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的形成与变迁的历史来看，天津无非是渔牧耕织，尚武崇商之地，民风淳朴，性情侠义。其实不然，天津早在三百年前就是名噪南北影响世界的文化名城。之所以把津门画坛确定为三百年，是因为津门画派在形成时独具特色，延续中受到社会上层的关注和影响，使津门画派有了坚实的基础，更为津门画派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因此，三百年以来，经过天津千百画家，传承延续，努力探索，经各时代的重视和保护形成了津门画派。津门画派是前人栽树，后人浇灌，有划时代大家的贡献，也有甘做铺路石，课徒授业小画家的作用，有知名度很高的大画家支持，也有名不见经传，却能施一技之长的小画家做铺垫。应该说津门画派是个群体，有传统又有创新，有传承又有发展，有逝者，更有来着。所以说，谈及津门画派的发展，应是有宗有绪，有特色，又有共性。不能用今日眼光否定过去，更不能用过去尺度要求今天。本文就是侧重这一点，比较简约地做一下阐述。

一名园集萃文人云集画坛胜迹影响至今

早在三百年前，天津就是名噪南北影响世界的文化名城。清代初年，天津的问津园；天津文化大观园——水西庄；天津的海光寺等，以其独特优美的园林艺术、规模宏大的辉煌建筑名闻海内。园主人以雄厚的经济势力、非凡的多识博才和独有的宽厚胸怀，影响并吸引了国内南来北往众多的文人墨客。帝王将相、宇内巨擘更是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和青睐。这些名园是当时国内最富盛名，文化名人雅聚最多，文艺作品最丰盛的胜地。乾隆皇帝十次来津，四次驻跸水西庄，吟诗题碑，留下额高七尺的御制诗碑；明末清初，书画大师石涛曾到津，住在大悲院，留下行迹与画绩；清末民初，大画家吴昌硕盛赞天津画家张孟皋画风，对其十分仰慕与折服；国画大师齐白石对天津画坛更是高度重视，往来甚密，留下佳作，建国后亲自为天津美术家协会题匾，沿用至今。

说起天津名园，首先应该是水西庄。水西庄，坐落在城西北三里，南运河南岸（今芥园水厂），是当时天津乃至国内最著名，能与苏州拙政园、留园相媲美的名园。园中揽翠轩、枕溪廊、数帆台、藕香榭、花影庵、碧海浮累、泊月房、绣野簃……等名建筑特色各异，加之参天古木，假山花石，荷塘芦荡，掩映生辉。春夏之交园中紫芥盛开，乾隆皇帝赐名“芥园”。此时，漕师督粮，由运河北上，停舟于此，水西庄一带人影如云，市声鼎沸，为天津最繁华商贸文化地区。

水西庄主查氏，查日乾与其子查为仁弟兄一起，经康、乾、雍三朝而建。查氏家族由经营芦盐运销，成为天津著名的百万富翁。查为仁先生是集诗、书、画、收藏为一身的大家，平生酷爱金石、书画、碑帖、图籍的著名诗人学者，更是一位丹青妙手。从传世的《墨梅图》就可以看出他的绘画功力和文化底蕴。他重义好客，性好交游，收罗宏富，以地主之谊聚集南来北往的书画家、诗人、学者几百人。名儒陈元龙、杭世骏、历鹗、汪沆、赵执信及乾隆皇帝的重臣张照都为水西庄的座上客等。一些画家在他的经济资助下倾心创作，留下不少稀世珍宝。

早于水西庄数十年的津沽名苑----问津园，同样在天津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重大作用。问津园位于天津锦衣卫桥以北，旧金钟河畔，曲折幽静，是一座幽雅充满诗情画意，又极负盛名的私人别墅和园林胜地。园主人在顺治年间，以行销长芦盐开创家业，至张霖一代，已家盈万贯，成为北方赫赫有名的大盐商。问津园内树石葱笼，亭榭疏广，垂杨细柳，流水泛舟。亭宇中名人字画、鼎彝古器、香烟袅袅。凭栏，可观海吟啸，仰望可睹旭日东升；夜静可聆听城楼樵鼓梆声。四时花木，步移景异，既豪华又美丽。随着家业的兴盛和私家园林的建起，张家的名声大振，途经津门的海内名士纷纷慕名而至。张氏利用自家园林，“延钠四方名俊”，途经津门的海内名士纷纷慕名而至，一时北游之士往来如云。据记载，当时明史纂修者，大文学家姜宸英和梅文鼎、沈一揆、徐兰；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博学多才的学者朱彝尊；现实主义诗人赵执信在问津园居住时间最长。他们不仅在园内留下墨宝，更使南北各地文化交流、融通，打开了天津人视野。后人评价问津园，“若人文之盛，又有张氏遂贤堂，（即问津园）查氏于斯堂（亦水西庄）大江南北知名之士聚集于斯者，踵相接。津沽文名，遂甲一郡，是鱼盐武健之乡，而为文物声明之地，”（《津门古文所见录》）。

海光寺，也是天津名噪一时的文化盛地。主持诗僧成衡（字湘南）是一位书画俱佳，善交风流雅士的高僧，其书画造诣和寺内文化氛围也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一时也成为津门文化胜地。

据天津县志记载，康熙年间，天津总兵蓝理在津城南开垦水田种稻，邀名僧成衡创建寺庙，成衡恭请康熙皇帝御题“海光寺”，至今已有280余年。海光寺建成后，四周稻垅纵横，遍地蛙声，成为津门一胜景，善男信女纷纷礼佛，骚人墨客，亦聚此玩赏，留下画迹、诗咏。成衡因精画山水，来寺做主持前，供事内廷，康熙皇帝所赐大臣画扇，多为成衡所作，落款“臣僧成衡谨写”。成衡著《海光寺志》八卷，未流传下来。《天津县志》亦称“衡书画俱入逸品，所作诗不下数千首，绝类大苏”，其诗作《海光十景》，其中沽墅停帆一诗，为世人称善，从其“撑蒿深柳湾，晒网丛芦罅，收帆并放帆，董巨画图借”诗句分析，无山水画造诣，是写不出有如此画意的名句。

纵观天津画坛发展史，此时的书画家多是兼职，他们中有的是入仕、有的从武、有的经商，更有一些社会名流、学者、诗人兼工书画者。他们往来于名园之中，宴游觞咏，吟咏挥毫，鉴赏文物、书画交流，著书立说。这些人中，最值得提的是职业画家长居水西庄为查氏座上宾的朱岷。

朱岷（？——1759），清雍正中期，江苏武进人，书画善绝一时。年轻时，北游山东，赘于山东德州张氏，张夫人去世后，被水西庄查为仁先生所招，定居天津。继娶天津孟氏，生子、女八人，幼女嫁与津门望族梅家，即津门诗人梅成栋之生母，其子朱光觐、字仰文，是梅成栋授业之师。

朱岷以诗书画三绝而以画为最的佼佼者，他与水西庄主人及南北文人书画家结社，一时为津门文坛之胜地。天津博物馆收藏他于乾隆二年（1737）为查为仁三弟查为礼所作《秋庄夜雨读书图》长卷，就是对水西庄的真实写照，从中可以领略朱岷于写实与写意有机结合，诗情画意融为一体，为我们留下了当年水西庄的珍贵风貌。已故著名书法家龚望先生收藏的《墨石图》，可谓朱岷的传世佳作。此画一石突立，占据画面四分之三，隶书题字，行草落款为“乾隆”戊辰八月二日作于展蕉轩。据记载，朱岷书画艺术不但得到查氏的推崇和画坛认定，还被当时的大画家戴熙所赏识，并成为挚友。

二星海灿烂流派纷呈通贯南北各展特色

津门历史上的画家，可谓繁星闪烁，业绩辉煌，山水画，融古开今；花鸟画，领先南北；人物、竹兰有地方特色，书画俱佳、怪人怪才以及“别技”、“绝活”，更使得津门画坛纷呈异彩，别具特色、可歌可泣。

天津名画家刘芷清先生在《津沽画家传略》中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清朝至民国，津门著名书画家就有百人之多，工山水者有于溥、王玉璋、王成烈、王汝成、王新铭、王聪、王霖、史源绪、冯向华、邢元植等；擅花鸟者有王文锦、沈荃、宋永裕、何维贤、吴景江、张友仁、张敬铭、张长林、胡峻、马家桐等；精于人物者有萧若衡、高荫章、郭昆、侯秉衡；长于竹兰梅菊“四君子”者有于克勤、尹溎、刘锡、李竹林、李竹坡、张湖、梅振瀛、梅履端、孟继埙、吴人骥、曹香士、曹鉴泉、省泉、高迈伦、周让等，以及华兰、华石汀、华琳、辛泽恒、辛樾、陈懿、陈介、陈珍、陈靖、周彦白、赵菱州、严信厚、张胜、张樾荫、穆寿山、穆倩、戴克昌、孟毓梓、刘栋、唐毓厚、敖乡、徐涛、黄葆谦等，书画专著如《画征录》、《书画过目考》、《历代画史汇传》、《图绘宝鉴续集》等均有载录，不但在津门留有鸿声，在海内外也有相当的影响。由于篇幅所限，在三百年跨度的历史长河中，画家的涌现，不可能是均等的，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和特色的极大建树者众多，很难一一细述，本章只能从中精选出极具有代表性和独具特色的画家进行介绍，以飨读者。

金玉冈，（1710—1773）字西昆，号芥舟，晚号，黄竹老人，是康熙、乾隆年间，天津享有诗书画盛誉的名士，书法深得唐初虞世南、薛稷笔意，画学倪高士之逸致，开津门一代山水画风的书画家，还是一位在津门诗书万卷，遨游万里的著名旅行家。他生逢盛世，不求仕进，不慕富贵荣华，不合流俗，一生“高淡成性，沉渊于学”，终生布衣过者隐士的世外生活。据梅成栋《金芥舟先生传》载：“居城之西北隅，构其宅曰杞园，有亭曰沧莨，颜其居曰黄竹山房，植黄竹一丛，暇时莳花磊石，与沽上诸名士风雨相聚。蓄一鹤，甚训，每煮茗弹琴，鹤侍左右，若童子”。从中可见先生淡泊人生之概况。金玉冈嗜酒成癖，不设城府，醉则清旷不羁，但是心情冲淡恬和，多饮亦不失态，从不口语伤人。他饮酒、作诗，《津门诗抄》选录他96首诗竟有23首涉及到酒。每逢佳日，他杖挂百钱，沽酒郊野，醉踏红绿，见景生情，写下不少名句。如“莫将好日期来日，已为闲愁负少年”。就是在他生日感赋中也忘不了写酒，“蝶与庄生两未真，百年哀乐等浮沉……不如暂对花前酒，五尺红葵照眼新”。他的传世佳作《醉蝶图》，可窥见一斑，此画以简笔写出一酒瓮，一只小蝴蝶栖于瓮口，一只大蝴蝶向酒瓮飞来，似被香酿勾引，如痴如醉。这幅作品既真实又写意，墨彩相间，活灵活现，堪称典型佳作代表。赏画中长题诗文，得知，他家蓄酒之瓮，酒尽而空，余香尚存，蝴蝶闻香翩翩于此不肯离去，故为醉蝶。蝶之醉？人之醉？蝶乎？人乎？可见醉蝶乃作者之自喻。

金玉冈在清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天下，他到过黄山，九华山，雁荡山，普陀山，西出嘉峪关，东渡鸭绿江，尤其是，眺祁连积雪，历青藏高原，越长白天池。他游历是十分艰苦的，行程中还携带笔墨，以卖画为食宿之资，所到之处必有吟咏，有2000余首纪游诗结成集，现有《黄竹山房诗抄》、《田盘记游草》、《天台雁荡记游》、《粤东草》等传世。

金玉冈家族亦商亦儒，累世劝学，辈辈名家享誉津门，如金胜、金平、金大中、金钺等皆是，而更为突出的应为金玉冈之子金胜。金胜，善山水，足迹遍南北，凡名山大川，幽境奇踪，一一收入笔底，其画气韵天成，大气磅礴。尤其他从不仿摹，自成一家，为津门画坛，独创一路。传至金达清，更为发扬光大，在当时就已形成“金派”之誉。

清代中晚期，中国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加之上海等地开埠，日益壮大的市民队伍强烈冲击着传统文化，中国画的诗境画意，深邃高古，渐而得不到市俗理解，这时期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也就不能墨守陈规了，为适合世俗心理又不失去中国画的艺术特色，化深邃为通俗，像上海的任伯年、赵之谦、吴昌硕等海派画家的画，就是在这种冲击下，探索出中国画如何适应新型市民阶层需要走出的一条新路。然而，走这条新路的最早者应是天津的张孟皋。

张孟皋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卒于（1860）咸丰十年。曾在浙江为过一时官，是个职位卑微俸禄很低的小官吏，生活是十分窘迫，靠卖画贴补生活。为了多卖画求生存，在保存自我，又不能迎合低俗之间走出一条路。张孟皋的博古、花卉画以“拟陈白阳笔意，兼用南田翁设色，”的特点，给人以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新鲜感。这种新型题材和画风，不但迎合了当时新兴市民的心理，又满足了他们的欣赏情趣。从张孟皋的身世和留下的作品，不难看出他的创作新路。当不曾谋面的上海书画大师吴昌硕见到张孟皋的画作时，深受震动，并给与高度评价。作为名贯大江南北、影响到东瀛的画坛巨匠吴昌硕，经常在作画题款中直书“抚孟皋笔意”、“拟张孟皋法”、“学张北平而古意略见”等，由此可见，在一代宗师眼里的张孟皋，自然是可宗可师可效法的大画家，也可以从吴昌硕的认可与推崇中看出天津画家水平的高低。张孟皋为吴派风格的形成作了铺垫，也为津门画坛开创了新路，为形成津派画风，做出了默默的贡献。

陈珍，号称“沽上陈人”的（1852——1876）因身体弱病，无意科名，他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山水、人物、花鸟、鱼虫无所不精。“老母病瘵，潜割股肉和药饵母”，时称之为“陈孝子”。人以名重，后人建祠坊祀之。

陈靖，字青立，山水画家，得南宗山水真髓。丘壑谨严，讲究用墨，画风静气袭人，无粗犷鄙野之气。上窥松雪，下慕娄东，开津门山水画风之河，影响几代画家。

马家桐，乡贤画家（1865—1937），字景韩，号豫生，别署渤海逸民、七十二沽渔父等。擅花鸟，亦画山水，一生勤奋是一位多产画家。为当时津门画坛大家，“画家四子”之一。马家桐，善勾勒重设色，孟广慧，亦善摹古人书，两人配合仿古，相得益彰，极可乱真，遇旧绢，戏临宋人花鸟，款识由孟广慧代写，鉴赏者不以为伪，竟获善价。时人戏称“二甲传胪”。

张之万（1811—1897），道光时进士，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赠太傅，谥文达。画承家学，用笔绵邈，骨透神清，为画中逸品。他与当时名画家戴熙交厚，时称南戴北张，晚年笔简墨淡，愈见苍寒。在清代官僚中善书者是翁同和，工绘事者则推张之万。他曾五度出使外洋，到过台湾，有诗云：“徐福今朝采药还，轻潮日夜响潺湲，舵楼南望崔嵬出，说是鸡笼万叠山。”

彭旸，清末民初，是天津画坛勤勉多能，颇有建树的画家。工山水人物，尤擅青绿。上溯唐宋诸家，下继上官周，更得文征明，唐寅、仇英，师法得法，学之有成，独有特色。他为人不事声张，创作一丝不苟，七十五岁，还能画精工细笔，是清末民初山水画集大成者，当今八九十岁的老画家，有些就出自他门下，受直接或间接指导和影响。

刘大同，名建封，字桐阶，号芝叟道人，又号梅花道长，为清朝宰相刘墉的后代，清末贡生，当过奉天候补知县，民国后追随孙中山投身护国战争和二次革命。晚年长居天津专心书画，因坠马伤及右手，从此左笔书画，神韵更佳。他善书工诗以画梅称著，时被誉为三绝。自嘲诗：“嘻嘻书画诗，能传即不朽，在人为三绝，在我为三丑。老来画梅花，题句用左手，及正与欹斜，无奇而不有。不训亦不师，助我者为酒”。当年，作四丈长绢画百梅，一画一诗，名传海内外，就像张孟皋受到吴昌硕推崇一样，他的画深受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高奇峰赏识，赠诗曰：“点画之间如有神，方知人比天还巧”。1930年，刘大同画梅，徐悲鸿补石，刘题诗云：“顽石不无奇气，寒梅自有铁心，自古画师多少，可逢几个知音。”他晚年捐出作品义卖，所得款捐给灾民，

清代以来，津门画坛曾出现不少专画竹兰梅菊，被称为“四君子”的画家。这些画家，有深厚文学，书法基底，属文人画，画简意繁、蕴含深邃哲理。津门画竹兰者，不一味重复古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新意和风格。

尹溎，（约1855—1922）字登甫，清同治癸酉（1873）科举人，出仕浙江某知县。善画竹兰，得画家蒋予检笔意而比之更洒脱飘逸。归林后卖画为生，在津门很有名声，是当时的名流。他也善画山水，但不轻为人作，与梅振瀛、刘东皋、穆楚帆诗画往来，当时被誉为“津门四皓”。

津门梅氏家族中的善画者以梅振瀛、梅履端为最。梅振瀛（1843—1928）字韵生，晚号，归余老人，善画工诗，但画作中不喜长题，仅年月而已。他山水、人物、花鸟皆能，却以画竹名世，竹学大画家诸昇、在天津影响很大，而且传世作品也颇多。

周让，字铁珊，自号周颠。善墨笔花卉，精于“四君子”而以画竹为最。他以长锋羊毫画竹，其墨竹传世作品多，是津门画竹能手。虽先生以狂和烟癖被人轻视，但在族人中却颇有嘉誉，先生与兄三人分家产，以己应得让予二兄，一无所取，赤手归津，以画糊口，人誉名之“周让”。

津门有画竹名手李竹坡，虽工山水、花鸟，但还以竹名世；有善画山水兼画竹兰的张湖，有工书能画尤精墨兰的孟继埙，有善收藏工画竹的曹香士，还有画竹细密多姿，小叶、丛干的省泉，有擅画梅花的高万伦，有工汉隶善花卉、精竹兰的黄葆谦、还有“不作名家作大家”曹恕伯，皆为津门画坛画“四君子”的一代名家，在文人画派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书法家善画或兼能作画者，在津门画坛上历来也不少。如清末民初，书法家“华严孟赵”（华世奎、严修、孟广慧、赵元礼）之一的孟广慧，书法家李学曾，还有卸职的总统和政坛要，在天津当了寓公，像徐世昌、曹琨等也是丹青妙手，名重一时。曹琨善画墨梅花、老干虬枝，别有一番风韵。民国总统徐世昌，晚年在天津卖画，还是一位多产书画家。他善画山水、花卉、竹兰，纯属文人画，加之其特殊的文化修养，其画可入逸品。更因他在政界的声望，其书画颇受欢迎，传世作品多署“水竹屯人”，如今经常可见。

在天津的绘画史上也曾出一些怪才。其怪，犹如“扬州八怪”之怪，多是饱学之士，不合俗流，甚至有的笑傲江湖、鄙视轩冕、白眼青天的“狂士”。

清朝初年，堪称“津门隐逸”的李大拙，名友太，字仲白，道士，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是一位有气节的大画家。他生活在明清之际，入清时才13岁，他以“明遗民”自诩，对前明生死不易，从不与清朝官吏来往，更不为科举奔波。他迂直好义，性嗜金石、书画、精鉴赏，工山水人物，著有《瓮虚斋观帖录》、《旷真精舍观画录》等。一次集会，他从墙上揭下一尺见方的粉壁，在粉壁上画千岩万壑，又画人画马，形态如生。在场人人争抢，不料落地碎成数片，人各得一片欣然而归。有官吏雅重他的大名，以束帛请其做客被他拒绝，又亲赴李家造访，他却跳墙逃走，不与谋面。

李大拙平生重节义，处处急人之难，遇有贫困者，尽其所能帮助。他正直善良却有失之于迂拙，有时做出另人发笑的“愚拙之举”。他在路上遇雨，放开脚步快走，却突然止步，自责有失典雅，于是又返回原地，重新依礼法，徐步而行，身上衣巾皆湿，而不悔。路上，若遇妇女，他便停下脚步，转过身去，寻思该妇女已经走远，才转过身来前行，似乎迂到可笑之地步。李大拙有两子一女，女名芝圃能书画、人物白描。其子名大让，工草书得家法，名重一时。

杨无怪，乾隆年间，是天津有名的“怪人”诗书画大家，原名一昆。他沉浸经史，博学好古，凡所著述训诂，义理兼重。善画能诗，更乐于游戏笔墨，考风问俗无所不知。著有脍炙人口而又诙谐的《天津论》、《皇会论》、《先生怨》等。用天津土话写成韵语，描摹出乾、嘉年间，天津的风土人情、把三教九流等，戏述的入木三分，成为不可多得的天津史料，堪称民俗画卷。

刘道元，是活跃于清末的侠义文人，人称“怪人”和“文混混”。他生于咸丰年间，光绪年考中秀才。他敢于把社会黑暗，世态炎凉，以嬉笑怒骂方式，为底层民众鸣不平。他除夕之夜打着灵幡替孤苦寡妇向侵吞钱财的财主要帐；曾为“南皮双烈女”鸣冤；敢于身穿孝服手持哭丧棒大骂警察厅长杨以德；戏耍李鸿章；揭露袁世凯；痛恨洋货对中国的侵略，为卖国货店堂送红纸福字，为卖洋货的店铺送白纸“恕报不周”。他能书善画，博学多辩，曾以卖字为生。可惜当时身为底层，其书画未能传世，但其平生之义举，表现出天津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和旧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个性，他的传奇故事却深深留在人们心中。

另外，天津还曾出现过一些被称为“画坛别技”和“绝活儿”的书画家，成就令人注目，其中最值一提的是指头画和舌画。

指头画，以手指代替毛笔作画。指头画既能画出笔画的效果，又能表现笔画不能达到的效果，达到与笔画异曲同工之效果。指头画，自清代高其佩以来，一直传承至今。天津指画名家最突出的应属清代的张鲤、民国李裘和当代梁崎先生。

张鲤，字禹门，别号，沽上闲鸥，工诗善画，尤擅指画，是天津早期善画指画的代表。

李裘，字石之，生活在清末民初，是专攻指画的一代名家，传世作品众多。他的指画以花鸟为主，尺幅大，多为四屏。其画造型简练，墨色高雅，深得高其佩之法，享有一定声誉。

梁崎先生，字励平，号燕山老民、瞶叟等。生于1909年，卒于1996年，是津门著名的回民大写意画家。先生一生甘于寂寞，淡薄名利，不善逢迎，苦练丹青70余年，自我选择了一条既艰辛而又漫长的自学之路，付出了高于他人几倍的代价，苦熬了毕生精力和心血，于众多流派林立的画坛上以存自我。其画苍润古朴、雄健淋漓，具有豪放、浑厚苍郁的独特风格。先生更擅长指画指书，他的指画创意于法度之中，寄豪想于笔墨之外，不狂不怪。其指画自高其佩之后，从事此艺而且有所建树的不少，但多是花鸟小品、山水小景，多为“墨戏”，而且渲染、着色以毛笔代之，题字也是毛笔所写。梁崎先生的指画，从不夹带毛笔，而且指画、指题，使指画更加完善统一，是名副其实的指画。先生更能匠心独运，开拓指画的表现范围，山水、花鸟、人物均达到炉火纯青地步，将指画，画出丈二匹大的巨幅作品，指画艺术发展到新的高度。先生晚年荣获了“天津市鲁迅文艺特别奖”之殊荣，在天津乃至全国掀起了“梁崎热”，至今不衰。他的作品被视为“拱璧”人争宝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杨柳青画社、北京荣宝斋先后为先生出版六本画集，是影响全国的大画家。

黄二南（1884——1972），原名黄辅周，是上世纪30年代，天津活跃的一位奇人，“舌画”家。他与李叔同一起在日本上野学习美术，并参加李叔同组织的春柳社。他工山水，是“舌画”的创始人。他作舌画，先喝一口老白干，然后再将墨汁含在口中，低身在纸或绢上吐一口墨，然后用舌画。他以头运舌，身体不断摆动，手腕一支一曲，脚步一进一退，胡须一拂一扫，墨汁通过嘴唇的一张一合，从舌上徐徐吐出，可点、可勾。当先生仰头离案时，画已完成。深浅浓淡笔笔不同，可谓墨生百彩，观者无不称奇。他的舌画山水、花鸟，工写兼能，成为天津画坛名家。学者方地山先生称赞他为“今之二南古之八怪，见真性情得大自在”。当年他在永安饭店搞个人画展，曾轰动一时。可惜先生绝艺未能传人，创于先生，失传于先生，成为津门绝响。

三津派风韵佳作倍出融古开今源远流长

清末民初，天津画坛是向多元化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冲撞，天津出现了租界，中西文化结合，开阔了画家们视野，天津画风有了新的发展。传统的师承课徒融合了西方文化教育，特别是出现留学外洋的画家，他们通过专业，系统、科学地培养和学习，涌现出了大批绘画人才。天津乃至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大家李叔同先生。

李叔同先生一生，卓尔不群、才气纵横，诗词、书法、音乐、绘画、篆刻、戏曲、歌剧等无不精湛，被誉为“津门才子”，更是天津人的骄傲。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后名岸，又名广平、字叔同，别号成蹊。丧母后，改名李哀、字哀公。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世称弘一法师，名扬海内外。年弱时，李叔同诗、书、画已冠绝一时，当时与袁希濂、蔡小香、张小楼、许幻园结诗社，号“天涯五友”。二十六岁时生母逝世，他负笈东瀛，为西洋文明的狂热追求者。在日本留学五年，契而不舍地攻读绘画、音乐、登台演出话剧，学一门，精一门，无不得心应手，俨然是一位风流倜傥的艺术家。回国后，他投身教育，为人师表，更严于律己，被誉为“人格导师”。先后培养了近代大师级的艺术家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曹聚仁、李鸿梁、傅彬等十余人。李叔同前半生为发展我国近代美术、音乐、话剧等诸多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当他风华正茂，蜚声艺坛之际，1918年，三十九岁，竟忽然剃度出家，在他人生道路上来了个使人意想不到的大转弯。出家后，他潜心律宗研究，使淹没七百多年的南山律宗，真脉再度兴继，被人们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的第十一代祖师”。这时期，他的书画作品留世很多。虽遁入空门，却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他谆谆告诫僧、俗弟子：“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其爱国之志、忧国之心依旧，直到1942年，大师圆寂前还写下“悲喜交集”四字，表明他临终心境依然怀有对人生的困惑与眷念。

张兆祥（1852——1908）字和庵，是清末天津融入西法，早于李叔同先生，颇有建树和影响的大画家。他少时家贫，天资聪慧，善于观察，重视写生。他的画上追五代黄荃、徐熙及清恽寿平、邹一桂，并融西洋画家郎世宁的技法，转益多师，形成自己的风格，更以没骨法为最。画风富贵祥和、色彩绚丽、雅俗共赏。他的墨色花卉，尤其是墨牡丹，以墨代色，更显现一种高雅脱俗之风韵，令人叫绝。他作画勤奋，传世作品很多并散于民间。他又教学有方，培养了天津画家数十人，如：陆文郁、石承濂、刘信民、陈懿、李文沼等，皆以画名世。他还为当时木版水印笺谱作画，天津文美斋，印过他的花卉《百花笺谱》二百幅，被国内外视为珍品。其画风影响天津画坛近百年。

陆文郁，字辛农（1887——？）为近代津门饱学之士，十四岁从师张兆祥，不仅是成就卓著的书画家、地方史学家和诗人，还是造诣颇深的动植物学家、博物馆学家、古币收藏家。他注重实物观察，融实物与画之中，花卉生动自然、惟妙惟肖，开创了对后世影响很深的生物学派画风。1908年，他与顾叔度在老城里发起生物研究会，将学到的国画花卉技法运用到绘制挂图上。1913年，他参与直隶商品陈列所组织的调查活动，实现了他将花卉写生与动植物学研究的巧妙结合，开创了对后世影响很深的生物学派画风。1947年学者郑菊如在津崇化学会讲授《诗经》，应邀他为学生讲诗经所涉及132种草木知识。他还编写了《植物名汇》，参与广智馆、城西画会和生物界访问社的创建，教了许多学生。他的画风一直影响到当今天津的一些画家，是天津发展中国传统绘画走上创新的一位实践者和成功者。

石承濂（1888——1951）字效周，斋号如松轩。是张兆祥先生另一位弟子，擅长工笔花鸟，深得师风，亲自种树、养花、喂鸟、朝夕揣摩，细心扑捉，其画结构准确、色彩鲜明、栩栩如生。他的四幅花鸟条屏，荣获1915年2月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大会”金奖。是当时国内画家获世界金奖为数不多的一位，为我国和天津争夺了荣誉。他虽一生业余学画，从未办过个人画展，但对有求者，从不拒，对学生更是爱徒如子。

清末民初，是天津画坛成就最为显注和最为活跃时期，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开创并逐渐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新风格。“津门二刘”，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画家。

刘奎龄（1884——1967），字耀辰，画室名“种墨草庐”自称“种墨草庐主人”、“种墨道人”，又号“怡园蝶隐”。刘奎龄是天津八大家“土城刘家”后人，少年时在严氏私立敬业中学（后改为南开中学）学习，英语成绩突出。刘奎龄画画从未拜过老师，全靠私淑古代和近代画家以及借鉴西方绘画，尤其对日本画，有着浓厚兴趣。他画动物，多借鉴西法，技法上别于传统勾勒渲染，尽管在当时颇遭非议，但他不为所动，在长达60余年的绘画生涯中，花鸟、走兽、人物、山水无所不精。他创造了新的撕毛法，将渲染与撕毛并举，墨中有笔、笔中有墨、笔墨交融，写真而不失于刻板，赋色沉着又不单调，明净朴实、清新雅丽，开创了国画技法新天地。他的作品涉及走兽、翎毛、昆虫、人物、山水等达到150余种，若将他的作品聚集起来，可以说他画了一个动物园和一个植物园。

刘奎龄为一代画坛巨匠，作品名誉海内外，其作品1935年就东渡日本，深受日本人推崇。解放初，其作品《上林春色》在苏联展出后，大师徐悲鸿极为惊叹，称赞不已，亲笔写信，后悔相识太晚，要刘奎龄为他做一幅孔雀图。1958年8月10日，毛主席视察天津，展阅其作品后称赞道：“博古通今，刘门出人才”，并鼓励他和儿子刘继卣，为人民多做贡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为他拍摄了记录片。1962年8月“刘奎龄画展”，六百余幅作品在北京展出，极受关注、引起轰动。

刘子久（1891—1975）名光成，号饮湖，擅长山水，画风朴实温厚，凝练变通，对古代各家兼收并蓄，在津门颇有影响，被誉为“画家之师”。他的山水画不但开一代新风，而且在天津与陈少梅组建“湖社画会天津分社”和课徒做出卓越贡献。王颂余，孙克纲、严六符等国画大家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山水兼南北两宗的风格，一直影响到今日画坛。

陈少梅，（1907—1954）名云彰、字少梅，号升湖，以字行，是山水画集大成者，与刘子久同出于书画大家金北楼门下。其画艺名噪画坛，被称为“大器早成”，是名播海内外的大画家。他的山水画，主要取法北宗，得明唐寅、仇英透逸之气，又融戴进、吴伟滂沛生动之致，使其画风，细谨工密而不纤细娇弱，更直追刘松年、李唐、郭熙、李成及马远、夏圭，同时还吸收南宗山水画的逸韵，形成自家风骨绝尘、北骨南韵的绘画风格。他还是一位不从俗取媚，勇于冲破陈腐观念、勇于变革的画家。他的画突出“五气”与“五镜”，即：秀气、润气、劲气、辣气和心境、意境、清境、乐境、完美之境，民国时期被评为中国四大画家（张大千、溥心畬、金北楼、陈少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画家们得到了新生，努力为建设祖国，美化人民生活服务。特别是改革开放，为津门画坛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具有三百年历史积淀的津门画坛，如春雷惊蛰，似春雨浇灌，画坛人才辈出，作品竞相问世，画风画派，纷彩异呈。画家走出了津门，走向了世界，引起世人瞩目。相信在多种文化并存和发展的今天，天津画坛将会更加发展，津门画派将会走向更加辉煌。（原载《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一期）

参考书目：刘芷清《津门画家传略》及有关《天津文史资料》

本文作者：

张精来，男，天津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楹联学会副会长、画家、副教授、副研究员。

高德钦，男，天津市中华文化学院（社院）中华文化培训交流处处长。

来源:《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