黑人的表达就真的和一个猴子差不多，没有任何负担和束缚”，而中国人始终被文化和社会捆绑着。

　　叶永青接受这种拘谨，并努力从捆绑中寻获最大的自由。如今他的创作逐渐清晰起来，一方面用很西方的涂鸦方式来表现中国绘画的题材和图式，另一方面用中国式的涂写来画表现主义架构的绘画。

　　你可以说他是在画画，也可以说他是在写心，而他的心就一直在东西方之间混搭摇摆。他有点善变，但这就是这个时代中国艺术家的真实处境。

　　“大理给我一个新的视觉，这个视觉是一种业余者的眼光。”

　　2008年，叶永青因为奥运移居北京，并被首都的人迷住了。“我认识的最有意思的朋友都是在北京，最好玩的人也都在北京。”

　　但是这几年，他开始觉得北京没有营养了。艺术家只是在一个很狭窄的管道里生存，这根管道简单地说就叫“展览”，大家为展览而劳作，为展览而相聚。艺术圈不产出新东西，也没有新面孔。“老朋友都特别熟了，熟得像有亲情，基本上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能预判出来，话题也全是重复的。”

　　这时候，白羊座贪新厌旧的本能就会跳出来，烦恼就出来了，痛苦也出来了，他开始强烈地想去一个新的地方。

　　大理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虽然到大理的人各有目的，但英雄不问来处，大家在一起，对彼此的判断是看对方有没有意思，绝口不提自己为稻粱谋的那些事，人性的可爱之处会被看见多一点。

　　“林语堂以前也讨论过，中国人一做正事就变得很讨厌，一进入政治或经济领域就变得很丑陋，所有的魅力都荡然无存。但是一个很可恶的人当他空闲的时候，有趣的部分也会释放出来。”

　　大理让叶永青觉得新鲜，那么多新移民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涌来，这些人还有满身的能量。唐志冈去了大理就怒了，他不喜欢这些人，觉得他们每个都雀神怪鸟(云南方言，指怪诞离奇)。“只有叶帅你这种人可以和他们打交道，”唐志冈说，“你这种人就像PVC管的弯头一样，到哪里都可以接上。”

　　一方面叶永青是万金油式的人物，另一方面他最崇拜的一句话是“为而不有”。“我们云南男人是不干事的，云南所有的事情都是女人干。男人管大事，女人管小事，但是没大事。男人管天啊，地啊，国际啊，政治啊，但这些都是吹牛的事，所以男人什么事都没有，背个孩子抽烟，拉二胡，放牛羊。”

　　初到大理时，他与太太约定什么事都不做了，就在那儿休息。但后来还是忍不住，把四川美院的乡村田野调查课拿到大理去上，2013年开始还和张杨、奚志农组织了大理下午茶。

　　叶永青把这些作为理解为自救而不是济世。改善自己周围的环境，相当于在自己的小空间里打扫一下卫生。

　　“大理给我一个新的视觉，这个视觉是一种业余者的眼光。”叶永青说。各种有意思的人经过大理，叶永青就约他们喝茶聊天，使雁过留痕。而他自己，有时坐在音乐边上，有时坐在诗歌边上，有时坐在仁波切边上，有时也坐在社会割裂的圈层边上。

　　叶永青仍是一根有匹夫之勇的痛感神经。

　　“要做一根神经，首先是你不要先把自己当成一个群体的代表，而是回到个体，回到真正的生命。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是不敢单独出门的。”

　　叶永青仍是一根有匹夫之勇的痛感神经。

　　“在这个时代，只有艺术这个行业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匹夫之勇，因为你就是你个人，不需要太大的团队。但现在因为资本和许多其他的东西，每个艺术家其实就是一个公司了。”叶永青独自走来走去，也是在逃避成为一间艺术公司。

　　中学毕业那年，叶永青差点儿进旅游局宾馆当服务员，如果当时没考上大学，他很可能最后会变成一个导游。“如果我做导游一定是很有才能的，云南我是义务做了多年的导游，有七块高尔夫球场是我带着人去投资修的。”

　　上世纪90年代，叶永青开始了单枪匹马的游历。每次回重庆总是带回很多信息，川美老师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侦察英雄”。各种趣闻轶事，由他讲出来就变得特别有趣。张晓刚戏称叶太太甫立亚嫁了两次——过去腼腆没话，后来口若悬河。

　　现在，见多识广的“侦查英雄”回到了大理。

　　“虽然大理是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但真的是风云际会，各行各业有意思的人群，有的在那儿居住，有的从那儿经过。那儿有中国其他城市没有的情况，另外一种繁荣，这种繁荣实际上是思想和知识的汇集，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改变。”叶永青说。

　　很多人觉得他是在过着一种告老还乡的生活，只有叶永青自己不这么觉得。“我承认我是返乡生活，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大理就是归宿。我还是喜欢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