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理论家有句最恨人的话就是“画如其人”，如果从贬义说你画不好则连人一起带进去了，若是从褒义上讲也确有其理具有前瞻性，也就是说画作的品位会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其人的境界。倘若浏览爱新觉罗·溥佐先生的作品，不管你是圈内还是圈外人，都会为其楮墨之间所蕴含着的质朴厚重的富贵大气而打动，那种特有的气质不是任何画家都能具备的，这是与生俱来的天赋秉性和后天修为学养的自然体现。

可能很少有谁过世若干年后还能让人回想起来依旧是春树暮云般温和美好的记忆，而溥先生就是这样让人永远仰慕亲切，如果他站在陌生的你的面前你只会觉得他是一位平和得不能再平和的老画家，没有任何前世显贵的流露和今生地位的矜持，那时称得上著名画家的远没有现在这么多。

时光荏苒，溥先生已经仙逝多年逐渐淡出美术界的视线，然而无论何时大凡与先生交往过的人谈起他时脑海里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温良敦厚的笑脸。世上有多少人能禁得住财富和地位的迷惑而能平静，对于曾经桑海的溥先生而言，有什么比那种擦肩而过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辉煌更撩拨人的神经？文革期间溥先生被关进牛棚，师母去探望先生时他却笑着说：看在夫妻多年的份上，下次包点饺子带来。话虽不可笑而情节有点滑稽，如此这般地步还有那么好的胃口，我想大凡人在囹圄之中都不会有口腹之欲了吧，然而先生的心境竟然如此悠哉游哉像是在度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然物外的襟怀。

汉代文学家贾谊《鵩鸟赋》谓之：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也就是说人只有像深渊之水那样才能沉静淡定，只有像不系缆绳之舟船一样才能无牵无累，只有将生死置之度外才可能心无羁绊。

溥先生曾经问过我：饺子分几等？我茫然不知，只知道过去人们说好吃不过饺子，好受不过倒着，还知道老百姓一年到头吃顿饺子的期待，至于饺子分几等真没思考过。溥先生说：过去宫里饺子分三等，头等饺子全蟹肉；二等饺子蟹肉干贝；三等饺子蟹黄猪肉。我一想这还真是食材的绝配！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吃过见过的生活阅历吧？那时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尽管当时螃蟹不那么贵，但是没听说谁家吃过蟹肉饺子，起码没有那种想法、没到那种品位，不知道当年先生要求师母往牛棚里送的是不是这等饺子。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私人企业应该还没有，大家都是挣工资，大多就是三十几块钱月钱、六七块奖金，谁家手里的积蓄都差不多。那时我给杨柳青画店画画儿一个月能挣一二百块远比现在算的上富有，去趟当时位于新华路做西餐最好的和平餐厅，一家三口连吃又带不过十几块钱，那个时候拿半个月工资吃顿饭算是很奢侈了。而那时去溥先生家里总能碰见来回来去的买画的人，那稿酬收入在当时肯定是天文数字。但是溥先生把钱看得很淡很淡！记得那阵先生去家里屋里屋外过来过去的尽是保姆来回逛荡，多的时候应该有好几个，她们在一边叽叽咂咂有说有笑的悠闲自在好像没什么事可做，其实溥先生压根也没那么多家务，后来得知那就是先生平时听说这个、那个的生活有点困难，然后就叫过来家里当保姆，不过就是个名义，真正的初衷还是给她们补贴些作家用，而那时一个家庭如果增加一个劳力的收入日子就很显宽裕了。我接触过不少有钱人往往是越趁钱越吝啬，真正能有善心愿意散财助人的不多，这就是人生境界的差异。

国画界向来不是个安静的地方，但是溥先生从来没有与任何画家有过任何口舌之争，对于什么名啊利的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如果用道家的话来说就是不与人敌则无人能与之敌，不与人争则无人能与之争。所以溥先生永远是那么开心、那么达观。跟先生学画时，什么时候到溥先生家去总是高朋满座笑声不断，说是客人去听溥先生讲故事、或者是溥先生听客人讲故事？都不是！只是客人们喜欢把自己道听途说的奇闻异事在溥先生跟前海阔天空地神聊，而大多数时候先生自顾埋头画自己的画，偶尔插一句话、或引申个故事，但一定是非常经典，非常逗乐。

常去溥先生家的人都知道，在他作画座位旁边的墙上永远是贴满了一排排的纸条，一个个纸条上写着一位位求画人的名字，上面什么张局长、李部长的“长”字辈的人物居多，也有故旧亲朋平头百姓，按顺序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七十年代后期人们索画并没有给报酬的习惯，顶多给你买一张宣纸算是回报没让你搭纸破费。经过文革那场浩劫，曾经家里藏有名人字画的都偷偷撕掉；有珠宝首饰的悄悄往地沟里扔的年代，人们总算是回归了对于艺术家的尊重，画家也大都乐于奉献，但是求画者络绎不绝的画家并不多，这种礼遇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成就和人格魅力吧。

溥先生与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是堂叔伯兄弟，因为兄弟大排行在第八，所以人们喜欢称他为“八千岁”，也有人叫溥先生“王爷”，先生总是一笑而过好像不知道是在叫谁。每逢阴历年前后，溥先生总会叫几个学生到家里聚聚，那时我们学生和先生的儿子（溥先生育有五男一女）在一起吃啊、喝啊，溥先生不喝酒，吃完饭早早地站到一边扶着门框笑着、看着。吃完喝完还会开奖，也就是溥先生把自己的画、还有其它什么别人送的礼物放在一起设一二三等奖，但开奖的标准总是有点出人预料，要么是数豆子，看谁数得多、数的准。在一个簸箕之类的家什里放一堆黄豆能数清楚了其实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也有时是以某一类特定的单词特征出题看谁列举的最多，有一次是要求写“子”字撴底的单词，但是这个“子”字必须是在口语里是“zi”字的韵脚而不是“za”，比如像“瓶子”、“桌子”这个可以，而天津人口音里的“儿子”、“房子”这样的“子”不行，闹得大家都在屋里“仔仔”地喃喃自语揣摩不定，结果自然是让人啼笑皆非，有时如果你把一件事情太当回事它反而会让你出丑。现在这样的游戏可能不会有人玩了，这是心境、也是时境的变迁。

溥先生对学生非常爱惜，曾经多次带着我们几个学生的作品在珠海拱北、北京颐和园等很多地方举办过师生书画联展，尽其所能地举荐学生，看到学生在画上有一点进步每每会喜于言表特别惬意。

有的时候精辟的道理和严肃地嘱咐并不一定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提耳面命的教诲，很可能是听起来很家常、很平淡的一句话，但是其中一定是包含着深刻的哲理、甚至教训。记得学画不久时溥先生曾对我说：你将来要想出名，现在就不要把画送人。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若干年后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其实溥先生所说的“出名”实际是指美术界的认可，而画不送人则是不以璞玉示人，但当时我非但没有理解，还在两报两台（日报、晚报、电台、电视台）一番宣传，1984年时天津电视台就拍摄了我的新闻专题片《梅花香自苦寒来》在华北五省市展播，1985年时中央电视台又播出我的专题艺术片《艺术家的昨天与今天》，这在当时动静算是比较大的了，那时一个省市就晚上一档节目，然而当过后自己再回看片中那些作品时却不禁阵阵汗颜，而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在此后的二十、三十几年里自己倍加努力并多次在天津及全国专业美展中也算取得不俗成绩，在国画技法上无论工笔还是写意也均有建树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但要彻底改变画界最初的认知仍然步履维艰事倍功半。正如同丁玲所说的“一本书主义”，就是作为一个作家你的第一本书就注定了你的命运，圈里最初的评价几乎决定了你的未来和定位。有的时候盲动的后果真是不如不动。诸葛亮的：“非淡泊无以明志”是画家人人尽知的至理名言，但是名利的迷魂药效往往比警句的作用更大，然而坐过山车冲上去的高度带来的只是瞬间的满足。后来我调到美术家协会工作更是备感压力，所以从那时以后的十几年间，在完成本职工作后一直没有坐班，而是心无旁骛地埋头画室潜心探索和创作。

有时我在想，溥先生他们那一代人饱尝残酷的战争磨难与政治变革的洗礼，但是他们始终能保持着一颗一尘不染的心，而现在画家的创作环境越来越宽松、物质条件越来越优越，反而越来越浮躁、越焦虑、终日追逐名利，奔竟尘土，很难沉下心来画画，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遗憾和价值观的错乱。而溥先生的话对于我则至今犹如暮鼓晨钟，使我时时警醒自己踏实作画，低调做事。

    又是一个9月10日，溥先生逝世十六周年的悲痛的日子，谨以此文悼念我的恩师！

    （作者郑连群，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原驻会副主席，现为天津市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花鸟画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荣誉委员。此文原发表于2017年8月《天津文艺界》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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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