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美术网讯人物画是中国传统艺术中出现最早，历史最悠久的画科之一。唐宋是人物画的盛期，时至元代，因文人画的兴起而导致山水画和花鸟画繁盛，人物画不再占据主流位置，并与现实日趋疏离而逐步走向衰落。20世纪之后，人物画再次活跃在画纸之上。2016年7月26日，“现实的光芒”中国画现代人物画研究展，通过近300件代表性作品，基本梳理了20世纪以来中国人物画的发展概貌，全面而系统地呈现中国人物画的现代化历程。展览也是国内首次关于中国人物画专题研究的大型学术展，将持续展至10月23日。

　　【展品：精品集合，只有想不到没有看不到的】

布展现场：正在上墙的作品

　　每个时期的人物画，都与时代历史背景相关。中国现代人物画便如一部生动的视觉文献，形象地记录了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也反映了文化的转型与思想的变革。

　　展品来自国内9家重要艺术机构的藏品，包括中华艺术宫、中国美术馆、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浙江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同时，也有艺术家及家属还提供的许多珍贵的作品。作品涵盖各个时期的经典代表作品，不仅从纵向上梳理了中国现代人物画的发展历程，而且从横向上展示了多个流派的涨落。

布展现场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写实人物，战争爆发后的“艺术救国”，到新中国初期新工笔画元素，再到人物画语言思想的多元。展厅布展以艺术与现实关系为主线，从时间顺序上来梳理。以人物画的发展历程为界，分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半封建社会时代与生活的礼赞、思想与语言的自觉三个板块进行呈现。

　　【1930年代至1940年代：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

　　抗战使得现代写实主义绘画开始盛行

　　20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受民主思想的影响，新的时代思潮冲击封建旧文化。而在艺术上，文人画的“雅”受到质疑，越来越贴近现实的题材得到了提倡推广。中国人物画再次与现实接轨，并开始传统与现代的转型。

　　以陈师曾、丰子恺、齐白石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革新精神的艺术家最先冲出临摹古代高人逸士、高山流水的怪圈，以现实人物为表现对象，在人物画中表现俗世情怀。

　　1930年代至1940年代，战争爆发，当时民族的水生火热使得中国现代人物画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感人的道德力量。当时代表性的徐悲鸿、蒋兆和、李斛、李桦、关山月等人，怀抱“艺术救国”理想，以画笔作武器，用美术的方式记录国难，宣传抗战，创作了一批以民间疾苦为内容的作品，体现出他们艺术救国和艺术革新的高远志向。

　　宣传抗战作品需要浅显易懂，所以促使他们直接取材于现实的抗战人物画。以写实的形式，关乎人间冷暖的现代人物画便应运而生。这批为国难写真的抗战美术在当时发挥了警醒世人、鼓舞士气、振拔人心的积极作用，并推动着中国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齐白石：中国现代人物画由他而诞生

齐白石《搔背图》 133.5x33cm 约1927年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的漫笔人物画，简约、幽默，富有人情味。一些现实题材的人物画作品通过他的表述，凸显出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状态。他的人物画既不同于传统人物画，也不尽然是写实人物，只是简洁的用笔勾勒出身体动态和面部神态，使画面表现神完气足。

　　正是这批具有浓郁人间情味的作品，一扫传统人物画孤高之气，让中国现代人物画由此诞生。

　　丰子恺：中国“漫画”源起者

丰子恺《家家扶得醉人归》36×29cm 年代不详上海中国画院藏

　　丰子恺的漫画实际上是一种简笔中国画。1921年春，丰子恺留学日本，受日本浮世绘画面中描写风俗人事的启发，找到了艺术与新时代的结合点。他曾说道：“我要走在‘人’行道上，我要学习‘人生’，近于‘人情’的绘画。”回国后，他善于从日常琐事中寻找素材，生发意义，画面表达谐趣具足，平实深永。因为丰子恺的这一新画意，也让“漫画”在中国流行开来。

　　蒋兆和：将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魅力最大化

蒋兆和《与阿Q像》97×52cm 1938年

　　蒋兆和在水墨人物画领域中把中国画特有的造型魅力最大化，使中国的现代水墨人物画一跃而并立于世界现实主义绘画的行列。

　　蒋兆和初以擦笔碳像为生，后自学西画和雕塑，训练了自身扎实的西画造型功底。30年代开始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完成于1938年的《与阿Q像》，体现了他强化中国笔墨表现力的成功探索，此画亦标志着其写实水墨人物画的成熟。蒋兆和在塑造其面部时，以皴擦代替了湿笔渲染，使人物的体态结构被塑造得结实有力，同时加强了中国画的特点。

　　关山月：“为国难写真”的“抗战画”

关山月《铁蹄下的孤寡》119.8×63cm 1944年关山月美术馆藏

　　关山月在1939年至1940年间，绘制了《寇机去后》《三灶岛外所见》《渔民之劫》《从城市撤退》和《中山难民》等“为国难写真”的“抗战画”。《铁蹄下的孤寡》描绘的是在漫天风雪中逃难的母女，以写实性的手法晕染出战时荒芜的景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当时关山月的稿酬颇丰，多有海外商人重资购画。但在抗战时期，他宁肯忍饥挨饿，到西南西北举办抗战画展，也未卖出其中的任何一幅作品。

李斛《嘉陵江纤夫》85×231cm 1946年

李桦《天桥人物·小买卖》46.5x27.8厘米中国画 1948年

　　【1950年代至1970年代：工笔人物画开始发挥功能】

　　知识水平的落差使中国人物画更贴近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物画紧跟时代风潮，讴歌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成为新方向，人物画需要深入生活，贴近农民兵。

　　当时的百姓知识水平落差大，需要更通熟易懂的人物画来接受信息。所以艺术家们便用通俗易懂的笔墨，描绘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内容。这样的“取自于民”的方法，不仅丰富了当时一批艺术家的创作源泉，并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激情。

　　当时“徐悲鸿学派”、“新浙派人物画”、和新工笔画在内容上拓展了人物画的表现手法，借鉴民间年画单线平涂的新工笔画和吸收西方写实画法的写实水墨人物画，以特有的形式，映现着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时代风云。

　　“徐悲鸿学派”：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兴起

叶浅予《藏舞人物》纸本设色 69.5×46cm 1962年北京画院藏

王明明《高原摇篮》144×365 2000年

黄胄《载歌行》141×363cm 无年款北京画院藏

　　徐悲鸿和蒋兆和为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开拓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徐悲鸿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他把写实教育体系与来自延安的革命写实传统，以及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者合流，由此产生“徐悲鸿学派”和“写实水墨画”，在中国形成强大的写实阵营，并成为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画坛之主流。其中包括李斛、宗其香、李琦、姚有多、叶浅予、黄胄、刘文西、王盛烈、杨之光、周思聪、卢沉、杨力舟、王迎春、王子武、王明明、刘大为、赵奇、袁武等。

　　“新浙派人物画”：表现新时代人物画的传统水墨

　　与“徐悲鸿学派”相比，“新浙派人物画”在写实的造型基础上，削弱素描味，增强水墨韵味。开拓者有李震坚、方增先、周昌谷等。第二代艺术家继承了这一流派的优良传统：严谨的造型和笔墨情趣的良好结合，代表人物有冯远、刘国辉、吴山明等。

方增先《绒帽老人》122×124cm 2005年中华艺术宫藏

　　方增先是继徐悲鸿、蒋兆和之后，在人物画写实风格创作线索中另外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徐悲鸿和蒋兆和解决了以西方的素描法改造中国画以达到写实的目标，那么方增先则是既有写实性的造型，又具有中国笔墨表现的丰富韵味。

　　方增先的创作在50年代影响非常大。他善于总结画理画法，他的《怎样画写实水墨人物》几乎影响了两代人物画家。从60年代直到80年代，方增先的绘画都是在追求笔墨的塑造性和笔墨的表现性的结合，严谨的笔墨方式变得越来越松动自由。这件《绒帽老人》中，书写性的笔墨和意象性的造型得到良好的结合，是写实水墨人物画中成功处理造型和笔墨关系的成功例证。

　　工笔人物画加入：结合传统技法和时代相

　　在普及宣传运动中，连环画年画、宣传画等普及画种使得传统工笔人物画在表现现实生活方面有了新的施展空间。

程十发《歌唱祖国的春天》138x82厘米中国画 1956年

姜燕《办食堂》166x109厘米中国画 1958年

　　传统的工笔人物画家面临着如何将传统技法与时代内容有机结合的问题，一方面继续自己所擅长的传统题材人物画创作，同时赋予传统题材积极的现实意义。表现突出的便有徐燕孙、潘絜兹、吴光宇、陈缘督、白雪石、陈少梅、任率英、王叔晖、陆鸿年、程十髪、刘旦宅、陆俨少、钱松喦等艺术家。

　　另一方面，新的工笔画在表现现实题材上，反映了社会的新人新貌。新工笔画以其通俗易懂的形式和浓郁的时代气息，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而他们当中林岗、姜燕、顾生岳创作除了一批当时具有“样板”意义的人物画作品。

　　【1980年代至今：走向复合、多元的文化生态】

　　1980年代之后，刚刚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开始接受“舶来品”，人们开始了解各类文化艺术思想，了解世界的进步发展。

　　这种复合、多元的文化生态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中国画人物画便在思想与语言两个层面逐步走向自觉，也呈现出缤纷多彩的面貌。

　　思想上：作品中出现主题性的人文关怀和批判性

人间地狱——矿工图之三周思聪 178cmx190cm 宣纸水墨 1982年

杨力舟、王迎春《黄河在咆哮》三联画之二 180×230 1980年中国美术馆藏

冯远《屈赋辞意图》195×181.5cm 1993年中国美术馆藏

袁武《水不深》144X367cm

　　中国画家不再简单地再现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或纯粹的“正面歌颂”，而是注重挖掘主题的深刻寓意。他们对人物的刻画和事件的表现，也不再停留表面的客观再现，而是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作品具有强烈的悲悯色彩和人道主义精神，代表性作品有周思聪、郭全忠、杨力舟、王迎春、冯远、李伯安、赵奇、袁武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愈来愈受到艺术家的关注。一批对艺术和人生具有深刻认识的人物画家，他们将这一认识转化为作品中的批判性锋芒，这种批判色彩在都市题材人物画中尤为突出。例如刘进安、刘庆和、李孝萱、陈苏平等均以调侃、辛辣的笔调，表达着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反思与批判，揭示都市生活的焦虑与无助，荒诞与虚无。

　　语言上：百家争鸣，开始多元化的艺术表现

　　国门打开，沉浸在写实的中国画坛开始接受西方现代艺术的洗礼，表现性水墨人物画和写意性水墨人物画开始振兴，工笔画也在表现手法上进行跨领域的自由融合。

刘大为《雪线》 220×240cm 2004年

施大畏、施晓颉《洗礼——记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315×510 2014年

　　表现主义手法以其强烈的象征寓意性，逐步摒弃写实手法，脱离客观叙事，以变形夸张的水墨语言表达主观感受，其中包括周思聪和卢沉、王迎春和杨力、施大畏等艺术家。

田黎明《都市午餐》 180×120 2012年

　　水墨的写意精神成为中国画家的研究重点，对传统意象造型法则的重新解读以及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自由借鉴，使得写意性水墨人物画得到新的发展，特别是在戏曲题材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1980年代以来，朱振庚、丁立人、高马得、韩羽、马书林、周京新、钟孺乾等诸多艺术家，对自我情感的自由表达，和对个性化和时代性的强烈追求，使戏曲人物画在创作上表现出新的探索形式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