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斋名画合璧展说《虚斋名画录》里的清宫旧藏

《虚斋名画录》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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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美术学院博士后　陆蓓容

　　南京博物院联合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共同推出的“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今天开幕。庞莱臣是20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书画收藏大家，他所藏五代、宋元以来的80件名画今天起在南京博物院与观众见面。

　　因与当下的收藏拍卖市场呼吸相关，晚清书画鉴藏往事也颇为人注意，种种八卦早已在人间发酵了许多年。然而水天闲话，依旧风流，丛残故事，却少有人乐意考证。大概因为去古不远，文献材料未经磨洗，从掌故到历史的一步便总也跨不出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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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斋庞元济（1864—1949）的一生，便也如此。虚斋旧藏早已流传中外，但《虚斋名画录》与《续录》却总是作为拍卖品著录与否的参考书出现在人们眼中。庞氏本非文人，一生从事实业，光绪年间先后在杭州、塘栖开办纱厂，又在上海设立机器造纸公司，此外尚有米行酱园酒坊当铺等各种生意。若在国家图书馆网站上查询过他的名字，不难发现，除了虚斋书画著录流传人间以外，此公名下只有一部《奏办机器造纸公司招股章程》。

　　日记年谱笔札诗卷统统阙如，要讨论他的收藏，只有重新回头细读虚斋著录。最近因通盘考虑晚清书画鉴藏史的缘故，恰巧做了这个工作：细读道光以来常见的十种书画著录——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1832）、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1836）、胡积堂《笔啸轩书画录》（1839）、吴荣光《辛丑消夏记》（1841）、蒋光煦《别下斋书画录》（道光间）、孔广陶《岳雪楼书画录》（1861）、方浚颐《梦园书画录》（1875）、葛金烺《爱日吟庐书画录》（1881）、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1882）与庞氏虚斋著录（1909）。终卷之后，确实觉得庞氏的藏品在这些人里允称翘楚。在质与量上都能与之颉颃者，只有顾文彬一人而已。

　　为古人排座次是个幼稚的行为。不过这个座次并非全无道理：虚斋看上去有钱任性，放手收买，其实不然。清代常见书画著录，条目之后总有藏家自跋，或吐露得意之情，或记叙收藏经过，或从风格、笔法、优劣等角度发言，力图敲钉转脚，保证所藏为真。但有时候，偏偏是这些话露出马脚，让我们在未见原作的情况下也能大致推定某件东西靠不牢。虚斋不然，他的著录一根筋：详记流传次第、印章题跋，本人不置一词。这架势，仿佛是要让卷端的一大溜古人替他作见证。他在几部收藏著录的序言里都提到这一点，声称自己特重“吴门汪氏、顾氏、锡山秦氏、中州李氏、莱阳孙氏、川沙沈氏、利津李氏、归安吴氏、同里顾氏诸旧家”故物（《虚斋名画录》序），又留心“内府秘本流落人间者”（《中华历代名画记》序）。

　　这样一来，便凸显出庞氏收藏特重“流传有序”的特色。南京博物院即将举办虚斋收藏展览，宣传语中也说，他的藏品里颇有“历代鉴藏大家如贾似道、赵孟頫\、项元汴、梁清标、安岐等人的庋藏旧珍，还有宫廷藏画，如宋代宣和、政和遗珍，清代三希堂旧藏，《石渠宝笈》著录之物”等，这是一点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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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仅从这一大串名人背书出发，大谈虚斋眼力之好，依然是“掌故”。既然此次展览的重头戏之一，是乾隆皇帝夸奖过的宋徽宗《鸲鹆图》，那我们就拿乾隆旧藏来谈谈鉴藏史吧。

　　粗略讲讲，清代书画鉴藏史有个大趋势。首先是明清鼎革，明末士大夫旧藏散出，明宫旧藏也流向市面。清廷初定，从龙的新贵和二代们抓住时机，各自收藏了一大批好东西；各级小官、有钱的遗民、普通文士家里，可能也多少有些“普通”藏品，使康熙年间民间书画收藏显得很兴盛。经过相对短暂的雍正一朝，乾隆来了。他对古代书画的嗜欲是人所共知的，于是民间珍物渐归内府，乾隆十年（1745）编成《石渠宝笈初编》，乾隆五十八年（1793）《续编》问世，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石渠宝笈三编》亦告完成。值得说明的是，《三编》所录，确有部分是臣子进贡给嘉庆的书画，但也有宫中旧藏，旧编缺略者。因此整个《石渠宝笈》系列，总体还要算在乾隆头上。尽管他执政只一甲子，可是持续不断地“收藏书画”，实已彻底改变了书画鉴藏活动在民间的生态环境。明中后期以来流传在各个世家手里的赫赫珍物，大多进入内府，一般市面所见，“大名头”的东西少了很多。如此，嘉道以后的私家收藏便很难再现康熙时期的水准。 

    可清宫不是貔貅，只进不出。宠臣往往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下受到赏赐，例如参与编写《石渠宝笈续编》的阮元，就曾一次得到7件书画：宋人《货郎图》一轴，元人《戏婴图》一轴，蒋廷锡《牡丹》一轴，董其昌手札一册，恽寿平山水一册，赵孟頫\《无量寿佛》一轴，王维烈《九如图》一轴（见《石渠随笔》卷八）。乾隆朝受赐诸臣老死之后，这批从宫里赏出来的东西，就可能又从某些家人奴婢，乃至“孝子贤孙”手里散回到人间。道光以后民间藏家大致知道有这么回事，其实他们也多少注意收集清宫旧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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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细读过的十部文献来举例。所见最早散出的一件，是吴荣光所记《元倪云林优盋昙花轴》（《辛丑消夏记》卷四），他说这幅画是在“嘉庆丁卯（1807）得之京师厂肆”的。此时上距乾隆临朝才不过70年。吴氏《辛丑消夏记》篇幅不大，只有五卷，但已收录了8件清宫散出之物。虽未特加说明，其留心注意却可推断。再早，张大镛亦记一件《杜东原江村渔隐图》（《自怡悦斋书画录》卷二），有诸多乾隆御印。张氏更不无傲娇地说了一句“闻内廷收藏，邀睿鉴，列上品者，方用五玺”。他得到一件清宫旧藏，就已经高兴成了这样；可惜这话得之传闻，其实很不准确。

　　我对读过的晚清藏家著录都作了笔记。数数其中清宫故物的数量，最多的是孔广陶，有9件。其次为吴荣光。顾文彬亦收2件。我又用关键词检索了未及阅读的李佐贤（1807-1876）《书画鉴影》与端方（1861-1911）《壬寅销夏录》，各得十余件（由于检索信息可能不全，故此处为约数）。

　　那么庞元济收罗了多少清宫旧藏呢？起码42件。其中《虚斋名画录》26件，《续录》16件。在两书总共741件藏品中，42件看起来实在不多。可是与前述诸家比一比，数量悬殊一目了然。这个“悬殊”，不一定是优劣高下——大家财力有别、地域各异，诸家掌眼人的水平也都不同——但应该足以说明虚斋的追求了。

　　说实话，清宫旧藏倒未必十足真金，童叟无欺。还说这件虚斋旧藏的乾隆御题《鸲鹆图》，就有一个“双胞胎”，号称1936年由日本人从上海买回国内去的。还好庞氏旧藏这件曾经诸多大佬共同鉴定，认为保真无疑。但乾隆皇帝自己就曾收到过两件《富春山居图》，最后把假的断定成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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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年臣工向皇帝进贡，几乎是可着劲往上递的。乾隆朝的档案我没翻过，暂以康熙万寿盛典时，退休老臣王鸿绪送的东西举个例子。他的进贡单有十页之多，其中书画包括沈度书《华严经》、董其昌刻《戏鸿堂帖》、宋高宗御书杜诗、燕文贵《秋山萧寺》、李公麟《华严变相》、赵孟頫\的《道德经》和《浴马图》、钱选《秋江待渡》、文徵明《秋林谈道》、仇英画大士像、董其昌的画一册并《吕祖金丹诗》《桃源行》《清静经》书迹三种，以及项圣谟的一幅花卉（见《万寿盛典初集》）。当东西多到数不胜数的时候，皇帝及负责整理鉴定的近臣恐怕难免看错真伪。一旦把真的看成假的，就是民间藏家的幸运——皇帝会把它赏出去。吴荣光曾收一件《宋游昭春社醉归图》，道光十六年，阮元为之跋曰：“此卷确是宋人真迹。其落款四字，尤苍莽可喜。项氏跋印皆佳，惟子京标题为《秋林醉归》，未确……当改称曰《春社醉归图》。此乃乾隆间办《石渠宝笈》时误挑落者”（《辛丑消夏记》卷二）。

　　如此，庞虚斋的42件清宫藏画，又有多少是当年“误挑落”的呢？我还在继续研究中……

    （图片来源：西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