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书画家爱在北平中山公园开展览卖字画，黄宾虹的学生石谷风劝老师也拿些画去卖，老师淡然说：“我的画很苦涩，不合时人口味，不易出售，留送朋友吧！”学生不听，拎两个扇面三幅画去挂，果然只卖出一幅三块钱的扇面。老师硬要学生拿三块钱去买鞋袜：“看你的鞋后跟都坏了，走路不跟脚，你一进巷口我听声音就知道了！”石谷风一时感怀身世掉下泪来。黄宾虹的画中年严谨用笔，晚年精心用墨，85岁到92岁的作品元气磅礴，意境奇崛，艺术地位又稳又实，市场价值也节节高升。我家只有“八十五叟宾虹”很小一幅枯墨山水，密得深邃，干得淋漓，连我这样不懂画理的人看久了竟如读破半卷经典，未必神会，恍然心领，仰慕不已。

　　南洋老朋友罗门这两年也迷恋黄宾虹，卖掉两三幅南洋画家的油画去买黄宾虹的精品。先买中年的几幅山水花卉，越看越欢喜，托人在大陆拍卖会上重金竞购三五幅黄宾虹八十以后的作品，静静关在家朝夕相对，发愤苦读画理画评，若有所得，暗自开心。前几天他路过香港给我看了几张藏品彩照，中年那几幅细致很见气派，老年之作真深奥，不看原画墨韵我不敢妄下断语，题在画上的字倒是十分老辣，骗不了人，黄宾虹的书法功力一向深厚。

　　罗门说他在大陆听过人家批评黄宾虹早年替故宫博物院鉴定书画鉴定错了，害惨了院长易培基：“黄宾虹年谱查不到这件事，1937年74岁一条只提了一句为易培基盗窃故宫书画案提出审查报告！”易培基盗宝案是一桩冤案。易培基抗战爆发那年死在上海，发泄私愤栽赃给易培基的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张继抗战胜利后死在南京，涉嫌同谋的张继的夫人崔震华70年代初也死在台湾了。我找出一本方继孝早年出版的《旧墨记》送给罗门参考。

　　方先生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书摊上买到马衡1936年写的《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论文抽印本，抽印本的封三里有马衡1950年亲笔补写的一纸《附识》，严正说明“此文为易案而作。时在民国二十五年，南京地方法院传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雇用落魄画家黄宾虹审查故宫书画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发言人且作武断语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赝品，有则必为易培基盗换无疑……”这几百字的声明显然是一段珍贵的资料。

　　马衡是浙江鄞县人，早年在北大研究所的国学考古研究室当主任，20年代起供职故宫博物院，先任理事再接易培基任院长，大陆易帜不久当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善书，工篆刻，研碑史，张充和先生有他写的一幅隶书横披非常漂亮，得了《曹全》之浑润也得了《熹平石经》之端整，多年来我遇见过他几幅书件，都嫌没有张先生那幅好。张继是张溥泉，辛亥革命得孙中山器重，跟章士钊结拜兄弟一起办报，在法国又跟李石曾办杂志，做过司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他的妻子崔震华在北平创设产科学校和医院，退居台湾还把张继旧藏顾亭林《日知录》原抄本付梓行世，听说是老国民党有名的河东狮，凶极了。吴稚晖挽易培基上联那句“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骂的就是她。

　　故宫盗宝案复杂得很，先是为了应付“九一八”事变文物南迁掀起纠纷，接着是处理药材绸缎皮货的职员涉嫌私下图利。南迁之议张继一派主张迁西安，易培基一派主张迁上海，一闹结仇；变卖宫里非文物的杂货牵连易系秘书长李玄伯贪小便宜夸大折扣，张继夫妇贿买人证指控易、李监守自盗。马衡于是认定古画鉴定漫无标准，连董其昌那样的大鉴赏家都没有把握，黄宾虹封杀疑似之作正好给法院找到藉口盯死易培基。马衡仗义撰写的《附识》未经发表盗宝案似乎先就含糊收场了；黄宾虹的鉴定既把真伪可疑之作列为“疑似”，那是谨慎的学术态度，法院借题咬定易培基掉包黄宾虹管不了。

　　中国南方向来捧黄宾虹比北方热烈，罗门怀疑那跟黄宾虹在盗宝案中帮凶的误会不无关系。我不知道。我留心的是黄宾虹的艺术饱藏孤绝的气魄，那股高寒襟怀在中国画史上确然是重要的一章。一位研究汉学的英国年轻学者当年对我说黄宾虹的冷僻其实不输石涛、八大，作品传递的是“来世洪荒的信息”。石谷风回忆黄宾虹送画给朋友常常嘱咐不必装裱，折叠收藏最好，还说他手头那幅明代恽向山水不装不裱才能流传几百年而纸墨如新。罗门听了赞叹那是黄宾虹追慕洪荒的另一份固执，或许更是宾虹草堂主人审美的圭臬。（董桥）

来源:中国书画报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