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的艺术与人生——李可染夫人邹佩珠访谈

李可染，1907年3月26日出生于江苏徐州，1989年12月5日卒于北京。他自幼喜爱绘画，13岁拜当地画家钱食芝为师，学画山水。1923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回乡当小学教师，后任教于徐州艺专。1929年考入西湖艺术院研究班学习油画，并得到林风眠的指导与赏识，同年加入“一八艺社”，后因“一八艺社”遭禁而辍学回徐州。1932年，其作品《钟馗》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会。1937年，李可染入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在武汉等地作抗日宣传画。1943年任教于国立艺专。1946年，应徐悲鸿之邀到北平艺专任教，翌年拜齐白石、黄宾虹为师。1949年后，他当选为中国美协理事。1954—1956年，先后赴江浙、安徽、四川、广西、广东等地写生，为中国山水画的变革寻求道路。1957年，同关良一起访问德国，画了大量写生作品。“文革”中一度中断创作，1972年重新操笔。1979年，他当选为中国美协副主席，1981年，担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李可染长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培养了许多山水画家，其成就影响了一个时代。笔者在北京三里河采访了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先生，邹佩珠就李可染先生的人生与艺术发表了看法。

1980年李可染在漓江

徐沛君（以下简称徐）：您伴随着李可染先生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无论对于李先生的人生还是艺术，您都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认识，而且，李先生的成就也与您的帮助、配合密不可分。请您就李先生的艺术与人生谈谈自己的认识。

邹佩珠（以下简称邹）：三个字足以概括李可染的艺术道路——难，难，难！

先谈谈第一个“难”。李可染出生在江苏徐州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早年靠打鱼为生，母亲是卖菜女。他们结婚后，依旧打鱼，兼做小买卖，住的是茅草屋。徐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新中国成立前，兵荒马乱，天灾人祸，黄河曾从徐州改道，导致河水泛滥，给古城带来巨大的灾难。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民子弟，少年李可染没有机会接触到太多的文化，与一些家境富裕，家中藏书很多的孩子相比，李可染的学艺起步是何等艰难！

但是生活再艰难，人们也有精神生活的追求。徐州的黄河故道由于泥沙淤积，河床很高，形成了所谓的“悬河”，堤坝外侧底下是贫民聚居区，那里最常见的群众性文娱活动就是看戏。当然，他们看的戏是走江湖的“野戏”，戏台就是在黄河堤坝下的沙土堆上露天搭建的棚子。戏班子苦得没法说，如果出现武打的场面，舞台上立刻就会尘土飞扬。演员们的戏装异常破旧，简陋得近乎寒碜，有时演员的动作幅度稍大些，戏装甚至会裂成布条，脱落下来。可染喜欢看京剧，时常一边看戏，一边用碎碗片在沙土地上画‘速写’。一次有人送给可染一本连环画，他如获至宝，朝夕揣在怀里。就是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民间文化营养滋养了李可染。在艺术的起步阶段，谁能比他更难？

也正是这样，李可染才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更深厚的感情。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画到了穷途末路”的论调在美术界掀起了波澜，可染也注意到了当时的动向。

徐：可染先生当时对此有什么评价？

邹：他只说了四个字——“东方既白”。1989年，他还写了一幅字“东方既白”，边款上写着：“有人谓中国文艺传统已至穷途末路，而我却预见东方文艺复兴，因借东坡赤壁赋末句四字，书此存证。”

徐：中国画“穷途末路”的论调出现前后，各种思潮也在交锋。李先生对此有何反应？

邹：那确实是个争鸣的年代，也是泥沙俱下的时代。“星星画派”举办的展览很轰动，我去看新鲜，但看了后觉得奇怪，奇怪它的轰动效应。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旧社会就见过很多这样的艺术，许多青年人没有见过，觉得好奇。可染没去看，我回来后把展览的内容与场面告诉了他。此后，他让黄润华将各种艺术思潮写给他看。可染虽然没有说什么，但他一直在关注理论动向。

徐：李可染先生艺术道路上的第二个“难”始于何时？

李可染作品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邹：李可染的父亲用小本经营挣来的一点钱开了一个小饭馆，手头不像以前那样拮据了，就将7岁的可染送到私塾里读书。“穷巷无良师，两年无所得。”他最喜欢在堂上写字画画。塾师宠爱，不加阻止。1917年，李可染入小学读书。1920年夏，他到离家不远的快哉亭玩，看到有人画画，心中异常激动，在窗外凝神伏观，恋恋不肯离去。而且一连数日，每天早晨都来那里。由此登堂入室，拜画家钱食芝为师，习王石谷一派山水。

可染16岁高小毕业，到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私立美术专门学校普通师范科学习国画。可染说，虽然在那里得到的东西不多，但见到了吴昌硕的画，印象深刻。1925年毕业后，他回到徐州，在第七师范附小和私立徐州艺专任教。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可染已不能满足现状，他靠母亲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几块大洋钱来到杭州，报考西湖国立艺术院研究生。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李可染而言，考研究生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当他看到招生简章上说“入学考试要画一幅门板那么大的油画”时，顿时愣住了，因为当时他连油画布都不会绷！

就在彷徨无助时，他遇到了前来报考研究生的艺术青年张眺。可染说，那时可能张眺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眺热情劝慰李可染，主动教他画油画。在张眺的鼓励与帮助下，李可染参加了考试。但考试结果却出人意料：可染成功地考取，而张眺却名落孙山。不过张眺人很聪明，经过他的一番软磨硬泡，林风眠校长也看出张眺的诚恳，最终也将他录取。从初中生直接考取研究生，李可染一步就跨越了七年的学习历程。

考学难，入学后的学习也难。艺术院的主要课程是素描和油画，由法国人克罗多执教。一起考取的同学们大都有几年的素描基础，要赶超他们，谈何容易。刚进校的李可染每每看到别人画得很漂亮，而自己画得不成样子，非常难受。他常不敢正挂自己的作业，而是倒着挂，或反过来挂。

可染决定奋起直追。他在画架上写了个“王”字，那其实是个“亡”字，李可染怕别人误解，才将“亡”字写作“王”。“亡”即“亡命精神”，青年李可染打算以“亡命精神”学习绘画。他在课堂刻苦地进行素描训练，用木炭条反复地画，经常把纸面弄得很黑。可染后来形成了以“黑”取胜的山水画风貌，与此或许有某种联系。他的同学王肇民后来回忆说，李可染入学时与其他人差距很大，但仅在一年后，他就名列第一！

在杭州期间，李可染与张眺交情最好，两人于1929年同时加入杭州“一八艺社”。张眺人品高，思想进步，也有学问，讲起话来滔滔不绝。1931年5月，“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了第一次展览，随后学校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可染他们的居所遭到了几次搜查。没过多久，沈福文、汪占辉、王肇民、杨澹生、夏辰中等6人被开除，其中沈福文、汪占辉、王肇民三人转学到北京。不久张眺被捕，出狱后去了上海，成为“左联”的领导人之一。

此后很长时间可染没有与张眺联系。后来，他从胡一川那里得到消息：张眺牺牲了！但他不是死在敌人手中，而是在“左倾路线”盛行时被自己人“清洗”掉了！

1938年春，李可染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提议解散由“政治部三厅”改组而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建议将这个组织化整为零，在分散状态下开展工作。此后，李可染开始画牛，并立志进入中国画传统领域作探索。由此开始了他艺术生涯中的第三个“难”。

李可染提出“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明白，打进去难，打出来也难。中国画博大精深，是精华的积累，要透彻地认识它，很难。在前人的基础上每向前走一小步，都非常难。要使自己的作品立足于传统并与传统拉开距离，更难。李可染将传统艺术作为以后的探索方向，是知难而进。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中国画濒临被取消的边缘，有一些错误的观点认为传统国画是鸦片，是有毒的。1954年，可染到江南旅行写生，尝试用水墨作真实景物的描写。在杭州，他画了《三潭印月》、《西泠桥》以及著名的代表作《家家都在画屏中》等作品。写生作品在北京北海公园展出后，反响强烈，连齐白石老人都去观看了。但那些作品也遭到来自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两方面的夹击，这边说“这是形式主义”，“是受了传统的毒”，那边说“这哪里是中国画，不过是中国人画的画罢了。”但李可染仍坚持自己的道路。正当他艺术臻于成熟的时候，“文革”迫使他中断了“大放”、“大变”、“大超越”的探索。

徐：我知道李可染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依靠什么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一个苦学派。”在“文革”那样的极端年代，李先生是如何苦学的呢？

邹：他通过书法磨炼基本功，勤奋不辍。1974年，他的名作《阳朔胜境图》被指为“黑画”，遭受批判。面对着对“黑”的指责，李可染回答说：“没有黑，就没有光亮。”可以说，“黑”体现了其山水的独特风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将黑色用作李可染墓碑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