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美术网讯昨天（7月18日），“津沽翰墨——天津书画三百年主题研讨会”在天津美术馆举行。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李毅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副会长邓福星，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史论家袁宝林，天津文史研究馆原馆长崔锦，天津美术学院教授、著名史论家王振德、何延喆、郭雅希，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于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杨惠东，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杨进刚，中国致公画院副院长、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庄征，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画家王之海，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博系教师陈晨，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李海亭，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李振，南开大学哲学院教师王陶峰，南开大学书画艺术与美学研究中心徐舒桐，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会员、杨柳青画社美术编辑赵宇等十余位国内著名学术专家出席了此次研讨会，并就天津书画三百年来所取得的成果、文脉，进行了一次深度剖析和梳理。

“津派国画”亦称“津沽国画”、“卫派国画”、“沽上国画”、“天津国画”和“津沽翰墨”，是我国近现代出现的具有地域特色和文脉传承的重要画派，具有地域性、传统性、开放性、民众性、融合性和创新性等优秀特质，大致崛起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天津文美斋刊行张兆祥《百花诗笺谱》为标志，经过几代画家努力，成为中国近现代画坛最具活力、最有影响力的艺术流派之一。

专家认为，“津派国画”是一个城市文化衍变的现象。“城市文化是城市社会成员在特定城市区域内，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为该社会成员所共享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由传统逐渐演变到近现代城市文化，是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近现代工业、交通、通信业等迅速发展壮大，使天津由传统城市转变为近代工商业大都会。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学校教育的普及，东西方文化在此激烈碰撞，极大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成为影响“津派国画”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有专家指出，“津派国画”从清代以张兆祥为首的“津门四子”为第一代，传至以张兆祥弟子刘奎龄、陆文郁为首的“津门五老”第二代，再传至以“津门五老”弟子王颂余、穆仲芹、萧朗、赵松涛、孙其峰、孙克纲为代表的“津门八家”为第三代，第四代白庚延、杨德树、吕云所、杜滋龄、贾宝珉、霍春阳等名家多为“津门八家”的传人，第五代、第六代代表性画家亦是如此。只是第三代以后，随着新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逐步发展，随着外地画家的不断引进，纯粹的“津派津味”国画逐渐变异，以画派面目出现的画家群体日趋减少，画家个人风格日益突出，“津派国画”变得不再响亮。然而，从清末张兆祥为首的“津门四子”发展至今，“津派国画”薪火相承百余年，绵绵不绝，脉络清晰可查。

张兆祥是清末画界的一代大师。他继承和发展了恽寿平的绘画风格，融汇中西，取百家之长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他多才多艺，通晓西洋照相术、诗文书画，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通，尤其擅长写生，精折枝花卉。他是我国第一位将照相术运用于国画创作的画家。他的绘画风格对当时的津沽画坛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专家认为，从张兆祥的作品当时受欢迎程度以及在天津画界的影响来看，他的绘画影响了几代人。直到现在仍然对天津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张兆祥在绘画史上的地位和广州二居在绘画史上的地位是相同的。他们都是自己地域绘画风格形成的奠基人。当时天津绘画受北京宫廷绘画影响较深，张兆祥能够突破传统和宫廷画风格的束缚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和广东二居相比更具创造性。张兆祥的《百花诗笺谱》的名气名扬海外，直到现在深受国内外藏家的喜爱。

“津派国画”有着系统的传统流派，拥有强大的阵容和雄厚的实力，但这一主流阵营绝不是守旧型和故纸堆型。特别是“湖社画会”对天津近代美术的影响。湖社画会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早的学术组织之一，也是近代京津美术界最早的学术组织。由于它推崇的艺术风格和它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乃至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以及对中国绘画事业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人称为中国近代绘画史的摇篮，也是近代绘画家和大师的荟萃之地。

有专家指出，“湖社画会”中的刘子久、陈少梅、李鹤筹等是对传统艺术有着深刻感知和贯通理解的学者型画家，不但传承古法、探索新路，而且为天津画坛培养了一批学养深厚、功底扎实、视野宽博的艺术人才。如天津老一辈画家中较有成就的王颂余、孙克纲、严六符、刘继卣、刘维良等。而且，刘子久还当过全国首家美术馆——天津美术馆的馆长。另外，刘子久和陈少梅是很好的朋友，在长期交往中相互切磋交流，共同以传统技法描绘现实生活见重于时。陈少梅擅长北宗山水，刘子久是南北结合，很多后学都是同时师从两家，如刘继卣、刘维良、王宝明等，他们从两家中萃取画法精要，成为画坛中坚。

“津派国画”薪火相承，流传不息。尤以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津派国画”与时俱进，蓬勃发展，名家云集，佳作如林。第三代、第四代画家秉承先师优长，以对自国对乡亲的诚挚热爱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以艺术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深入生活，亲近自然，发掘传统，潜心创造，不断奉献富于时代风采和个人特质的精品力作，在国内外画坛造成越来越大的艺术影响，持续了“津派国画”的辉煌。专家认为，“津派国画”属于“稳健的实力型”画派，没有过分的激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由比较充分的研究，对于传统的继承态度非常投入、深入，并融进了现代人的审美意识，体现出当代中国画的主导流向。

然而，成熟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津派国画”第五代、第六代画家，由于社会的活跃和艺术交流活动的频繁，特别是艺术市场竞争的加剧，他们多谋求到北京发展，谋求为艺术创作找到最大空间与更多机遇，“津派国画”发展中不得不面对人才流失的景象。对此，专家认为，随着国际国内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扩大，随着京津两地的超速联通和人流剧增，“津味”淡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津派国画”的今后发挥在哪问题将会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审慎思考。

专家认为，在天津，鲜见有画家保持稳定的社会地位者。有的画家，生前名声不显，近年来画名画价才陡然而增，学术地位也不断高涨，如刘奎龄、陈少梅等。有的画家成就卓著，但一生穷途潦倒，过世后在业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怀下，才逐渐引起世人的瞩目，梁崎即使突出的一例。有的画家生前业绩辉煌，但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去世后家属将大量遗作悉数捐给国家，却难得有面世的机会，甚至连画册都未能出版，宣传的力度还远远赶不上一些不入流的画家，连人带画都似一入九原呼不返之感，如刘子久、李昆璞最为典型。而，这些近现代画史上的“天津现象”亟待梳理和廓清，以期再度挖掘、重新审视、继续思考。

“津沽翰墨——天津书画三百年主题研讨会”不仅是对“津派国画”的总结回顾，更是对“津味”美术的梳理。应该能够清楚地看到，过去的百余年，时代的变迁和思潮的震荡，对艺术的存在形态和画家生存方式的影响。（包仲川、刘俊苍）

津沽翰墨——天津书画三百年主题研讨会
津沽翰墨——天津书画三百年特展暨学术研讨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