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源（？-约962），一作董元，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一说为今江苏南京）人，因曾担任过南唐翰林图画院北苑副使，故称“董北苑”。董源传统花鸟、人物、禽兽画皆精，尤以山水画贡献最大。其山水画主要承继王维、李思训等前代名家笔墨精髓，多施以水墨或略施青绿，借以表现明媚秀美的江南山水情境。其笔下丘陵浑圆柔和，远近洲渚掩映，岚气弥漫缥缈，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天人合一”的山水精神。董源所创造的“披麻皴”笔墨技法，丰富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表现语汇，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于董源身后“尸解成仙”的传闻，更加凸显其超然独往、不为尘世所羁之态。

　　在中国传统艺术史中，历代对于董源的绘画评价均比较高。北宋书画大家米芾在《画史》中誉其画作“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中亦载：“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宣和画谱》则曰:“大抵源所画山水，下笔雄伟，有崭绝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著色山水誉之谓景物富丽，宛然有李思训风格。今考源所画信然。盖当时著色山水未多，能效思训者亦少也，故特以此得名于时。至其出自胸臆，写山水江湖、风雨溪谷、峰峦明晦、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岸，使览者得之，真若寓目于其处也，而足以助骚客词人之吟思，则有不可形容者。”明末书画大家、鉴赏家董其昌尊其为崇尚顿悟的“南宗”山水画一代宗师。人们还将董源与巨然、荆浩、关仝并称为五代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四大家”。

　　董源存世画作不多，主要有《夏山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夏景山口待渡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潇湘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寒林重汀图》（现藏于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和《溪岸图》（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由于距今时间较远等缘故，人们对这些存世画迹的真伪问题不乏学术争议。台北故宫博物院内现藏有一幅董源的山水画轴《龙宿郊民图》。此图绢本水墨，小青绿设色，纵156厘米、横160厘米。但因原作无款，故该画究竟描写的是什么内容，画史上一直都存有不同看法和推测。

　　让我们一起徐徐展轴品读董源的《龙宿郊民图》。在此，董源主要用“平远”“深远”法构图，布局上开下合，远近虚实呼应，浓淡疏密有致。画家以水墨勾染图境，又以浅绛、青绿等色彩恰当敷染。“披麻皴”绘就的山峦深厚浑圆，山巅存有矾头，远处淡霭轻岚，空寂寥廓迷人；山中草木苍翠茂盛，涧泉清溪曲折；山下河流潺潺，水中有人联舟两艘，擂鼓齐力奋进，呈“龙”形作舞；河岸上一干人踏歌作乐。隐约可见山麓小村民舍、行人鸡犬。其间插有彩旗，又有巨灯悬于苍树之上。苍翠蓊郁的山水之间，一派郊野节日的欢乐生动景象。整幅画轴苍润有致，清秀葱郁，虚实相映，具有很高的绘画艺术成就及史料研究价值。

　　关于这幅画作来历的研究，晚明文人、书画鉴藏家詹景凤所撰《东图玄览编》大概是现存最早的典籍文献了。詹景凤称“此图无款识，亦无前代明贤题字，相传为董源《龙绣交鸣图》，图名亦不知所谓”，万历年间曾在成国公朱希忠家见过。

　　明末万历二十五年（1597），书画大家、鉴藏家董其昌从松江文人潘光禄手中买得该图轴，如获至宝，于是在此画诗塘中写道：“董北苑《龙宿郊民图》真迹，董其昌鉴定。《龙宿郊民图》，不知所取何义？大都箪壶迎师之意，盖艺祖下江南时所进御者。名虽谄而画甚奇古。”董其昌为此画定名后，似乎仍有不解之惑，接着又写道：“余以丁丑年三月晦日之夕，燃烛试作山水画，自此日复好之。时往顾中舍仲方家，观古人画。若元季四大家，多所赏心。顾独师黄子久，凡数年而成。既解褐，于长安好事家借画临仿，惟宋人真迹马、夏、李唐最多，元画寥寥也。辛卯请告还里，乃大搜吾乡四家泼墨之作，久之谓当溯其源委。一以北苑为师，而北苑画益不可多得。得《溪山行旅》，是沈启南平生所藏，且曾临一再，流传江南者。而考之画史，北源（应为“苑”）设色青绿山水，绝类李师（应为“思”）训。以所学《行旅图》，未尽北苑法。丁酉典试江右归，复得《龙秀（应为“宿”）郊民图》于上海潘光禄，自此稍称满志。已山居二十许年，北宋之迹，渐收一二十种，惟少李成、燕文贵。今入长安，又见一卷一帧。而箧中先有沈司马家黄子久贰（应为“二”）十幅，自此观止矣。如君平之卜肆，下帘之后，止勿复卜矣。天启甲子九月晦日。思翁识。”

　　此外，明末崇祯八年（1635）中秋，董其昌还在董源《夏山图》画卷上题跋云：“上海潘光禄有《龙秀（宿）郊民图》，其妇翁莫云卿所遗，并以售余，余意满矣。”从中可知该图曾是潘光禄岳丈、董其昌好友莫是龙（字云卿）的藏品。至于它究竟是如何从成国公朱希忠家传至莫是龙手中，现今尚无法厘清。

　　清初文人王鸿绪亦在该画诗塘的最右侧题跋：“董文敏《画禅笔记》载：北苑《龙宿郊民图》《蜀江图》《潇湘图》皆在吾家，笔法如出二手。又所藏北苑画数帧，无复同者，可称画中龙。夫书法以右军为龙，而画推北苑为龙，其称许者至矣。此画入本朝，归前辈庄澹庵宫庶（冏生），后归余座主昆山大司寇徐公（乾学）。今为余有，子孙其世宝之。康熙丙戌八月望日，王鸿绪识。”从中可知，明末崇祯九年（1636）董其昌故世后，该画轴先后由明末清初文人庄冏生、徐乾学以及王鸿绪典藏。

　　入清以后，《龙宿郊民图》归藏于北京皇宫宁寿宫中。喜好雅玩的清高宗乾隆皇帝观赏后，先是在该图轴上题诗一首：“‘龙宿郊民’语甚奇，董源嘉迹世所知。香光鉴定帧首题，求说不得强为词。谓或箪壶迎王师，尔时艺祖驾未移。曹彬命往三军司，龙宿民迎语何来？细观画如首夏期，颇有黄叶标树枝。郊原未见出耕犁，正民望雨龙见时。两船列泊川之涯，诸童揶揄扬彩旗。又如拔河竞水嬉，其事亦近请雨为。画名命义似合宜，诚合否乎吾犹疑。郑侠绘图此法贻，此非谄也实箴规。为君者宜敬念兹，北苑妙笔神淋漓，吾又何能赞一辞！”接着又题跋云：“董源此图，元以前无辨及者。明董其昌题帧端，谓是艺祖下江南时所进御。考宋史，开宝七年九月，命曹彬、潘美将兵伐江南。九年正月，御明德门，见李煜于楼下。则是宋祖并未亲征江南，安得有郊迎事？若以为指彬美，又不得拟之为龙。况曹彬传，叙济江后，连破江南军，亦无迎师语。盖其昌于图名不得其解，从而为之词耳。而张丑《清河书画舫》，则以为写太祖登极事。时董源正仕南唐，何由画宋汴京即位仪节？且所图亦与受禅不类，其舛更不待辨。按传称龙见而雩，注之者曰，建巳之月，苍龙宿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今阅图中景，颇似初夏，而两舟衔贯舣水次，众皆联臂舞跃，仿佛古者拔河之戏。疑郊民见龙宿祷雨所陈。源当日命名，意或取诸此。夫准经作绘，既胜于傅史失诬。而图列民事，不忘执艺以谏，不犹愈于进谄之不经乎？既题长歌以辨之，并附识如右。己丑新正，御笔。”

　　清代王杰等人编撰的《石渠宝笈续编》第五十三“宁寿宫藏（十）·历朝名人书画（二）”，不仅对董源《龙宿郊民图》上的前人文字有录，而且又补充记载明末张丑《清河书画舫》、顾复《平生壮观》及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对此皆有著录，但都“不详其义”。其中张丑认为此图系“进呈本”，所绘应是“宋太祖登极事”，堪称“大奇大奇”。这个观点亦遭到后人质疑。史载董源当时正仕南唐，而宋太祖赵匡胤未曾亲自率兵攻打南唐王朝都城江宁，故此画似乎不可能为当时南唐国进贡大宋的作品。乾隆皇帝观赏后认为，这是“（南唐）郊民见龙宿祷雨所陈”。又清人欧阳玄《圭斋文集》等文献记载：“元人习用龙袖娇民语。”比较“龙绣交鸣”“龙宿郊民”，两者谐音相近，可见因为音同字异之类的差别，该图轴之名称难免见仁见智了。

　　其实关于“龙袖骄民”之语，明人亦有记述。明末南京学者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留都地在辇毂，有昔人龙袖骄民之风……”近代学者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中，则依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元曲《相国寺公孙汗衫记》等文献记载，推测认为该图应名《笼袖骄民图》。

　　现代学者、书画鉴定家启功在综合前人典籍、历代都城所在地域风貌等基础之上，对此进一步进行梳理分析。他在《董元（源）〈龙袖骄民图〉》一文中关于昔人“笼（或‘龙’）袖骄（或‘娇’）民”之意认为：“所谓‘龙袖’者，犹‘天子脚下’‘辇毂之下’之义；所谓‘骄民’者，犹‘幸福之民’‘骄养之民’之义。‘龙’字加竹头作‘笼’者，殆从‘娇媚’之义着想。且口语易讹，用字不定耳……可知元人之语，实指太平时代、首都居住、生活幸福之民耳。”启功综合审视该图轴后继续写道：“其名为‘笼袖骄民’，盖无疑义。董其昌题，或为传闻之误，抑或因不解其意，改字从雅，而又曲为之说者。至此图名何时所起，其为作画时之原名，抑为后人所命，则不可知矣。惟既可知其图名口耳相传已久，则非明代某一藏家偶然杜撰者可比。纵非作画时之原名，殆亦宋元旧传者焉。”他认为，从该图所绘自然地理风貌特征来看，如果认为所绘乃北宋京师汴京的山水风貌，则明显与中原之地景况不相吻合。而符合这个条件的都城，大概只有南唐都城江宁和南宋都城杭州了。但是因为在南宋名家的丹青遗迹中尚未见到有人绘制过该类风格图式的画作，“传为南唐董元（源）之笔，殆非无故”。他指出，该图轴所反映的最可能就是南唐时期天子所居之地江宁郊野的旖旎风光和“节日嬉娱之景”。由于该画中绘有“丹红夹叶树”，故“乃秋日景物”，不可能是反映端午节情形，从而亦间接地否定了之前有人认为这是描写元宵节或春日社稷时的场景。

　　由于启功在文献学、考据学等基础上引经据典，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因此该说法较为现今一些专家学者所认可。不过在此尚须补充一点：还有研究者认为，我国古代因有“春社”“秋社”习俗，该图轴写“秋社”之景并非没有可能——虽然该“秋社”与“龙袖骄民”是否有关，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包括启功先生在内这些学者的学术论证，只是解析了其中部分疑惑，尚未完全澄清人们对南唐董源是否为该画作者等问题的所有疑虑。为何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存有与此相关的史载痕迹？这会否是明代以前某位丹青高手模仿董源的画风所为，后来又被别人妄加作者为董源，画名亦为上述所谓的那样呢？其实这样的推测结果，同样也不可能完全被排除在外。因为综观整个中华文明史，前人著述的历史典籍版本（以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刊行的为界）至少在25万种以上。然而由于历代战乱、保管不善，以及历朝统治者出于自身需要采取强制禁书、销毁典籍等诸种原因，有的学者估算认为现存古籍版本大约在11至15万种左右，基本上都散落于海内外公私典藏机构及个人手中。但因“版本”的释义主要指同一种书籍因为编辑、传抄、刊行、印刷、装订等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本子，所以如果再撇除其中不同年代刊行，但是内容相同的同类典籍版本数量，实际上不同内容的存世古籍数量大概不超过10万种（一说为8万种左右）。其中包括经、史、子、集等类别的典籍文献，内容涵括了自然与社会等各个方面。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文化，也正是由史籍文献、旧物遗存、考古发现等文明碎片的信息承载而构成的。如今人们所能知晓的，也仅仅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内容。虽然历史学家们已经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解释历史真相产生的原因与结果，并为今后总结经验教训等，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众多历史谜团迄今依然无法得到比较科学、合理的诠释。

　　由此来看，关于南唐董源《龙宿郊民图》的身世之谜，似乎并未彻底地予以解开，最终的研究结果还得寄希望于未来。

来源:中国书画报责任编辑:涾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