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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生肖”在民间绘画中常见,在文人画中却少见。不仅是因为画家们不屑此类“俗”材,也是因为难画,十二种动物的塑造,求其相似未必求其生动,求其生动却难以求其笔墨与个性表现。“十二生肖”能成一册,足可见徐悲鸿出色的技法能力与艺术素养。
徐悲鸿自小就爱画动物画。但他第一次画的并不是马,而是虎。源于父亲给他讲《论语》时,当讲到“卞庄子之勇”一句时,悲鸿问道:“卞庄子有何勇?”父亲回答:“卞庄子能刺虎。”于是便对虎发生了兴趣,央人为他画了一只虎,并津津有味地照着描画起来。后来父亲指着他画的虎含笑说:“你这画的象条狗啊。”这是有记载的徐悲鸿的第一张画。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徐悲鸿自小对勇武精神的崇拜,这种尊崇和连同现实社会的处境,造就了他的性格。这也是后来他热衷于画马、画师、画鸡一类动物的精神根源之一。
徐悲鸿十岁便随父亲学画。十四岁随父亲外出谋生,给人画肖像、山水、动物屏条、写春联等。当时的强盗牌香烟盒中附有动物画片,悲鸿很爱搜集,又得到一本日本的博物标本画,开始认识猛兽的形状,经常临摹,由此产生对动物画的兴趣,研究绘画动物的表现方法。十八岁(1912年)第一次由宜兴去到上海,在马戏团见到真狮、虎、豹等野兽,徐悲鸿说道:“厥伏威猛,超越人类,向之所欣,大为激动,渐好模拟。”可见,此时他已经追求“模拟”写实的方法了。二十岁时画了一幅马,寄给上海审美馆馆长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并得到两位先生的赞赏,并请他再为美术馆作四幅仕女画。二十五岁(1919年)在赴法留学,途径西贡,共停留三天,对那里的动物园尤感兴趣,并对珍禽异木进行素描。1921和1922年居柏林和巴黎期间是其集中用功于动物画的两年,凡晴天总往博物院或动物园作画,寒暑不辍。为画好狮子行走时抬起的一只后腿,曾一连三个月到动物里进行写生。这一阶段的练习为他的动物画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归国后,为凶猛动物写生的机会不多,便转而画饲养的宠物或平日所见的动物。1939年他在南洋办展,因为寄居的朋友家养有许多猴子,便开始画猴。为了将猫得传神,曾同时养过8只,徐庆平回忆说:“虽然父亲每天下班后特别累,但他还是坚持坐在躺椅上,一边拿着乒乓球跟猫耍着玩,一边观察猫的神态和动作。”由此可见,徐悲鸿对动物画的热情和兴趣远远胜过对自然山水。
徐悲鸿中晚年动物画数量巨大、种类多,既是他抒发个人情怀的主要方式,也突出体现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成熟风格。他笔下的猫、鸡、鹰、狮以及几乎成为他标志性符号的马,都能极好的体现出这双重的修养和明确的风格。
细观之下,不难发现,册页中的鼠、蛇是徐悲鸿极少画的,而画龙是仅此一次。十二生肖是中国的文化习俗,他们结合在一起是民族特征的文化符号,故而,整体册页的绘制和独幅创作这些动物,在心理上,差异应该是很大的。比如,龙仅存于神话,现实中不可见,所以依袭传统,却将龙身至于大团墨云之下,既增添了神秘性也不做过多想象。蛇捕鸟虫、两鼠觅食、猴戏树梢、骏马饮水等,毫无例外的,所有动物都处理的相对温和,从而避免了强烈的冲击性,背景都与动物习性或所依存自然生态有关,整套册页都保持了一种雅致和谐的格调,尤其符合十二生肖这种特殊题材。
《十二生肖册》艺术特点是造型简练真实,神态、笔墨都生动有趣,体现了徐悲鸿动物画创作的极致。如此准精准的造型能力源于他扎实的素描功底,以及对墨的运用。在这里,笔墨完全服务于造型和形象表现,这一特点,根于徐悲鸿的“写实主义”艺术观和学习西画的经历。可以说,《十二生肖册》是徐悲鸿“中西结合“体系下的一件作品,而这种特征与风格的成就在中国画的历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位置,对于20世纪中国画的改良变革产生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