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见认为天地万物皆有形，与之观照就有意，意必生思，所以，“意”、“思”两字可释放的含义，也是十分深广的。不过，规束到诗画的特定区域，从约定的诠解，可以说是“耐人寻味”，“有讲究”，并且作为作品水平深浅的衡定标尺，检测准绳。“有意思”这个门槛，确实不低，《文心》说“寂然凝虑”，“悄然动容”，神居胸臆，志气统其关键便是意。左拉说：“一件艺术品是通过某种气质所看见的自然一角”，这一角便是反馈了“意”之所在。

　　中国画重意，是从它的特定形式所必需持有的。清沉宗骞说“笔以发意，意以发笔”，王原祁说“意在笔先”，试看“意”有多么重要。

　　邵琦：有了意思也就贯通了，流畅了。

　　薛邃：其实我一直在寻求突破这个“流畅”。但从笔墨而言“流畅”并非一件好事，从负面来看流畅是艺术家的悲哀，它会堵塞心智，自囚手足，使艺术形态定格僵化。最可怕是艺术的僵化，而流畅往往会成为它的“催老剂”。古人在“畅神”之外强调拙味，生涩，以之消解畅熟。

　　邵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训。你走过很多地方，现在还是不断出游？每次远游归来，带回的是画多，还是诗多？

　　薛邃：“古人语亦必三思之”这是我离经叛道的忤逆之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培壅学养，增强见识，从理论上讲是不错的。但只读而不思，只行而不察，未必有用。有些人足迹广远，对山川没有动情，读书无数而没有审辨，所以“日食万橱无下箸处”，被古人讥为苦行僧和两脚橱。大疑大得，小疑小得，不疑则没得矣。

　　董其昌是极力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他的要旨是脱去尘俗，脱去的过程是过滤和筛选。我平生喜欢游山玩水，也如郁达夫说的“总要写点歪诗”，但并非每次游山便能写出东西来，“孙登无语空归去”的情景是常有的。

　　邵琦：你常说作画如作文。这种相似也可以用“诗画一律”来概括，不过，在这个大命题下面，各人都有不同的体会和经验。

　　薛邃：传统文艺写作中，对“比”、“兴”是很重视的。《文心》所谓“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山川予人以审美理想追求感觉的饱和，就会以各种事物来充填想象的空间，这种移情托比都能饰化对象、推加精神满足而牵引美的享受。因此，看山作文的比喻也是在此范畴之中的。至于绘画中的“诗画一律”则更是目同心会、手智融合的成果。

　　邵琦：最后一问，山水画是什么？什么是山水画？我觉得怎么回答此问，对一个画家来说，往往确定他画什么和怎么画，也决定了他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取向。

　　薛邃：这个问题的研讨，已有许多高明作过探究，掂量着我未必能另辟蹊径说点什么。

　　山水画的是自然风景，但不叫风景画，而一直以“山水画”命名(有时只称山水不带“画”字)，从未因西法东渐或是如徐悲鸿那样意欲以西法改革而易名。从近处来说，千余年深厚的民族文化不是轻举妄动可以改变的，从远处来说中华民族的气魄，与高山大川等同，乐山乐水的智者仁者更是明确推戴山水所蕴含着的人文哲理，所以把山水代表自然风貌是极为相宜的，山水画成了特定的名称，成了思维习惯下的定义，所以即使一木一石，一岸一舟，还是被称之为“山水画”，这就不难看出这个名词的分量了。至于清张潮说的“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山水也”，更道出了中国文人对山水情怀的推移。

　　山水画作为各门类之首，也就是由于它的容量包恢含宏，有气势、有气韵、有气格，再添诗情文意，真真巍巍乎大哉。我认为，山水画怎么画都可以(并非专指题材、格局，材料、技法)，因为既然是中国人的情怀，中国人的意境，用中国人的笔墨来写自然的山水，其结果也必然会传达山水画的诸多元素和特征，绝不会和西洋画混同，哪怕是当前许多以素描方法来画山之凸凹，水之倒影，惟妙逼真有失古趣，但仍然是一幅中国画。（作者邵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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