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底以后，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其他沿海城市几乎全部被敌攻陷，促使包括美术家在内的大批文化人辗转迁徙，一部分奔向陕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一部分仍留在敌占区，更多的或出走香港或逆江而上辗转大后方。这种大流动、大迁徙，使美术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大板块、多中心的格局。第一板块是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美术，第二大板块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美术，第三大板块是以上海、北京为代表的沦陷区美术。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陕甘宁、晋冀鲁豫、晋绥、江南等众多敌后根据地，艺术活动与创作都是以延安为中心。不断成长发展起来的“延安学派”木刻艺术，成为根据地美术成就的杰出代表。除了木刻版画，根据地最多的就是漫画。

　　“七七事变”后不久，江丰、胡一川就来到了延安，作为早期来此的画家，成为延安绘画创作的骨干力量。随着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延安不断聚集着各地前来的画家和雕塑家，比如蔡若虹、王式廓、王朝闻等。从1938年到1945年的7年多时间里，鲁迅艺术学院共培养学生147人。鲁艺的艺术人才和艺术风格成为了抗战中美术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政府的军事最高统帅部于12月驻守重庆。随着军事的撤退，一大批沿江沿海的工厂、学校、科研文化机构、文化团体内迁至重庆。重庆由一个内陆山城一跃而成为战时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内迁的美术院校都集中于此，内迁的美术群体大都活动于此，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美术的中心。

　　全面抗战的洪流，大大激发了美术家创作的热情，不少美术名家如张大千、徐悲鸿、关山月、关良、叶浅予、吴作人、丰子恺、黎雄才等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或义卖助赈展览。

　　尽管在抗战中，在“文化从军”的旗帜下，传统型的画家，尤其是山鸟画家和山水画家被严厉地斥责为艺术的逃兵，但真正有担当的中国画家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与职责。他们十分清楚，战场上的中国士兵以血肉之躯与侵略者进行生死决战，在艺术上，画家则必须同样以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热情去维护民族艺术的尊严。

　　1944年，傅抱石在《中国绘画在大时代》一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中国画的精神，既是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而这种精神又是和民族国家同其荣枯共其生死的。”潘天寿更是明确地指出：“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故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精神有密切关系。

　　“五四”以来的新美术运动对西方采取开放的态度，不少画家试图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观念移入中国美术界。但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唤起民众为救亡而斗争成为包括美术在内的一切文艺的首要任务，而现代主义流派却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徐悲鸿还曾无比兴奋地说：“我之所幸者……我国因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

　　有趣的是，中国美术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旗手毕加索推崇备至，《新华日报》就曾发表了多篇介绍毕加索的文章。当然，这不是推崇他的绘画的形式语言，而是他“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由此，中国美术界与西方拥有了共时性的艺术主题。

　　抗战救亡激情迸发岭南绘画灿烂成就

　　岭南绘画的异军突起，使得在中国画领域，形成广东与上海、北京三足鼎立的局面。改革传统绘画、关注现实生活的岭南绘画的初衷从无改变，在抗战时期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

　　这种热衷表现现实的绘画风格使岭南画家很快在救亡艺术运动中显示出巨大的热情。特别是1935年方人定、苏卧农、黎雄才等人归国，岭南画家实际就断绝了直接向日本画家学习的关系。对此，著名理论家李伟铭曾言，“七七事变”后，岭南派画家对日本文化的好感更迅速转化为一种尖锐的民族对立情绪。

　　1939年高剑父创作的《东战场的烈焰》，将西方绘画的透视与传统绘画的笔墨结合，足以代表其艺术的最高成就。关山月是救亡艺术中表现突出的画家，他后来在岭南画派的领导地位以及在现代画坛的重要影响，都与他在抗战期间的艺术创作有很大关联。1938年广州沦陷后，他曾追随老师高剑父到澳门，国破家碎的苦难现实迫使他很快创作了《中山难民》、《铁蹄下的孤寡》等一批表现战争中人民悲惨生活的作品。1940年分别在澳门与香港展出后，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更激发了他的救亡创作热情。他决定返回内地，到抗战前线，创作更多的救亡艺术作品。

　　方人定和黄少强也是这一时期较突出的岭南画家。从1938年到1945年，成为了岭南画派的鼎盛时期，可以说正是抗战救亡的的激情迸发出岭南绘画的绚烂成就。

　　除了岭南画派画家在抗战中的出色表现，还有以陈铁耕、罗清桢、陈卓坤、罗映球、荒烟等兴宁画家集群在新兴版画运动中的卓越作为，林风眠率国立杭州艺专师生向内地迁移，呵护弦歌不缀，还有廖冰兄、黄新波、古元、梁永泰等先贤在抗战美术浪潮中的精彩表现……

　　（参考文献：《抗日战争美术图史》）

来源:金羊网-新快报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