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可：永远以作为李可染和邹佩珠的孩子感到骄傲

 
1939年学生时代的邹佩珠

1952年李可染与夫人邹佩珠在大雅宝胡同甲2号

    李小可（北京） 

　　岁月悠悠不知不觉母亲已过90岁了，真是弹指一挥间感慨万千。

　　自从上世纪40年代母亲与父亲结婚起不但与父亲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更承担了终生无法卸下的责任。母亲说他们两个相识后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为民族文化做点事儿。1947年父亲就确定了他探索中国画发展的目标，为实现这个共同的理想母亲毫无保留地付出了一生。

　　近年我才从母亲那里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一些关于她的家庭情况，如外公外婆叫什么？是做什么的？什么时候去世的？母亲的家在哪里等等。这以前我对母亲的家事一无所知，因为从记事起家里往来的都是李家的亲戚。听母亲说我的外公邹德仁是1956年去世的，可从来没有相见过，他没有来过我们的家，我们也没有去看望过他，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也没有提起过。而我们有个熟悉的外爷爷叫苏少卿是父亲前妻苏娥的爸爸，解放初期他的生活遇到困难时父母亲想办法将他调到北京中央戏曲学院工作。外爷爷和外奶奶经常到家里吃饭聊天，平时妈妈还让妹妹送些菜去看望他们，后来外爷爷去世时妹妹还去帮忙处理了后事。我们兄妹三人、父母和外爷爷外奶奶的关系亲密和谐，直到今天和母亲聊起这两位老人还如同家人一般，仿佛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自然真切。回想母亲能做到这样真是不平凡的女性！

　　她的宽阔胸襟包容了一个大家庭。父亲以前有4个孩子，结婚时可能怕母亲难以接受只说有一个，1946年母亲知道实情后，没有半句埋怨地承担起了全部责任。当时大姐、三哥在上海，大哥二哥在徐州生活比较苦，母亲当下决定让他们到北京上学，并接来奶奶一起生活；后来徐州的二姑和表哥生活艰难也接他们到北京，再加上我们三个孩子，这么多人口的日子压力实在太大，还要给徐州的大爷、姑姑寄钱，所以每个月都要向学校借钱。为了让父亲安心工作，除了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工作，母亲还兼职北京第十一中美术老师的工作以补贴家用，所以我小的时候经常看到母亲工作到深夜。

　　文化革命开始时我和妹妹都不在北京，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每次批斗会后母亲都是提早赶回家，笑着迎接父亲，为他洗净头上戴高帽子留下的浆糊，开导安慰他。因为父亲的性格天生敏感内向，母亲怕他像他们的朋友老舍先生一样，经不住那铺天盖地的狂风骤雨。遭抄家的前几夜母亲将家中所有的藏书和书柜翻看一遍，怕其中夹有不利父亲的纸条、字句和杂物等，防止再给父亲增加不可预料的麻烦。我后来常常想父亲真幸运，是母亲让他活了下来，才有后来的李可染——中国艺术史上的李可染。文革结束后，各方面情况比较平稳，父亲用近乎积蓄一生的力量开始新的艺术创作，可此时已年过七旬加上这一生的苦难和动荡，他的身体非常不好，母亲放弃一切全身心照顾父亲的身体和事业，为父亲修脚、制鞋、找资料、修补画稿等等，成为母亲生活的全部。为了让睡眠不好的父亲安心休息，她十多年睡在父亲画室兼客厅的沙发上。我们没有听到过母亲半句怨言。母亲的付出使父亲在最后的十多年里达到了他艺术的高峰，实现了他理想的一部分，也成就了中国画史上李可染样式的新风貌。

　　1989年12月5号，父亲的突然过世对母亲来说是天塌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她以过人的毅力顶住了各种压力，对四个哥哥姐姐视如己出团结大家一起为宣传父亲的艺术、保护父亲的作品，建立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做了大量的工作。2007年父亲诞辰百周年纪念之际，母亲以87岁的高龄承受了诉讼之苦和亲情撕裂之痛，但她坚定地将父亲的作品较完整地捐献给国家。我深深地知道对母亲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批作品而是母亲在她有生之年亲手把她和父亲一生的心愿捧给了国家。母亲无怨无悔的奉献是父亲事业的前提和保障；父亲的成就里有母亲的心血和她的人生，他们的理想和灵魂早已融汇在一起无法分离。

　　由于父母事业上的重担，我们三个孩子可能没有像其他孩子一样能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照，但我们永远以作为李可染和邹佩珠的孩子而感到骄傲。以母亲为荣！

　　2010年李小可写于母亲展览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