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中国趣味的清代广州外销玻璃画

莲生贵子玻璃画 清代

广州十三行商（夷）馆玻璃画 18世纪末19世纪初

蓝色蚀花玻璃人物画 1914年

　　18、19世纪，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琳琅满目的中国货物成为了西方人追逐的稀奇物品。广州由于“一口通商”的独特地位，成为了中西方商品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广州手工艺人应欧美市场的需要，创作、生产出各种具有浓厚中国趣味而又略带欧洲艺术风格的外销艺术品。在照相技术尚未出现的时代，外销画成为欧美人士了解“中国风情”的重要媒介。广州口岸的外销画家们根据西方人的审美要求，创作了油画、水彩画、象牙细密画、玻璃画等多种形式的外销画。本文要介绍的是其中的玻璃画。

　　玻璃画工艺

　　早期玻璃画又称玻璃油画、镜画(Mirror painting)，是指用油彩、水粉或国画颜料等在玻璃背面绘制的图画。与一般绘画的画法不同，玻璃画是在玻璃的背面作画，从正面欣赏；一般绘画是先画远后画近，而玻璃画则是先画近后画远。

　　玻璃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最熟悉不过的物品。人类最早的玻璃工艺始于埃及，罗马帝国丰富了玻璃工艺的技法，到了中古世纪，玻璃工艺技术已发展到彩绘玻璃花窗上。我国虽然在西周时期已有玻璃制造的工艺，但发展缓慢。明末清初，西欧生产的玻璃进入我国，刺激了我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康熙皇帝在紫禁城内设立了“玻璃厂”，至乾隆年间生产出了大批的玻璃制品。

　　清代，广州是南方玻璃的主要产地。随着各种玻璃工艺品的频繁出现，玻璃画成为了该时期玻璃工艺中的主要角色。但是广州的玻璃工艺在18世纪仍处于相当初级的水平，不能自立生产制造玻璃材料，只能把从欧洲进口的玻璃珠子和钮子或搜集的碎片，融化再制造成器皿。1793年跟随马戛尔尼(Macartney)使团来到广州的英国人吉兰(Gillan)，描述中国的玻璃制造业时这样写道：“广东艺术家却在竭力搜罗欧洲玻璃碎片，然后将之舂烂，置于熔炉再度熔化；熔化时吹成大球或气泡，尔后切割为形状大小各异的玻璃块，主要用以制作小镜子和几样玩具。这是中国人目前制造的唯一一种玻璃。”他最后评论：“以天然原料制造玻璃之道，他们似乎一无所知，也未确知原料为何物。玻璃珠子和形形色色的玻璃钮子，均从欧洲的威尼斯等地进口。”(艾伦·麦克法兰、格里·马丁著：《玻璃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可见，广州的玻璃制造业并不能令西方人满意，有人甚至直接从欧洲运来玻璃，由广州的外销画家们绘制好后，再运回欧洲。关于欧洲人运玻璃到广州绘制外销画的情况，1751年来广州的瑞典商船“查尔斯王子号”上的牧师彼得·欧斯贝克(Per Osbeck)，在其所著游记中记述道：“欧洲人经常带玻璃来，让人把玫瑰花或者其他花卉绘制在玻璃上，因为中国人非常擅长绘制花草。”(引自江滢河著：《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版。)

　　玻璃画最早见于15世纪意大利圣像画，由于画在玻璃的背面，在欧洲也被称为“背画”(Back Painting)或“反画”(reserved painting onglass)。因为玻璃表面光滑，不易着色，技巧很难掌握，在18世纪的欧洲已经不再流行。18至19世纪，随着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开展，玻璃油画在广州口岸盛行，甚至成为外销画的重要画种。

　　西方人德经(DeGuigue)在他的游记中称广州是中国的玻璃画中心，并记载了广州玻璃画的绘制方式：“中国画家喜欢用薄的玻璃镜作画板，因为厚的玻璃镜会使颜色变浅，影响画面效果。他们一般用油彩绘制，有时也用树胶混合颜料作画，绘制时画家先画出图案轮廓，然后用一种特殊的钢制工具将镜背面相应部分的锡和水银除去，以便划出一块清晰的镜面来绘制图案。”(引自江滢河著：《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版。)

　　充满“中国趣味”的玻璃画

　　玻璃画主要是适应外销而创作的，迎合了西方人的审美习惯，色彩鲜明强烈，具有喜庆气息。题材较为常见的有港口风景、珠江沿岸商馆区风光、仕女人物、亭台楼阁、花鸟树木、龙舟赛、宫廷宴会、收割庄稼、种植茶叶、纺织丝绸以及表现贵族悠闲生活情景等充满“中国趣味”的内容，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和艺术性。

　　广州博物馆藏有 “广州十三行商(夷)馆” 玻璃画、“莲生贵子”玻璃画、“仕女图”玻璃画和山水人物图玻璃画等多件清代广州外销画家创作的玻璃画作品。其中“广州十三行商(夷)馆”玻璃画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作品，描绘了当时十三行商馆的繁忙景象：沿着江边一字排开的两层小楼房是外商用来进行贸易、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商馆前的广场上，飘扬着丹麦、美国、英国、瑞典等国的国旗；珠江上还停泊着十多只各式各样的大小船只，有帆船、小渔船以及画舫等；画面右上方的山上还画着观音庙和一栋五层高的建筑——镇海楼。

　　由于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玻璃画的画风通常融合了中西两种绘画的技巧。该玻璃画采用了西方绘画中焦点透视的方法，画出的商馆区建筑线条很直，有一定的立体感。此外，玻璃画对人物的着色也开始出现明暗对比和光影处理。广州博物馆的“仕女图”玻璃画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绘画题材。画中的仕女，凤眼、柳叶眉、樱桃小嘴、窄溜肩，配上华贵的发饰和服装，流露出浓厚的东方情调。画中仕女正一手执团扇，一手捧书，一位知书达理的贵妇人形象跃然眼前。画家对脸部、手部进行了细致的描绘，用色有了明暗对比和光影的处理；衣服上的纹饰也清晰明了，衣褶流畅，整体色调既有变化又不失统一。该玻璃画人物描绘精致，神态生动传神，笔法细腻，整体风格统一。

　　广州博物馆的另一幅山水人物图玻璃画则更像一幅水墨山水画，画中远处的山水似用中国传统泼墨山水画的手法绘制而成，山中雨雾缭绕，玉宇琼楼耸立，近处一人在前遥指远处山中楼阁，一人则带着小童紧随其后，似在寻访山中的仙人。这幅玻璃画虽然有着典型的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特征，但也通过明暗对比增强画面的立体感，体现出了西方绘画技巧在玻璃画中的运用。

　　除了这些充满中国风情的题材之外，从18世纪末开始传入广州的西方版画图案和印刷图案也被应用到了玻璃画中，更加丰富了玻璃画的题材。

　　广州外销玻璃画家

　　由于广州口岸的外销画家大多没有留下具体的姓名，因此，对外销画家的记载并不多见。玻璃画是外销画的品种之一，外销玻璃画家同样也很难考证，只能从个别零星的外国人记载和现存各博物馆的玻璃画中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

　　目前，可以知道的早期从事外销玻璃画创作的画家有修先生(Siou Sing Saang)。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Chambers，1726－1796年)于1740－1749年间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期间曾多次到中国旅行，他在广州遇到过修先生，请其绘制了一些描绘中国服饰的玻璃画。钱伯斯说：“这些是临摹自中国画家修先生(Siou Sing Saang)的画，他是非常有名的画家，我在广州期间，曾经聘请他为我在玻璃画上绘制所有的衣服。”(引自江滢河著：《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版。)由此可以推断在18世纪上半叶，广州曾经有一位叫修先生的画家从事玻璃画的创作。

　　此外，在广州从事玻璃画创作的还有画家史贝霖(Spoilum)，1774年他为英国船长托马斯·弗莱(Thomas Fry)绘制了一幅玻璃肖像画，该画的标签上记录着：“史贝霖于1774年10月画于中国广州。”(胡光华、孙恩乐：《中国最早的油画家史贝霖》，《美术观察》2002年第3期。)史贝霖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广州口岸早期最重要的外销画家，受西方绘画风格的影响，创作了大批反应当时英、法、美等国流行的新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外销画，其中包括一部分的外销玻璃画。关于史贝霖同样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他的真实姓名，但他创作的外销画作品干净明快，在当时广州口岸的西方人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从事外销玻璃画创作的还有画家浦呱。1780年代，他在开给美国“中国皇后号”船长格林(John Green)的一张收据上这样写道：“给王后和贵族的六幅中国玻璃画，共付54美元。”(由此可见，浦呱在当时也是从事玻璃画创作的画家之一。当时的外销画家们从事的外销画品种可能不止一类，绘制玻璃画的浦呱本身还是一位水彩画家。画家发呱(Fatqua)也同样如此，其商标上写着：“发呱，油画、水彩画和玻璃画家，广州中国街。”(引自江滢河著：《清代洋画与广州口岸》，中华书局2007年版。)因资料有限，在18至19世纪，从事玻璃画创作的外销画家可能不止这些。

　　19世纪后半期，在广州城太平门外与新豆栏街和十三行街毗邻的眼镜街成为了当时专门出售外销玻璃画的街道。格瑞(John Henry Gray)在其《漫步广州城》(Walks in the cityof Canton)一书中就专门记载了眼镜街销售玻璃画的情况：“我们走到眼镜街(Ngaan-Keng-Kai或Eye Glass Street)，在这个窄窄的街道上，有中国玻璃画及各种形状、大小的玻璃灯罩出售。玻璃画工的行会——一座很小的房子也在这条街道上。”(John Henry Gray，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Victoria，Hongkong :DE SOUZE & CO.,1875.)通过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玻璃画因适应外销的需求，已经成行成市，有了专门的行会组织。

　　玻璃画的应用及发展

　　早期玻璃画主要用于王宫建筑的装饰上。18世纪时，耶稣会士郎世宁学习在玻璃和绢上作画，得到了雍正、乾隆两位皇帝的恩宠，受皇帝的亲自委托绘制玻璃画：

　　乾隆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传旨：后殿明间钟架玻璃门上着郎世宁画油画。

　　乾隆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新作圆明园九州清宴围屏，其背面由新来画画人画，玻璃画由郎世宁画。

　　乾隆四年五月十三日，着郎世宁画慎修思永乐天和(圆明园汇万总春之庙一室)玻璃窗一扇。

　　乾隆六年二月初五日，郎世宁等奉旨画清晖阁(圆明园九州清宴内)玻璃集锦围屏上的六十八块油画。

　　乾隆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传旨：(建福宫)三卷房床罩内玻璃镜三面有走锡处挖去，命郎世宁、王致诚画花卉油画。(朱庆征：《故宫藏建筑装修用玻璃画》，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4期总96期。)

　　……

　　由此可见，在乾隆年间，这种由西方传入的玻璃绘画技术已经在宫廷中出现，并用于王宫建筑装饰上。

　　此后，随着玻璃画工艺在中国的盛行，除了大部分外销之外，很快这种来自西洋的装饰技术开始应用于家具制作，特别是在屏风类家具上应用广泛。清代中期以后，玻璃画大量出现在可供观赏陈设的家具上，如大型的围屏、悬挂于墙壁之上的挂屏、小型的炕屏等。

　　到了清代后期，随着美国玻璃刻画技术在广州的传播，广州玻璃工艺又衍生出了新的工艺品种——蚀刻玻璃画。《广州市志·卷五(上)》记载：“清同治三十二年(1893年)，一位广东籍姓黄的外交官，在美国学到玻璃刻画的工艺原理，他回广州进行试制，技术日趋成熟，其制品很受欢迎。”蚀刻玻璃画俗称蚀花玻璃，其工艺是使用化学制剂在彩色玻璃上蚀刻而成，即先在玻璃表面上平涂耐氢氟酸腐蚀的石蜡、松节油和柏油等溶液作为保护层，然后用针尖在上面刻绘各种图案纹饰，露出需要蚀刻的部分。然后在需要蚀刻的地方注入用氢氟酸与硝酸或盐酸的混合液进行腐蚀。蚀刻完毕后将保护层去掉即可。可见，蚀刻玻璃画与早期的玻璃画在工艺上有着很大不同，最显著的是外销玻璃画用油彩、水粉或国画颜料等在玻璃背面绘制，不需要使用化学药剂；而蚀刻玻璃画则需要使用化学试剂，通过氢氟酸与硝酸或盐酸的腐蚀作用而进行创作。

　　蚀刻玻璃画多用于建筑装饰上，例如我们常见的“满洲窗”，就有不少使用了蚀刻玻璃画。广州博物馆藏有一面民国时期的蓝色蚀花玻璃人物画挂屏，是在纯白底色的玻璃上蚀刻而成蓝色的纹饰。画中月亮高悬，树下亭台前，一男子正手捧书卷，女子则在男子身旁执蜡烛照明。画面人物线条清晰，简洁明快，并缀有亭台楼阁及假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纹饰图案。

　　玻璃画作为深受西方人喜爱的外销画之一，相对于其他艺术品而言，其产品有限，加之不容易保存，留存并不多。玻璃画的出现与发展，可以说是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的缩影。与其他画种相比，玻璃画在中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在近代美术史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由于它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因此，它不仅是当时西方人了解“中国趣味”的媒介，从绘画的技法、题材等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当时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民风风俗、历史文化背景等，从而成为保存历史记忆的载体之一。（罗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