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载，敦者，大也；煌者，盛也。同样翻开泛黄史册《敦煌录》对鸣沙山的记述：“鸣沙山……此山神异，峰如削成……其沙声吼如雷。”更奇的是，鸣沙山下漾动着一只深邃清亮的天眼：月牙泉。相传汉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气势如虹，怎奈鸣沙山处无水涌出，军队饥渴难耐，李将军困而祷告之。西方观世音驾到，手持菩提树叶，布施甘露，坠地成泉，汉军获救。

　　在公元366年，云游四海的乐尊手持锡杖，跋涉漫漶流沙之间。他在巨佛启迪下开凿洞窟，弘扬佛法大教。在岁月风沙的啸声里，北魏、西魏、西周、隋、唐、两宋、西夏、元……在王朝落寞、疲惫的身后，一座座洞窟开放出由珠峰以南的印度传来的佛光，由492座洞窟璀璨放出的斑斓又静虚的佛教之花，沿着敦煌山岩上凿开的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绚丽盛开。

　　段文杰，这位来自四川绵阳游仙区松垭乡的敦煌研究大师的劳作，是一天又一天，为石窟编号和临摹壁画，他将古人秘藏在大漠的佛法，精心地呵护着，并为子孙后代坚持不懈地传布下去。

　　他被张大千“诱惑”到敦煌

　　他是被同为川人的张大千诱惑来的。1944年，重庆举办了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展场上全部展出张大千在莫高窟面壁两年零七个月临摹的精美壁画，名动山城，观者云集。

　　其时，段文杰就读于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他在国画大师张大千震撼人心的画作前停留了一天，也亢奋了一天。“到敦煌去！”这声音叩击着耳鼓，他的命运就此改变。

　　段文杰来到敦煌后，从业务员到研究员，从组长到所长，直到1984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起初，他与学者常书鸿的结识是种缘分，常书鸿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与这个从四川风尘仆仆而至的穷学生朝夕相谈后，常书鸿手把手领他走进了佛法庄严、壁画精美的莫高窟。

　　在西北尤其是敦煌三危山、鸣沙山这片工作，不付出艰辛不流出心血是不可想像的。莫高窟气候过于恶劣：盛夏，日头曝晒，人一身的汗水长流；隆冬，风沙肆虐，人常常睁不开眼睛。在这儿，坐土凳子、喝盐碱水是常有的事，段文杰与同伴住在马棚改造的简陋房子里，最要命的是思乡病流行，同伴走掉了好几个。

　　临摹340多幅洞窟壁画

　　段文杰没空理会这些，他一头扎进千姿百态的洞窟，临摹古人的奇妙天地和佛教的无垠光芒。段文杰一生共临摹各类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手绘面积达到140多平方米。当年他读书时的老师有潘天寿、林风眠、傅抱石等画坛巨匠，大师的教育让段文杰掌握了过硬的绘画底子和深刻的艺苑学识。他临摹的代表作《都督夫人礼佛图》，因岁月沉沉、风沙侵蚀，壁画人物形象模糊、服饰难辨，临摹极有难度。段文杰历时四个月创作出的此画，得以完美地展现人世间。

　　段文杰在对一幅唐代壁画复原时，通读了二十四中的《舆服志》一书，查阅了上百种有关古代服饰的文献，摘录了两千多张卡片，为后来写出专著《敦煌服饰》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年沈从文研究历代服饰时遇到困惑，专程前往敦煌拜访段文杰交流，释惑析疑，感慨良多。

　　提到敦煌莫高窟，不得不提及一个形像猥琐的道士王圆箓。在辉煌的藏经洞前，王道士贪图几个碎银子，将宝贵的经卷、画作和丝绢织品共80箱偷卖给英国人斯坦因，随后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相继赶来用银两行贿，求王道士把这些“不值钱的破烂玩意”卖给他们。

　　架起“国际敦煌学”恢宏桥梁

　　段文杰1984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接任院长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学者要研究敦煌艺术，需花外汇到国外租用缩微胶卷，置于放大镜下，叹着气开始研究，这便是悲哀的“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外国”一说的由来。

　　段文杰上任后，重中之重是在大力开展“敦煌学”的“保护、研究、弘扬”六个字上，下狠功夫，除主导危岩加固、修复壁画、监测窟区环境外，段文杰的心思一直放到敦煌学的研究中。

　　他主导过多次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和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会上，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专家畅所欲言，互通有无，架起“国际敦煌学”的恢宏桥梁。其间，日本人青山庆市专程寻至敦煌，找到段文杰，恭敬地将其父生前重金购得的八件敦煌文物，转赠文物的故乡。

　　在莫高窟外的流沙里，在三危山上的佛光中，在月牙泉的碧波间，段文杰几十年的身影置身其间，历久弥新，而无消弭。

　　段文杰的晚年目光和善，爱呆在成都亲友家拨弄花草，打几盘小麻将。

　　闲下来，他的目光仍然向中国大地两个方向凝望得最多、沉思得也多……一个是西北不朽的敦煌，再一个是蜀地美丽的城市绵阳，自己的家乡。

　　2011年，段文杰先生因病去世。（岳定海）

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责任编辑:易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