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我很认真地对待社会生活，崇尚自然，有许多责任感、许多激情、许多如音乐家创作交响乐式的创作冲动。所以，我一直不停地创作一些大幅的、富有精神内涵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中的人们，好像成群结队地从我身边走过，有农民工与城里人，有来城里旅游的乡里孩子，有为游客与当地人进行沟通的导游，有当年新四军合唱团的团员，有正月里沉浸在民俗风中的百姓……他们都是生活在不同时代的普通人，他们“伴随”我的作品参加过大型的展览，也“参与”完成了公共文化创作项目。我最早的个人画展以“乡里人”为题，依二十四节气起意，以农民、乡企人、教师、小店主等24位农村人物反映我对当下农村的感知。

我的另一种绘画是信笔生发。不做草稿、不用设计，只需一个念头，落墨走笔，笔随心动，算是在大创作之余的轻松调整，但并非纯粹的笔墨游戏，因为，那中间有创造的意识。在做这些作业的过程中我会留心体会笔意的精微，感触墨色的深邃，甚至会给自己设置很多技术上的难题。比如交织在一起的人群、复杂的动作结构，以写实的方式不作草图，提笔默写；比如设定画题，以自己的技术能力，不管人物、花鸟、山水，不管房屋、神怪、走兽、机械、车船等等的分科，将其统统纳入一管寸毫书写出来。这种随心的表达、自由的驰骋，让我收获了很多乐趣，甚至惊喜。

世间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成画面，我一直随着情感去选择。最早的小幅作品中，我随大多数画家的喜好，画古仕女和古文人。朋友特意为我刻章“交尽美人名士”。后来在老舍、林语堂、沈从文、鲁迅、钱钟书的书里看到许多亲情，也读出悲壮、沉重、幽默、愤世的情愫，于是，我把笔瞄向上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女孩儿。那时的女孩儿十分优雅，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后来，以此为基点，向古代、向当今两个方向发展，做成了中国女性题材的展览。此外，我还做过多个主题展览，比如台前幕后的梨园故事画展和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军民生活题材画展。

在浙江画院的一次迎春笔会上，我动了画两个小子过年放鞭炮的念头。此后，儿时的记忆如潮水一般涌出，不可收拾，回想起许多亲情、许多集体的温暖、许多只有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才熟识的天真和快乐。经过几年，我做成了“武林旧事”画展、“杭儿风”画展。而且，花大力气完成了有关杭州城市、杭州西湖的过去和现在的一批山水风景画，还为每幅画写了文字，准备办一个题为“杭州记事”的展览，叙说杭州给我的和我在杭州想到的东西。

有一个画展的题材均为人物形象，取自我历次采风中遇到的有意思的人和身边的一些朋友。这些普通人如山一样结结实实地立在这片土地上、深扎在我脑海中，我为他们做了这个展览，取题为“生生不息”。
后来举办了“杭州记事”展。

信笔生发的结果带来了一个个画展和一本本画册，因为绘画是表达心志的语言，也是我在社会中思想和情感交流的方式。创作过程成为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尽管个中滋味百般复杂，但最后我都会有一种完成后的喜悦、继续下一个作业的激情和再到各处走走看看、读读品品、想想悟悟的期待，努力关注自己的想法是否表达清楚，自己的情感、感觉、趣味是否落地、是否自然流露。

作画时，我从来不考虑“风格”，因为用“风格”去套古人的、小资的、民间的、时代的、山水的、风景的、城市的，结果会让绘画十分中性，失去本应该彰显生活本质、充满自然个性的东西。多少同仁在“风格”的大旗下躺倒，对生活失去热情和敏感，把心中情怀挡在“风格”之外。所以，我一直觉得“风格”既能呈现出一个人，又能禁闭一个人。

有一样事情对于我是暂时不变的，那就是写实。曾经时尚的变形，吸引多少人去追风、耍酷，几年后发现写实比变形难得多，不允许偷懒，而且纯正、永恒，有一种明摆着的标准，也很好玩。我深深地体会到，绘画能力越强，绘画过程中对造型之外的意识就越强，写意精神就会自然呈现，这应该就是“技近乎道”的道理。所以我一直以为写实和写意不是对立面，而应该能够达到统一。

这些年想画的东西太多，文件夹里堆积着各类画题，比如：北纬30度的植物、藏民生活、体育运动、异国生活、文学故事，始终有点乱。有朋友看过我已经做成的东西说：“不乱，这是一种随缘的自由。”

不计划、不设计，保持随缘的自由，保持平常心，先把该做的做完，这大概是我几十年对待绘画的态度。

池沙鸿，1956年生于杭州。现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