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自明初设卫筑城以来，有其独特的地理和文化积淀。作为南北往来的交通枢纽，最大程度地显示出兼容并蓄、泰然自若的城市气质和人文风度。清末开埠以来，天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在特定的历史氛围中承载着荣辱并存的历史使命。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铸就了天津城宽宏的包容性和极强的移植能力，其文化底蕴可谓雍容优阔、不温不火。在天津国画艺术发展演进过程中，特别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文化底蕴得到了更加具象的诠释。纵观当今中国画坛，可谓旗帜林立，仪态万千，扰攘喧嚣之风日重。但天津数百年来所养就的韬光匿采、不骛时流的城市传统和人文气象，依旧可以在为数可观的津门本土画家的身上得以折射，皮志刚先生即是其中的一个。

皮志刚出生于1960年，蒙童时期即对绘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得侍津门山水画家赵树松先生座右。赵先生1963年即毕业于中央美院国画系，学院派的系统教学理念为皮志刚山水画的长足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后因缘巧合得识画坛名宿孙克纲先生，并引以为入室弟子，眼界胸次为之顿开。皮志刚受业于孙克老门下近三十载，为其日后在人品、画品多方面所赢得的声誉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孙克老辞世后，经其公子孙越先生居中作美，引荐皮志刚复拜孙克老同道挚友孙其峰老前辈为师，足见古道交谊，遂成佳话。两位孙老同为津门书画界之翘楚，他们广植桃李、则范后学，数十载未变初衷，加之学道谦让、宅心仁厚，堪称画坛楷模。皮志刚转益多师，得数位前辈耳提面命，遂能多生会心、广纳博采，可谓上苍眷顾。

津门著名山水画家皮志刚创作巨幅画作《江山万里图》。

就绘画而言，晋贤顾恺之的“传神论”确立了中国画至高的审美原则。南宋陈郁对此作了更为精彩的诠释，他说：“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神即心之写照也，赋予笔墨以性情是中国文人画的写意传统，禀赋诚朴是游于艺者之根柢。画气写心旨在传主体诚与真，同时以达客体素与朴，故而传神写照是主客体之间气息与心性的彼此眷顾。因此宗炳在《画山水序》中开宗明义指出：“圣人含道暎物，贤者澄怀味象”，成为千年以来中国画精神境界之圭臬。这首先要求画家须笃定甘于寂寞、抱常守如一的止定心态，在这方面，天津画家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如看客般的淡定从容，不依附、不排斥、更不激越，而是以各自的艺术良知默默延续着华夏文明的艺术传统。在物欲膨胀、以媚俗为时尚的当今社会，名重当世者未必具其实、不见经传者未必没有真水平；犹如富未必贵、贵亦未必富，既富且贵，始可谓实至名归，其理一也。皮志刚正是一位清心自守，适意温文的山水画家。

自然品类，幻化无穷；山川草木，气象万千。艺术家以其内在的学养修为观大象而迁想于襟怀，心手相应而妙得于腕下，于是胸中丘壑、千里江山犹如在掌。皮志刚在数十载的艺术实践中，深知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之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知白守黑，以其驾空驭实的手笔逐渐形成了寓空于实、朴茂沉雄的画风。他初习石涛，得其纵横峻拔之气；再上窥范宽，体味宋人大景辽阔之势；后回首明季清初诸家，依个人心性终以龚半千为最心仪者。龚半千一生以“江东布衣”自居，他人品高洁，属于岩穴上士、任情放达的一流人物。他的绘画风格一扫晚明的空疏简率，使北宋博大雄浑的气象得以恢复和传承。皮志刚尤为倾心于“黑龚”沉毅大气的意境，后得遇孙克老，复以湖社清新温婉之风，矫率意疏狂之态，遂能落笔之际得心应手。他善于以奔放的笔墨营造出苍莽磅礴的画面，在一派茂密丰盈的外在情节中，寓空于实、寄虚于满，精微细小处所衬托出的空灵安详之气油然而生，可谓纵逸冲和，相得益彰。

皮志刚在创作。

依其画亦可类其人，皮志刚性格温和内敛、不事张扬，与朋友交皆能坦诚相见。如其名，志者，心意也。刚者，寡欲也，志向于寡欲，必少挂碍。心少挂碍，何来得失？观其近作，他在下意识地“放逐铅华”，使画作的整体风格更趋静穆端庄，从中亦可品味出他对审美理念及人生世态的觉悟。皮志刚年近耳顺，他未曾想过于画坛奏黄钟、歌大吕，他只是依从自己的心理轨迹好之而乐之，适意地在笔下流露出天地间固有的浩然之气！

高清图：寓空于实苍郁沉雄——记山水画家皮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