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同告诉本报记者，内地图书拍卖跟国内艺术品拍卖的历史几乎一样长，在1993年9月，中国书店首创书店办“稀见图书拍卖会”，开启内地图书拍卖先河。如今有十余家拍卖公司将古籍(古旧书，名人墨迹)拍卖当做常规项目进行运作，每年有数十场万余件拍品与藏家见面。虽然近两年呈现低谷态势，但是并不影响重要拍品的成功拍卖，比如“过云楼藏书”以及“梁氏档案”等。

　　作为人类文明的痕迹，图书或者手稿更是历史的直接记录者，承载了记载文字和文学以及历史的功能。为何近些年来，人们感觉珍本书或手稿拍卖呈现出“越来越热”的现象，止庵分析，一是中国人的投资方向，从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逐渐转移到收藏市场。二是中国人在收藏上，视野仍比较窄，一般只收藏自己知道的东西。名作家的手稿或珍本书拍出天价，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究竟值不值那么多钱呢？我们无从评价，因为拍卖完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名家手稿更显珍贵

　　在如今这个电子时代，名家手稿更显珍贵。止庵幽默地说，现在很多人写信，无论是名人，还是自以为“有名”的人，给别人寄出的都是复印件，而专门留下手稿，他就收到过这样的“复印件”书信。

　　不过，这种现象也不是今天的“发明”，早在上世纪就有了，不过那时没有复印机，要让人手抄。比如哲学家、翻译家徐梵澄先生就很在乎自己的手稿。许广平曾回忆：当时徐梵澄居无定所，在上海行踪甚秘。所有的稿件统统交由鲁迅处理，但凡他由鲁迅转交的稿件都由鲁迅或许广平亲自抄写或觅人代抄。

　　还有鲁迅和郑振铎1933年编辑的《北平笺谱》，该书初版印制100部，每一本都编了号，每一个号都是唯一。当年就很珍贵，而今，这部笺谱尤其是第一版更是成为弥足珍贵的文物了。

　　历史有打不开的“死结”

　　人们对于手稿的追捧，也引起了物权和著作权之间、学术研究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有人认为，这甚至考验了道德底线。

　　止庵表示，钱锺书先生信件被拍卖一事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是否侵犯了著作权？公开拍卖算不算“发表”？归根究底，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杨绛先生利用她的影响，终止了拍卖。但这件事情不该“个案化”，有关部门对著作权法中的“发表”概念，应该有一个司法解释，以厘清这个概念。

　　而周作人后人状告《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被拍卖一事，比钱先生一事更复杂，这涉及一段历史。周作人后人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是在“文革”期间被抄家时抄走的，后来没有归还给他们。如今要让周家人出证明，很难。抄家是一个“非法行为”，如今却要用“合法”的方式来证明，这本身就存在某种不公，但历史从来就是不公正的，总有打不开的“死结”，答案常常“无解”，只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再有了。

　　对于钱锺书先生信件被拍卖风波，胡同认为，此前有先例，此次因为规模较大，引发杨绛先生不满，亦在情理之中，最终以几家拍卖公司撤拍告终。但这并不能完全禁止和杜绝钱锺书先生信件和手稿的交易，只不过交易形式发生了变化而已。

　　学术研究和隐私保护之间是有矛盾的，一方面，当事人(或者家属、后人)多从保护当事人形象的角度出发，不愿意将涉及隐私的信息公之于世。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有些非公开信息的披露，更能使研究接近历史本来的面目。这点上，主要应尊重著作权所有人的意见。胡同个人认为，涉及此类的拍卖，不涉及“道德底线”问题，这还是“物权”归属的问题，不能以“著作权”代替“物权”，这是不同的两个范畴，在尊重“著作权”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历史原因所既成(善意取得)的“物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法治”，而不是“人治”。（李福莹）

来源:深圳晚报责任编辑: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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