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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余辉受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之邀,在第二期艺术史研究工作坊上作题为“《清明上河图》揭秘”的主题演讲。在讲座上,余辉分享自己过去八年间对千古名作北宋《清明上河图》里面深藏着历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的信息的梳理和研究。
中国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为北宋风俗画,是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余辉指出,虽然《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繁荣的街景市容,但背后反映汴京内外的诸多社会问题,甚至有的还跟国家的危机有关。余辉认为,张择端的创作动因是出于对朝廷社稷的牵挂,以“曲谏”的方式劝诫宋徽宗关注社会危机和军事防卫。
画面中隐藏着社会危机、管理失控
打开《清明上河图》,一个供消防用的望火亭就出现在卷首。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汴京“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驻屯军兵五百人”。因开封城里分七十二坊,每一个坊都有一个望火亭来查看火情的。余辉指出,图中的望火亭上面没有人值守,“下面这两排房子按理应该是消防兵的兵营,这叫军坊民用,这在开封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
过去的研究者谈到《清明上河图》,都谈到里面所反映的漕运,余辉也从这个方面论述画面背后的危机。余辉介绍说,北宋初期粮食一直都在政府手里,有足够的官粮才能防止粮价上涨,维持社会稳定,官方的粮食运输都有军人在后面押守。
但在《清明上河图》上,运粮的工人每人发一根筹子,搬一袋给一根签筹,采用计件工资制,已经看不到官员或军人。“当时(粮食)已经是私家的买卖,政府已经失去了掌控力,画家很敏锐把这个细节画出来,粮食运输很发达,物流通畅,其实这里面隐藏着危机。”余辉说。
除了行政制度上的缺失,《清明上河图》还绘画出社会管理的失控。画面中心,发生一起船桥相撞的冲突事件。余辉说,按理这里应该设有警示牌,船身快到了就应该止步,放下桅杆,但没有人管这些事情。而在桥面,严重的占道经营造成交通堵塞。在当时就因为占道经营,消防人员无法通行,眼睁睁看着远处的火可以扑灭的没法去扑。余辉强调,官员在画面里也占道。坐轿的是文官,骑马的是武将,在桥面上相遇了,谁也不让谁。“手下的护卫个个都张牙舞爪的,这时候显得特别精神,狐假虎威的。”
余辉认为,《清明上河图》绘于宋徽宗崇宁初年。北宋一朝,对官员们开放言路。余辉介绍说,徽宗在登基的1102年昭告天下,要求官员们对他的执政提出意见,提得对的奖赏,提得不对的按大宋规矩不予追究。
“徽宗看到这个图内心是很矛盾的,画得好,很有感染力,很真实,所以他在前面题签。但宋徽宗历来讲求作画要祥瑞事物,这样会给国家带来吉兆。所以他的花鸟、山水画都是一些吉祥物。而在这个画上面,徽宗一看就明白,画的是当朝的事情,所以他没有收藏,给了他名义上的舅舅。”
“他要集中表现的是当时的社会问题”
千余年来,《清明上河图》声名显赫,仿摹者众多。学界普遍认为,现存故宫博物院的为北宋张择端的原作。而余辉还比照了最具代表性的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明代版和清代版。
在卷首,宋本里的人们或驮着木炭进城销售,或踏青扫墓,看起来都很清苦,不是喜气洋洋的。而在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款《清明上河图》上,出现人们娶亲的队伍,到了清本,场面更大了。“大家知道清明节无论是哪朝的皇帝都是不能娶亲结婚的,那天是上坟和日子,画这个说明什么,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表现的是什么,是在清明节这一天开封城里发生的种种事,明代、清代的画的清明节,已经发生变节了,已经不是一个节了,画这个清明是政治清明,而不是季节上的清明。”
余辉分析,明本为苏州画家所作,迎合观者的喜好,不去表现那些社会阴暗面,而清本《清明上河图》是乾隆皇帝登基第一年画的,体现乾隆登基之后要实现的政治理想,皇帝的政治抱负是国泰民安,不可能画社会弊病,这些造成了《清明上河图》到了明清的根本变化。
余辉继而从更多细节进行比较。如上文所述的船桥相撞的冲突事件,在明清版本中已经看不到了。明本中,船桥相安无事,没有官员争道。清院本中,有着严格的社会管理,有专人护桥,进城靠左边行,出城也是靠左,分开来走,井然有序。
在对社会风貌的描写上,张择端所画的街道虽然熙熙攘攘,但仔细看看,都只是卖日常用品。明清《清明上河图》街上还有很多卖名人字画的,卖古玩的地方;清院本的街上市井是井井有条的,没有占道经营。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而以苏州为蓝本的明代版中,民团正进行军事训练,进城门就是一个城防机关,上书“固守城池,左进右出,盘查奸细”。余辉介绍说,明代苏州一直提防倭寇,在画面上,还可以看到有热兵器、火药炮弹和戚继光发明的狼铣。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清明时节本应出现很多事情,但是张择端其他喜庆的场面一概不画。“他怕冲淡这幅画的主题,他要集中表现的是当时的社会问题。”余辉说:“通过比较张择端的目下所见与笔下所绘之差异,再与明清时期诸多《清明上河图》相比较,我们判定出他创作动因是出于对朝廷社稷的牵挂,以曲谏的方式劝诫徽宗关注社会危机和军事防卫。”(朱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