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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 汉人吉语花果中堂
天津美术网讯 “学艺融通——饶宗颐百岁艺术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全面展示了“一代通儒”饶宗颐先生80余年的学术及艺术成果。饶宗颐先生不仅出席了4月28日的开幕式,还来到了第二天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现场。“我自己什么都不懂……却得到了各位的留意。我感谢国家对我的爱护……我感谢各位。”饶老在研讨会上如此自谦道。
饶宗颐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安,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同时也是享誉海内外的学者、书画家,被学术界誉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他博学多才,研究领域涉及敦煌学、古文字学、上古史、近东古史、音律、词学、考古学、宗教学、方志学等,他在书画方面造诣尤深,山水、人物、花鸟兼擅,各体书体无不精通。
此次展览堪称历年来对饶宗颐最具规模、最全面的一次大展,将持续至6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认为,展览既是对饶公学人书画的自我解读,也是饶公山水画“西北宗”说的形象阐释,更是他“观自在”艺术风采的自然流露。
醉心敦煌
为研究中国画学提供启示
学界素有“北有季羡林,南有饶宗颐”之说。根据饶宗颐对自己学问的归纳,他的学问大致可以分为八个门类: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书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认为,从美术史学研究的角度来说,饶公的贡献极为卓越。
传统的中国画史源远流长,20世纪以来,又成为世界性的学问,成为国际汉学和世界艺术史学的重要部分。作为敦煌学家,饶公对敦煌绘画有深入研究,曾撰写过《围陀与敦煌壁画》《敦煌石窟的尼沙》《跋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两残卷》等研究文章。
“无论在题材的考证上,画法的分析上,还是作者的考索与画风影响的讨论上,饶公均卓有建树。”薛永年评价道,在对敦煌和西域的考察中,饶宗颐深入挖掘敦煌白画资源,创作了一批属于自己的敦煌题材作品。
1978年,饶宗颐在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展出了他创作的敦煌白画的作品。此后他不断深入,综合其他画法,开始展现独具其学艺融通的艺术面貌:他以敦煌壁画为原始素材,选取其中的形象作为独立单元,用白描法画出形象,往往使用金墨勾线。
“很多画家都创作过敦煌题材的绘画,比如张大千、关山月等,但是饶公与他们不同,饶公更重神似。”香港大学中文系前教授黄兆汉是饶公的学生,在研究饶公敦煌绘画时,他注意到,细观其作品并不像敦煌画,但从整体来看,就是敦煌画。“因为饶公绘画得到了敦煌画的神韵,将敦煌画风重生。”
在薛永年看来,饶宗颐的学术研究为人们从更深层面研究中国画学,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他的画史、画论研究,区别于当下多数国内外疏离绘画本体的研究者,而是通过一系列个案和专题,紧紧把握住中国画艺术在中国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特色,特别是他直觉而整体地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包括诗词在归位与换位的互动中对绘画意境的构筑,画笔与书风对应关系导致的艺术个性等等方面,都值得艺术界借鉴研究。”
学艺融通
他的艺术充满创造性
饶宗颐在传统艺术上,如诗、书、画、琴等方面,均有高深的造诣。诚如他自己所说,要“学艺双修”。
展览主题是“学艺融通”,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馆长李焯芬介绍说:“‘学艺融通’概括了饶公学术和艺术互相融通的特点。他把学问的研究也融合到艺术创作里。”此次展览的策划者龚敏博士表示,饶宗颐先生的学术著作贯通中国5000年文化,文史哲艺各领域具有独到见解;书法上甲骨、篆隶真草俱能,博取百家自成面貌;绘画从师古人到师自然,复师自心,创造山水画“西北宗”理论,荷花被誉为“饶家样”,尤见精彩。
以饶公的书法为例,其“饶隶”吸收融合了多种书体,一变隶书之呆板,灵活生动。饶宗颐自幼便临习各体书,不仅对许多碑帖下过功夫,对文物、器具,尤其是出土文物上的字体也十分留意,“转益多师,自成一家”。
“由于饶宗颐先生内心的宁静与学识的滋养,在其书法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平静的书卷之气。”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说,正如饶公抄录的康有为一副对联所示:“但见花开落,不问人是非”,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饶公形成了特有的书风。“很显然,这不是从临池中可以轻易获得的。”朱万章说。
黄兆汉认为:“饶公的学术有创造性,他的艺术更有创造性。他提倡学术和艺术是关联的,从古代的、外国的,到出土文物的画,他一张一张读画,吸收之后,融会贯通成为自己的艺术。”
在黄兆汉看来,开创“西北宗”山水画是饶宗颐最有贡献的一点。由于研究敦煌学,上世纪80年代之后,饶宗颐时常到西北地区考察游历,对中国的大西北感情很深。根据大西北的山川风貌特色,开创了“中国西北宗山水画”的画法和章法。从笔墨角度上,饶宗颐的一个创新是对金银二色的妙用。“饶公在作品中使用金银二色,不独突破了传统,而且甚具个人风格,是一个创新。”
用金色或银色作画是中国画的老传统,并非稀罕事。但不一样的是,饶公大量地、豪放地运用它们。尤其近几年,他用金银二色达到了热爱的地步,无论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时常运用。此次展出的花鸟画《汉人吉语花果中堂》中,他用金色写树枝、石头、叶子。在《荷花四条屏》中,他画荷花时采用“金花银叶”,甚至还用金色画荷茎、荷叶。
在纵览历代文人之画后,饶宗颐对明代文人尤为推许,他认为“其时,文人崇尚书、画、诗三艺兼备。他们大都以山水为园林,以翰墨为娱戏,以文章为心腑,而以画幅为酬酢”。饶宗颐正是以此为津梁,心向往之。
事实上,在饶宗颐的学术生涯和艺术生涯中,他不仅诗、书、画三绝,更是学富五车。“无论就其影响,还是其所展现出的文人内涵,他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心仪的明代文人,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值得骄傲的学界楷模。”朱万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