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松喦：讴歌时代 开启新金陵画派

锦绣江南鱼米乡

红岩

常熟田

　　天津美术网讯 20世纪中叶，正是中国山水画大变革之时，长安画派、岭南画派、新金陵画派异军突起，构筑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其中，钱松喦(1899-1985)作为新金陵画派的杰出代表，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山水画的传统，在题材、技法和构图上进行深入探索，以古拙、沉稳、浑厚的画风傲然屹立于20世纪中国画坛，时人誉其画作为“山水画推陈出新的样板”。

　　“极目登高” 曾对着一幅石溪真迹临摹了三年

　　钱松嵒，189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其父为晚清秀才，教书为业。钱松嵒八岁随父学习诗、文、书、画，临习《芥子园画谱》，十三岁即可对景写生，研读画论。后来，他进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拜师于著名画家胡汀鹭，学习国画理论，临摹和研读石溪、石涛、沈周、唐寅的山水大作，同时，他还深入研究西方艺术，学习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等现代科学。

　　钱松嵒临摹名画尤为用功，曾对一幅石溪真迹临摹了三年。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在上海举办，他的作品《寿者相》和《山水》与齐白石、曾农髯、吴湖帆、叶恭绰、高剑父等名家作品同台展出，一举成名。

　　此后，钱松嵒任教于无锡师范，主要教授山水画及诗词课，授课之外亦卖画为业。他喜欢写诗，1934年在画作《鸡》上题曰:“参差竹影拂烟寒，巽羽离披闻凤翰。如此万方多难甚，那堪优听报平安”，表达了他忧国的胸怀。1934年题《水墨菊花》，“又是茱萸照酒瓢，只今阳九厄难销。那堪极目登高望，烽火烛天胡马骄。”表达了他心中的对国难的忧愤。1945年题彩菊，“万国干戈息，黄花亦笑开。孤怀荒径守，久傍战尘栽。拌醉倒残圃，相怜逃劫灰。风霜尘到底，便有小春回。”以诗画来表达自己对抗战胜利的喜悦。他的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也直接影响着他以后对新中国的态度及现实反映的创作。

　　1953年，钱松嵒《快乐的暑假》入选第一届全国国画展览会，1956年，他创作的《瘦西湖》《溪山如画厂如林》《劫海回春》入选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1957年钱松嵒从无锡调入江苏省国画院，成为他攀登绘画高峰的重大转折。虽然钱松喦名声在外，但他基本属于晚成的艺术家，尤其是调入江苏国画院后，才真正进入艺术创作的高峰期。

　　从1949年以后的国画现状来看，那种追求古意和野逸的文人画风格与新的时代确实显得格格不入，在延安和解放区酝酿成型的新的艺术、新的风格、新的样式，则成为画坛的主流。“欣赏趣味是愈古愈好，因而画坛也就因袭成风。不管谁的画，上面题款几乎都有个仿字……国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钱松喦对当时积习已久的国画现状也提出一些批判，并着力改变。

　　这一时期的许多艺术家一改文人绘画风格，他们深入生活，热情地讴歌新时代。出外写生，便成为钱松喦等画家开阔视野转变风格的重大举措。1960年，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傅抱石率领江苏省中国画写生工作团，开始了两万三千里的“写生长征”，相继走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六省，他们走访名山大川，参观建设场地，交流艺术心得，成为轰动全国的画界大事。

　　万里写生 绘就革命圣地画的经典之作

　　对于“万里写生”活动，钱松喦曾说，“这是我毕生难忘、光荣愉快的一页生活史。”他攀华山、登秦岭、观峨眉、出洞庭、入三峡、走岭南，领略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移山拦河建设家园的新气象。

　　他边走边画，不断地将个人的主观感受和歌颂新时代的主题注入画幅之中。“我通过这次壮游，觉得不独反映祖国河山需要山水画。回忆革命史，歌颂新面貌，也有适用之处，广大人民本来喜爱山水画……我恍然大悟，山水画大有文章可作。”六十多岁的钱松喦也顿悟了许多现实与艺术之间的问题，他说，“人可老，画不可老，日日新，不断革命，永远为人民服务而搞好我的山水画。”

　　水到渠成，钱松喦在写生活动中，创作了他自己的代表之作《红岩》《常熟田》等。在参观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时候，他就深深为前辈的无畏精神所感动，于是从不同角度勾画了相关写生素描稿。他说，《红岩》一画是他的大胆尝试，从构思到创作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遵照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形式和内容相一致的原则来进行的。他认为这是歌颂革命史的画，要从“红”字上做文章，于是他大胆地把原来满种芭蕉的土坡改成用红色画成岩石，而全幅也只用墨和红二色组成。

　　《红岩》这幅精品大作，经过他数十次的修改。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始终为生活现象所束缚，不敢有浪漫主义，反而灰溜溜的，红得不透，主题思想不突出。虽然芭蕉用白描，黄桷树尽量缩小地盘，终觉显得不够。后来重行考虑，把黄桷树干脆“割爱”，扩大了红色岩石的面积;这样一来，全幅通红，红色的革命气象豁然显出。纪念馆是重要的材料，不能“浪漫”掉，把它体积缩小，推得更高，有“高山仰止”的崇高感觉。馆旁两树合成一株大柏树，象征坚贞的革命气节。远山压低，让古柏直穿过天空，郁郁森森的气氛更足了。这样的处理，构图、色彩、素材上的取舍都紧扣住现实基础，也发挥了浪漫作用。他认为，在形式上是符合于思想内容要求的;在表现方法上，白描芭蕉和朱砂画石，都是传统方法。芭蕉白描，既可加强红色，也加强了画面的节奏感。

　　在钱松喦创作《红岩》后的几年里，画韶山、画延安、画井冈山、画遵义、画其他革命纪念地，成了许多中国画的主要题材，甚至演变成了中国画实现自身改革的一个契机。钱松喦对革命圣地倾注了无限热情，将韶山、井冈山、延安、南湖、遵义、梅园等悉数画遍，所画革命圣地作品之多，所绘革命圣地范围之广，皆为其他画家不能企及。

　　开创画派 探索符合新时代题材要求的新笔墨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十数年间，他与傅抱石等江苏画家一道努力，开创出江苏山水画的新风貌，形成“新金陵画派”，他也因之成为中国山水画史上承前继后、推陈出新的杰出画家。钱松喦后来还创作了许多精品，如《东方春水》《千帆竞渡》《太湖伟观》等，笔墨沉雄厚拙，画面壮阔，章法多变，诗文书画互补，色彩大胆明快。

　　钱松喦的文化功底很深，诗、书、画全面修养，兼之勤奋，他绘画水平也就不断地提高。钱松喦有很强的创作能力，其概括能力极强，能于平凡的题材中概括出新意、提炼出典型性，其中他的人格魅力、文学功底和书法修养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他能创造出现代中国绘画风格的典范，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

　　那时候的“岭南画派”“长安画派”，也对钱松喦的绘画创作有重要影响。“岭南画派”在传统的基础上与现实和西方绘画开始接触所进行的变法，以石鲁为首的“长安画派”用传统笔墨来表现现实生活的思路，如石鲁的《转战陕北》作为现实题材和革命题材，对钱松喦震动非常大。据钱松喦回忆，当年在参观石鲁画室时，他对这幅画印象非常深，作品气势雄强，简直压得透不过气来，与“长安画派”接触以后，钱松喦绘画中鲜明的时代风格逐渐呈现出来。

　　在传统山水中，“设色”一般被理解为青绿浅绛，鲜艳的红色用得不多。钱松喦充分发挥朱砂、胭脂的性能，成功运用红色，完美融合于时代审美之中。需要说明的是，钱松喦国画之新，也并非完全是笔墨的新，更重要的是他舍弃了1949年以前的题材，而代之以全新的现实生活题材。

　　在“一代名师钱松喦”一文中，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评价说，“研究革命圣地山水画的历史不能不提到钱松喦”。钱松喦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大批出现的革命圣地题材具有了比五十年代更为成熟、稳健、大气的构图与笔墨技巧，它们处理题材方面表现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特别的智慧，一切谨小慎微的试探和摸索，都成为他具有开拓意义的历史贡献。另外，他能够结合自己在笔墨方面的所长，并能够在改造传统笔墨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新的题材要求的新的笔墨方式，同样具有开拓的意义。因此，他在这一题材方面的努力，也就成为他对20世纪中期山水画发展史的贡献之一。（作者 郑成航 陈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