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2009年11月28日)，号畅安，北京人，祖籍福建福州。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他常被人们称为“京城第一大玩家”，可他却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涉及书画、雕塑、烹饪、建筑等方面。他对工艺美术史及家具，尤其是对明清家具、古代漆器和竹刻等，均有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他注重长期的实践考证，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迄今为止已写出专著10余部，论文90余篇。

　　今天是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 他守护着旧京华最后的文化证据 在坎坷曲折的经历中赢得人生意义的光荣 我们怀念老人的纯朴博雅、宠辱不惊

　　经历上个世纪的一切沉浮

　　访朱家溍先生女儿朱传荣

　　王先生虽然已故去好几年了，但我们还时时念及他笔下典雅的民俗文化、严谨的文物研究，更对他在“玩”中所蕴藉的学养和心性印象深刻。他平常的生活和工作情景是怎样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访问了王世襄好友朱家溍先生的女儿朱传荣老师。

　　从少年懵懂中警醒过来

　　王家与朱家是世交。据朱传荣老师介绍，王世襄先生的父亲王继曾与朱家溍先生的父亲朱文钧都是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的好朋友，二人的母亲金章和张宪祗关系也很亲密，所以王世襄和朱家溍从小就认识。

　　我曾读过王世襄先生的一则轶事。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天，有一场球赛是他期盼已久的。比赛当天，王先生去现场买票，票卖完了，正在没辙时，一眼看见赛场墙外有根电线杆，正好比场地围墙高一点，想都没想就爬了上去，在上面勉强找了个能坐的地方，就伸头看起比赛来。没想到地面上来了个熟人，是位老太太。王先生就跟老太太打了声招呼。结果老太太听到招呼声，环顾四周愣是没找到人，再一喊，她才发现王世襄居然坐在电线杆上呢！老太太乐不可支，当下就说：“你又跑这儿‘闹’来啦？”有人说，这位老太太很可能就是朱家溍先生的母亲。问起朱传荣老师是不是这样，她说：“确有这可能。因为王先生的母亲中年就去世了，这之后，我的祖母对他特别关注，特别怜爱，是一种视如己出的感情。”关于两位先生的母亲金章女史和张宪祗女史，朱传荣老师说：“她们都是在小时候受到家庭的熏陶和教育，才成为有知识有才艺、擅长琴棋书画的女性，但大了之后仍是做家庭妇女，并不是职业画家。”

　　王世襄酷爱体育，这应该也是与他爱玩的性格一脉相承的。他与朱家溍同年生人，二人家境相近，甚至连爱玩这一点也很相似，但出格之处似乎更胜一筹。朱传荣老师告诉我们：“当初唱戏占去了我父亲很多的时间，而王先生呢？他则是花工夫在捉獾、养鹰之上。本来家里人是送他去燕京大学学医科的，但是预科结束之后，他的专科成绩太差，原因就是他在燕京大学附近单住，有足够的时间就倾心去玩了。幸好他的中文比较优秀，学校又允许转系，这才得以完成学业。那时候大概顾随先生教他们班的国文，曾深有感触地说，这个班的国文程度普遍很好。其实原因是王世襄‘代替包办’了这一班很多人的作业，才给顾随先生这个错误的印象。”

　　王世襄从“玩家”转变为学者的道路上，有一个巨大的转折，这就是母亲“陶陶女史”金章的病逝。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青年王世襄的人生轨迹。王世襄自己在《中国画论研究》的新序里说：“我自幼及壮，长期耽爱多种北京民间玩好。高中毕业后，父亲期望我能成为医生，命投考燕京大学医预科。唯我生性不喜理科，录取后竟愈加玩物丧志，业荒于嬉，以致多门课程不及格，而转修语文。一九三九年春，慈母逝世。极端悲痛中深感不能再违背双亲教诲，继续放任自己。是年秋，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从此摒弃一切玩好，专心学业。”朱传荣老师也认为这个打击才让王先生从少年懵懂中警醒过来——“从此督促他的那个人不在了，之后要怎么办才好？这个时候起，他才开始塌下心来读书，研究中国古代绘画。对古代绘画去下深和广的工夫，与此有关，也由此开始。”

　　一位慧眼识英才的贤者出现

　　因为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王世襄后来又认识了自己的夫人袁荃猷。那个时候，袁荃猷在燕京大学的毕业论文也想做关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题目。因为没有合适的指导者，系主任介绍她去请教王世襄，说这正是王世襄的研究范围，他懂得比较多，你请他去指导吧！这样才认识。后来关系慢慢深入，这才成为终身的伴侣。

　　抗战时期，王世襄离开了沦陷的北京去了内地，朱家溍也去了大后方。朱传荣老师说：“他们二人的上一辈就跟马衡院长有很好的交情，去故宫工作也是他们青年时期共同的愿望。但在后方的时候，故宫所有的文物都被收了起来，不能展出，更谈不上研究。王先生若去故宫，只有‘事务性工作’可做，他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就到了营造学社。”

　　抗战结束后，王世襄和朱家溍在故宫逐渐成为马衡院长的得力助手。可是，“50年代，他们在同一天的全院大会上分别押上了大卡车，先后在白云观、东岳庙两处公安学校被拘留，审查并不存在的贪污以及历史问题。当时在拘留所里不叫名字，点名的时候都用数字编号。拘留时的编号，王先生是38号，我父亲是56号。点名时他们互相听到了对方的声音，才知道‘原来他也进来了’”。

　　释放之后，王世襄和朱家溍只能重新就业。但这时却有一位慧眼识英才的贤者出现了，他就是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对于吴仲超院长，朱传荣老师的评价很高：“吴仲超院长一直在努力创造条件让王先生和我父亲回故宫工作，所以我父亲很快就回到了故宫。但王先生当时已经去了音乐研究所。当时音乐研究所的研究者，通音律的虽然不少，但兼顾古文献研究这个学术背景的学者就很少了。王先生二者皆通，是个特例，所以所方希望他利用特长，多整理一些音乐古文献出来。王先生也觉得，别的地方不要我，现在人家要了我了，又有这样一项工作交代给我做，所以尽管故宫博物院希望他回去，也不好意思撇下自己手里的活。后来王先生在音乐研究所的工作完成后，又去了文博所，仍然是搞古文献方面的研究。”

　　尽管没能再把王世襄调回故宫博物院，但吴仲超院长仍将他聘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全民忍饥挨饿的时候，国家对知识分子曾有过相应的配给倾斜政策，从副食上给予他们补助。但是发放副食票证却是有指标的，文物局下设的研究所里没有富余的副食补贴名额。据朱传荣老师说，吴仲超院长因为爱惜王世襄这个人才，特意从故宫调了一个副食补贴的名额给王世襄。确如王世襄晚年所记述的那样，吴仲超院长是新中国成立后若干年中故宫院长中水平最高，真正懂得并热爱文物专业，又知道需要用什么样人才的一位好领导。

　　秉承人间饮食最本质的东西

　　王世襄自己还曾这么回忆他跟朱家溍之间的友情：“在我一生中，包括故宫除名后到音乐和文物研究所工作期间，少则一周，多则旬余，不是我去看季黄，便是他来看我，所谓物以类聚是也。”(《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就连“文革”期间，二人也能在湖北咸宁干校相聚。所以，对于彼此生活上、工作上、学术上的进展都是非常熟悉、互相帮助、随时交流的——“上个世纪的一切沉浮，他们都经历了，他们是性情投合的好朋友。”

　　只是有一点可为王世襄和朱家溍二位先生感到惋惜的，那就是他们这一代人一生中的好年华大致都消磨在战乱或动乱之中了。“乱中取静不是容易做到的，尤其是有些专业性强的研究，如果不能展开正常的业务工作的话，简直就不可能了。”虽说如此，王先生还是留下了《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锦灰堆》这样的可传后世的研究著作，他虽然本性爱玩，但伏案工作起来绝对是一丝不苟。根据朱传荣老师的意见，王先生的学术积累其实不是从“学院派”的路子上来的：“比如说他关于中国画的积累，那是因为他的母亲、舅舅都是画家，而且都同时具有非常高的艺术见解，这些对他都有很好的潜移默化作用。王先生在学术积累上的用功有一个法子：比如某一本著作比较重要，但一时可能买不到最好的版本，如果可以借到，他就借来抄过一遍，所以他自己有很多自抄的艺术类或者是艺术史的论著。虽说一时半会儿、一年半载的抄录写字，这个过程可能不会突然见效，但是持之以恒地去下笨工夫，自然是会得益的。因为抄录文献一定会留下比你看一遍、查一次不知道会深多少倍的印象。更何况王先生的天赋是非常之好的呢？”这真是聪明人下笨工夫，做学问有大成就的好例子了。

　　末了我还问了朱传荣老师一个问题：大家都说王世襄先生长于烹饪，做菜做饭好吃，到底是怎么个好吃法呢？朱传荣老师回答说：其实没有特别神奇的地方。王先生做菜，一是主张适当的食材用适当的做法，再就是主张每个季节都该做“应时按景”的菜，他只是要秉承人间饮食最本质的东西，如此而已。

　　一种令人感动的回归

　　◎赵珩(口述)

　　我第一次去畅老(王世襄号畅安——编者注)那个芳嘉园是1984年，我那时候是以一个小编辑的身份向他约稿。他是在上房东边的一个小厨房里面接待我的。谈话之中偶然谈及我的家世，他突然冒出一句，他说，我听说您家老太太在50年代末曾买了几件东西，其中有一件明代的城门柜。我非常奇怪50年代的事他居然那么清楚，我说，柜子现在还在。大概1个月之后早上6点半，我还在睡觉，就听见有人敲门，一开门就是王世襄先生，穿着一个圆领背心，拎着一个篮子。我都很奇怪他怎么找到我家的地址，他来了就是看这件城门柜，他掏出了一个照相机，是国产的单镜头的，前后左右地把这个照了。

　　畅老他们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涵养始终没有变，尤其在过去大的社会背景下他们的这些东西都不是所谓真正的学问，不被得到承认，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畅老被那么多人所认同。不是他们变了，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认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畅老的很多学问确实是别人所不能，别人所不及，别人所不为。那时我经常去畅老那儿聊天，我们聊得挺高兴的，有时恰恰有人插了一杠子，比如说从河北来的农民，他们要请教什么我不清楚，他们聊的我完全不懂，但是畅老就把我完全忘记了，我也不好意思告辞。我看到畅老整个眼睛在放光，那个时候不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而变成了十几岁的少年，回到当年燕京西院去捉獾的时候。这个非常让我感动，一个老人能够返回他十五六岁的青少年时代，我觉得真是一种回归，一种令人感动的回归。

　　畅老在1953年的结是一个死结，他跟我说了多少次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每次说到这个时候他的情绪和他跟河北农民聊天时候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的晚年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境界，已经做到了宠辱不惊。他们保持他们的尊严和他们的人品，没有因为他们经历的变化而有任何的变迁，他们始终在守着自己做人的底线。同时他们做事情的认真令人难忘。

　　老派学者的幸福：延续器物文化的命脉

　　王世襄先生的朋友遍天下。因为他爱好广泛，又为人谦恭，跟三教九流打过交道，与各行各业的朋友都能谈得来。在王世襄先生晚年与他熟识的也有一些忘年交的小辈，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王风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因为古琴与王世襄先生结识，之后十余年间与王先生成了熟悉的朋友，亲炙良久。我们特别向王风老师提了几个问题，请他谈谈他心目中王世襄先生的风范。

　　问：王世襄先生久居北京，大家不大知道他是福州人。您与他是同乡，您觉得家乡在王先生的生活中留下了怎样的痕?

　　王风：王先生祖籍闽侯，但出生在北京，所以小名“长安”。他后来取同音自号“畅安”，又署“鬯安”，只是前一个字平声变仄声。现在很多介绍说他“字”畅安，其实是错的，应该是“号”。我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他的夫人袁荃猷先生称呼他“长安”，编辑觉得肯定是笔误，没问我就自以为很有把握地改为了“畅安”。

　　近代福州人才鼎盛，很多人到北京做官，王先生父祖两代，有很大的同乡圈子。但到王先生这一代，尤其他喜欢的那些东西，已经跟福州没有多大关系，方言更是一点不会了。如果一定要说，就我的了解，饮食上可能有一点。王先生是美食家，但主要还是北京菜，其实严格说是鲁菜，辣的就完全不行。但在他父亲交往的同乡圈子，小时也接触闽菜。近二十年前有一次聊天，他慨叹想做糟鱼，但找不到好糟。后来我放假回乡，正好一位亲戚酿了十几年的米酒开坛，我就给他带了十几斤来。糟类菜是福州菜中很大的一宗，因此我才知道他有时好这一口。

　　问：很多人评价王世襄先生是个“大玩家”，还有人认为中国再也出不了王先生这样的奇人了，对这两点您怎么看？

　　王风：王先生其实很不喜欢“玩家”这个头衔，确实也不能这么看。他所喜欢的在中国文化中属于“博物”传统，有很长的历史。要说“玩”，是“玩”其中的学问，本质上是对美的爱。前半生他在享受其中的美，探究其中的学。到后半生，这些东西要“绝”了，他就拼命著述，努力抢救，为的是这些美好的文化别“绝”了。这是他自觉负起的大使命，他也确实是一座独一无二的桥梁，延续了这些器物文化的命脉。至于“奇人”，大多是因为不了解而给予他这样的评价。现在传统毁得厉害，元气未复，所以动不动就将一些老人标为“最后一个”。如果“再也出不了”，那王先生晚年的奋斗还有什么意义？所以从他那儿受教的人，有能力的人多用心，并像王先生那样传之后人，那么就有恢复盛大的一天。

　　问：跟同时代的研究者相比，王世襄先生在著述上实在是颇为高产。您如何看待他的学术工作？

　　王风：这与工作性质和工作习惯有关系，做得少的未必就差。王先生早时候从事《髹饰录解说》，是业余自己做的。我觉得他的学术模式和方法是通过这本书奠定的，花了很多的时间。退休后，从家具开始，写得那么多那么快，因为模式和方法已经有了，积累又厚，身体精力也不错，所以成果这样宏富。我曾经跟他说，他想写的基本都完成了，作为一位学者还是很幸福的，没什么遗憾。

　　问：王世襄先生的收藏，晚年大部分通过拍卖回流到了社会。对此我们应当如何理解？

　　王风：相对于艺术品来说，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千百年的器物，不知过了多少人的手，就这么几十年在你这儿，其实也是缘分。王先生的收藏，是从民间一件件淘来，让它们聚在一起。如今又散回社会，是再自然也没有的事情。而且经过他的手，以他的权威，这些器物不管在谁手里，都会加倍珍惜，因此也是很好的保护和传承。

　　问：在您看来，王世襄先生与袁荃猷先生夫妻俩的生活状态是如何的？

　　王风：他们应该算是神仙眷属，互相理解珍爱，共同承担患难，尽管有很多灾祸，但也是很幸福的。王先生这么多收藏，又好美食，世人以为他很有钱，其实他虽出身书香门第，但绝不是富家子弟。藏品靠的是眼光、勤跑、肯受累，人弃我取，这么得来的。他们没有一丁点儿奢侈。我去他们那儿，与王先生对坐聊天，袁先生经常在旁边一边缝补一边插话。现在还有几个人衣服破了缝缝补补又一年，又把寄来的书籍、包装纸和捆扎的绳子收拾得整整齐齐放着备用呢？年轻人已经很少有这样的习惯了。但实在地说，节俭就是环保，这种老派总会慢慢重新成为时新的。（采写 宋希於）（题签 朱守道 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央文史馆书画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