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实为盛世危图 大胆讽谏宋徽宗未接受

　　天津美术网讯  日前，“石渠宝笈特展”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场面火爆，《清明上河图》10年来首次面向公众亮相，引游客排起长龙参观。然而，普通观众往往看个热闹，却不解其中门道。

　　近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著书《隐忧与曲谏——<清明上河图>解码录》，以他多年的研究，试图解开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下称“《清》卷”）内深藏着的历史密码。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余辉表示，《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 的“盛世危图”。

　　细节·玄机

　　疯狂的惊马

　　官马遇黑驴受惊，隐喻了官民之间的矛盾，预示后面还将发生更大的险情。

　　虚设的望火楼

　　画中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楼中无一人守望，楼下两排兵营式的平房已被改作饭馆，军队从事商业运作加剧了军队的腐败。

　　惊悚的船桥险情

　　画中描绘大船即将撞击拱桥，纤夫奋力抢险，船与桥欲相撞，象征着画中的社会矛盾到了高潮。

　　严峻的商贾囤粮问题

　　画中绘有两处装卸工卸船的场景，但没有一个督粮官和兵卒到场监运，显然，所有的粮船中没有一条是官船，这意味着朝廷丢失了国粮的储运能力，揭示了潜在的官粮危机。

　　慵懒的递铺官兵

　　画家在城门外附近画有一户宅院，门前坐卧着9个兵卒，或打瞌睡，或倦意明显，慵懒的官兵使这座城市失去了保护。

　　严酷的党争事件

　　画中两处出现渎文悲剧，车夫把被废黜的旧党书写的大字屏风当作苫布，包裹着旧党人的其他书籍文字装上串车，奉主人之命推到郊外销毁。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对文化艺术的破坏程度。

　　撤防的城门

　　画中城门洞开，城防机构改成一家税务所，城门前后、城楼上下无一兵一卒把守门禁制度已经彻底涣散。

　　沉重的商税

　　城门边，税务官指着麻包说出了一个想要的数字，引起货主们的不满，一车夫急得张大了嘴嚷嚷了起来，吵声之高，惊动了城楼上的更夫向下张望。北宋的冗税制度激发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这一场景象征着当时紧张的官民关系。

　　侵街的商铺和拥挤的交通

　　卷尾，画家描绘一个惊险的场面：两辆四拉马车急转飞驰，横冲直撞，路人尚未来得及躲闪；还出现临时性的侵街现象，即在城门口有富人占道举行杀黄羊祭路神送客的情景，足见城市管理之混乱，随意性泛滥。（记者宋磊整理）

　　画中数十兵卒，没有一个像样

　　余辉认为，张择端在《清》卷里描绘出庞大的社会场面、丰富的生活细节，不可能是遣兴之作。“他所表现的、特别是反复表现的事物必定是他强调的问题，画中充满了他对周边事物的好恶和期待。根据他画什么、删什么，可洞悉到画家的政治态度与思想。”

　　《清》卷中，“望火楼”无人把守形同虚设，“潜火兵”的营房改为饭铺，军巡铺改为军酒转运站，河道无人巡航，满船的私粮在京师囤积，督粮官却无 影无踪，城门无人防守，胡人随意进出，士兵精神懈怠……“画中绘有810 多人，涉及各行各业，画中绘有数十兵卒和马弁，其中竟然没有一个像样的兵。这样的描绘重重地鞭挞了懒惰的宋军。其绝妙的讽刺性构思体现出画家‘狡黠’的个 性、黑色幽默的手段，饱含了他对当时社会的评定和批判。”

　　余辉指出，张择端在描绘徽宗朝初年商业繁荣的明线背后，交织着另一条看似热闹却令人心悸的暗线：通过表现惊马闯郊市为伏笔，铺垫出全卷矛盾的视 觉中心，船与桥的险情和桥上文武官员争道交织成的矛盾高潮，还有前后出现的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国门洞开、商贸侵街、商贾囤粮、酒患成灾等场 景。张择端以画曲谏，提出对城防、安全、交通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忧虑。“张择端充满了善意，以曲谏的方式作画，向宋徽宗告诫种种社会危机和国家隐患，以求及 时挽回败政。”

　　懒散的兵卒

　　税务所门前，因税款发生争执

　　大胆讽谏惜未奏效

　　张择端在画中大胆暴露危机、针砭时弊，是什么让他如此毫无顾忌？“这种政治勇气来自于北宋特殊的政治背景，即台谏制度。”余辉说。

　　北宋朝政从立国之始对谏者就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这来自于宋太祖“文德致治”的基本国策。北宋的谏言方式，越往后越激烈，参与者也越来越多，不仅有朝官谏上，而且还有杂剧家、画家等艺术家参与，以文学艺术形式进谏的现象成为普遍。

　　与此同时，北宋后期，贫富对立、亡国危机日益凸现，一种怨愤的情绪蔓延全社会，形成了百姓仇官、清官仇贪的愤懑之情，也浸透在北宋画坛、文坛 中。“随着矛盾不断尖锐，文学艺术家更加大胆、直接地参与抨击时政的言论，表达民怨，其中最大的艺术特性就是增强了讽刺的艺术手段。”

　　余辉认为，《清》卷中的讽谏因素不是孤立的，是徽宗朝戏剧和文学通行的表现手法，这是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所默认的，从侧面体现了北宋朝政对 言路的开放程度。“徽宗在登基的1102年昭告天下，要求官员们对他的执政提出意见，提得对的奖赏，提得不对的按大宋规矩不予追究。”

　　“很遗憾，这件作品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余辉说，当时的宋徽宗迷恋精绘祥瑞和吉兆，他看出画中用意，不愿收藏，只将该图赏赐给外戚向家，“他又错过了历史给予的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