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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Art:您是艺术家,亦是学者与教育家。这三重身份于您而言,是一种怎样的联系呢?
潘:我觉得学者和艺术家、教育家是没有矛盾的。当然也有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时间上的矛盾。这是一个时间的调配与运用的问题。主要是不同领域切换要减少过度时间。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
《融》综合材料装置 尺寸可变
Asia Art:那么在这三重身份里,您是否有一个侧重呢?
潘:这个侧重并不能说是我一生的侧重,只能说是我某个阶段的侧重,我当院长期间当然就以院长身份为先,不负责任可不行。我必须将这个学校建设好。确实在我在中国美院和中央美院任院长期间,把这两个学校以最快的速度走向了国际化。一旦我退下来,我就完全转到了我自己的研究和创作当中,所以呢,这是一个阶段性过程。
Asia Art:现在有一部分年轻的学者,也开始逐渐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作为一位资深学者前辈,您对这些青年学者有什么希冀呢?
潘: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一方面大量接受来自中国以外的,以西方美术为主流的,世界上的美术潮流,美学潮流,思想潮流,和各种学术成果。大量的外国著作得到翻译,这个对中国当下的学术发展是非常有用且必要的。同时,中国又有一个庞大的传统,这两方面的问题需要处理好。我在80年代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叫做“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互补并存,两端深入”,这样一个主张,这个主张就是说我们要对西方有一个深入的研究,对西方的现代成果有确切的把握,同时,对中国的传统也要有深入的研究,也要有深入的理解。我是希望现在的年轻一代,要向这个“两端深入”,就是学问要做得深,要理解,不要浮躁,不要停留于表面的词汇运用,学问要做进去。
2006漫天飞雪图360×280
Asia Art:刚刚我们谈的是学术领域,那么对于创作领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两端深入”来理解?
潘: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也必须是建立在这两个资源宝库之上。其实这两端对于中国的艺术家来说这是两大资源。西方的现代艺术包括现代之后,或者是现代之前,西方主流在学术领域艺术领域取得的成果是举世公认,这个毫无疑问是最大的资源。同时不要忘记中国传统也是巨大的资源。所以我希望年轻人,无论是做理论的还是搞实践的,要用好这两大资源,但是要用好这两大资源,首先得需要研究深入,不能够断章取义。研究是基础。
2014《高秋图》98cm×180cm
Asia Art:现在大众文化中非常流行一种以轻松易懂的方式向大众普及美术史知识的观点。这一类的著作也有多有问世,当然其中优劣皆有。对这种大众性的学术普及您怎么看?
潘:这个很需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文化是由不同的因素组成的。比如我们在强调普及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强调提高。普及要有人做,提高也要有人做。这个并不能一种统一来掩盖和遮蔽其他需求。
Asia Art:以长沙为典例,现在中部城市的艺术发展也在不断前进,无论是创作实力或是创作氛围,她固然不能与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的北上广一类城市相比,但中部城市确实体现出了一种不断发展的趋势。
潘:进步是十分大的。
2015《君子见雅图》69cm×420cm
Asia Art:那么您认为中部城市艺术发展应该寻觅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潘:首先是跟着中国的大城市的大方向走,其实大家并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像长沙,他应该发挥自己的地方特色,尽可能多的发挥地方特色,寻找地方特色。
Asia Art:最后,此次展览中有哪一幅作品是您认为最具有意义,最想为读者推荐的呢?
潘:我这次有一副“四君子”图,叫《君子风雅图》。这张画是我专门为这个展览画的,在展览前不久刚刚完成。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题材,我创作这张画的寓意是:这么老旧的题材,能不能画出新的面貌?这是对于我们搞中国画和搞中国文化的人都是一个共同性的课题。比如我们现在国学都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学问了,那国学为什么还要研究了,是因为他是中国传统文脉的起始。这种旧的东西,旧的题材,旧的内容,旧的程式在新的世界里,他未必就没有生命力。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我想这站画就说明了我企图去从这些最最老旧的东西中挖掘出新的东西的努力。(记者 黄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