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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载庸与杜仲华
爱新觉罗·载庸作品:长白圣境
杜仲华
俗话说,“真人不露相”,笔者就认识这样一位先生,生得方面阔目,肤色白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平日里少言寡语,低调谦和,一旦开口,便满腹经纶、一肚子故事,给人的印象温文尔雅,气质不凡。他便是清康熙帝七世孙爱新觉罗·载庸(曾用名张咏月)。别看他只有50多岁,在皇室后裔中辈分却很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末代皇帝溥仪见了他,曾戏称“皇叔”呢!
载庸自幼酷爱文化艺术,九十年代考入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深造,获硕士学位。师从郭怡琮、梁崎先生,问师于启功、孙其峰、溥佐诸先生。其绘画追求宋元风格,体现宫廷院派气象,山水花鸟兼擅,工笔写意皆精,境界造诣高深;其书法工于楷书行草,格调中正高雅,清秀隽逸,作品《孝经》《金刚经》分别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2003年受澳门特区政府邀请,他与曹德兆、何家英、杜滋龄、白庚延一起赴澳举办五人画展,受到澳门特首何厚铧褒赞并设宴款待。
载庸热衷文化史、清史和宫廷史研究,对这些领域有着深入思考与独到见解;他执迷国粹京昆艺术,年少时曾拜张伯驹、俞振飞大师学习京昆,至今仍唱念俱佳;又爱好文物鉴定收藏,钟爱民族和民俗文化……堪称一位学者型艺术家。
载庸现为天津市民族团结宗教和谐促进会理事,天津市美术家协会理事,天津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海运学院客座教授,吉林省民族书画院名誉院长。
这样一位“玄思天地之灵光”的“真人”,多年来却以闭门读书写字作画为乐,心境平和,淡泊名利,虽有书画作品在手,却极少公之于众,更不愿自我炒作,如非好友再三劝荐,仍藏在深山无人识。惜哉惜哉!
爱新觉罗·载庸与梁崎女儿梁霄鸾。
爱新觉罗·载庸作品:葫芦
爱新觉罗·载庸作品:荷花
博采众长 梁崎引他入门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夏日,少年载庸在家涂鸦,父亲的一位仉姓好友登门造访,见状面露惊异:“載庸画得真不错呀,我给你找个老师吧!”,“好啊好啊!”少年载庸一阵欢喜雀跃,叔侄二人即刻动身前去拜师学艺。来到红桥区一里巷,从屋里应声走出一位精神矍铄老者。仉叔上前对他耳语了几句,老者便哈哈大笑道:“我说怎么一大早喜鹊围着我呱呱叫哪,原来是有贵客临门了!”
看了载庸带来的习作,老者连说:“画得好,画得好,这个徒弟我收了!”
载庸给老师深深鞠了一躬。“我也不能白收你这个徒弟呀!”老师说罢,当即送他一幅写意水墨画《鹰》。
这位将载庸引入绘画艺术佳境的老者,便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梁崎先生。
具有深厚国学修养的梁崎先生,诗、书、画、印俱佳,且达到很高艺术境界。不仅如此,在载庸眼中,他还是个好人、好老师,真诚、厚道、有学识又从不张狂,是中国文人艺术的典型代表。他起初并未教载庸画画,而是教他读《论语》,这无疑为载庸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基础。
与此同时,梁崎又为他示范作画,教他如何用笔、用墨、用色、用水。“最重要的是用水,齐白石的画好在哪儿啊?他的画,几十年后拿出来看,与昨天画的一样,依旧水灵灵、湿汪汪的,鲜活可爱!”
梁崎擅长画鹰,却不赞同载庸模仿:“世人学齐白石画虾,画得再好也超不过他,学得越像越没出息。都说我梁崎画鹰,比我画得好的有的是啊。”载庸说:“不不,在我心目中,您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
上世纪九十年代,载庸在中央美院学习时,曾将《梁崎画集》转赠吴作人、靳尚谊、郭怡琮等大师,受到一致赞叹。吴作人说:“我若身体好,一定要写篇感想,请你转交梁崎先生,我们做个未曾谋面的好朋友吧!”
在载庸的艺术生涯中,曾得到孙其峰、溥佐、启功、郭怡琮等诸多艺术大师的教诲,令他没齿不忘;也正是在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中,载庸探索出一条自己的绘画之路。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梁崎。
爱新觉罗·载庸作品:竹雀图
爱新觉罗·载庸作品:觅春
宫廷院派 是他立身之本
说起宫廷院体画派,载庸津津乐道,如数家珍。这不仅因他作为皇室后裔,耳濡目染,浸润其中,更因他曾在故宫赏画读画,做足了“功课”。
1995年,载庸在央美读书时,适逢故宫博物院建院70周年,对外开放武英殿(后改名绘画馆)。研究宋元绘画的薄松年老师把课程安排到故宫武英殿,让学生们去观赏馆藏名画。
“当年我租住的房子在左安门,每天,我骑自行车从左安门到故宫角楼,再进入故宫武英殿看画,整整20天时间,天天泡在里面,像中了魔似的。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些古画和宋版书籍上,竟有‘诚王府’和我爷爷的收藏印记。这些文物在‘文革’中被查抄,此后便去向不明了。这次发现,让我有了与先人对话的机会……”回忆当年的往事,载庸感觉幸运中又有几分无奈。
载庸请笔者观赏他临摹的六幅宋元古画。这些古画,他都在故宫看过原作,是按一比一的比例临摹的。还有八幅写意花鸟,乍看有些梁崎先生的味道,实则并未脱离宋元的窠臼,仍属宫廷院体画派。“这八幅写意花鸟,从选材上看,不是花鸟画家们最爱表现的梅兰竹菊,而是过去皇宫御花园里栽种的佛手、罗汉果、枇杷果等珍稀植物。其中佛手这幅,我还题写了一首歪诗:‘佛陀本无象,谁人见手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载庸在冯驥才身边时,冯曾言及宋元两代绘画的不同——“宋代绘画是画艺术家眼中的景象,元代绘画是画艺术家心中的景象”。载庸认为一语中的。所以他的写意画既有梁崎的影子,又有宋元的风范,在一花一草、一山一石中,皆努力追寻一种“心境”,一种画外之意。只是与梁崎相比,他的笔墨更浓重,更有皇家色彩。例如他的一幅工笔牡丹图,以钴蓝做底,数株红、粉、绿牡丹精描细绘,层层晕染,金线勾勒。牡丹画毕,又加一“瘦、陋、透”的寿山石,寓意“富贵长寿”。整个画面雍容华贵,绚烂多彩,极富宫廷院体画派风韵。
载庸还向笔者展示了他的两幅书法作品《金刚经》和《孝经》。其中《孝经》耗时三月,每次书写,均亲自研墨,使用晚清宫廷纸“羊脑青”,全部经文以金粉书写,工丽严谨,潇洒劲健,装裱亦依宫廷式样。该书法作品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当时11位专家进行评定,《孝经》系全票入选。馆长范迪安称,这是中国美术馆建馆以来收藏的唯一一位爱新觉罗姓氏的书法作品(启功的书法亦有收藏,但非以爱新觉罗姓氏入选)。
在载庸看来,宋元绘画仍在至高点上,后人很难超越。他认为传统很重要,古典主义并非过时。他觉得毛主席提出的“推陈出新”特别好,虽比“创新”中庸,却符合艺术发展的历史规律,因为艺术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后人只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出新”。
爱新觉罗·载庸书法作品《朱子家训》
爱新觉罗·载庸作品:荷花图
低调谦和 甘于陋室读书
作为皇室后裔,载庸的辈分曾受到质疑。熟悉民族事务的马先生介绍说,清康熙帝皇子最多,达35个,龙潜(夭折)了11个,余下24个,其中最小的24子爱新觉罗·胤秘,便是载庸的先祖,敕封为诚恪亲王。而他的先祖与康熙帝的大皇子相差了51岁。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刚刚年近耳顺的载庸辈分这么大了。他也是最早一批恢复爱新觉罗姓氏身份的皇室后裔。
既然具有显赫的皇家背景,又是一位学者型艺术家,载庸为何一向谦恭低调、甘于陋室做学问呢?原来,十多年前,载庸前往北京潭柘寺上香,一位九旬大德高僧送他十二字箴言:“多读书,少出面,十年后,能成就”。载庸奉信老僧的嘱慰,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从中外文化史、艺术理论、历代名人字画,到明清史,一一捧读;加之祖母自幼给他讲述的清宫掌故,可谓积攒了一肚子鲜为人知的经史秘闻,偶尔在朋友圈聊起,听得众人五迷三道,纷纷撺掇他赶快出书,必火无疑。
载庸为人正派,艺高德彰,淡泊名利。艺术圈内,多风流才子,而与他交往多年的老友笑称,此公属于“一本正”,黄、赌、毒之类的负面东西找不到他,这或许与爱新觉罗家族庭训甚严有关。近些年来,正是书画家热衷炒作,开辟市场的大好时机,他却甘于陋室做学问,靠什么吃饭呢?每当问到此类问题,载庸总是微微一笑:“嗨,够吃够喝得了,我没那么多奢望!”若说“家底”,再瘦的骆驼比马大,比如他家就有一架黄花梨双面雕龙古床,他每天就睡在上面,也不嫌硌得慌。但这些家传的宝贝,也包括他耗时数月精描细绘的绘画作品,怎舍得轻易出手呢?对他而言,世俗的金钱名利地位,都不过是过眼烟云,精神享受远比物质享受更能让他体会“幸福”的含意。
(作者杜仲华,资深媒体人、作家、艺术评论家)
爱新觉罗·载庸
爱新觉罗·载庸简介
字咏月,圣祖康熙帝七世孙。天津美术家协会理事。1958年生于天津,199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1996年作品《绿天淫雨》获得第四届全国青年美展优秀作品奖;2002年,与何家英、杜滋龄、霍春阳、曹德兆等举办“天津九人名家展”;2003年,受澳门特区政府邀请,与何家英、杜滋龄、白庚延、曹德兆五人举办“澳门五人展”,受到澳门特首何厚铧的接见并给予好评;2004年参加全国第二届花鸟画大展,作品《四季如春》获得优秀奖;2011年,楷书《孝经》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其绘画作品追求宋元风格,简约清雅,朴素大方,善于描绘处于静态的禽鸟,其书法追忆魏晋气象,具有静逸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