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瓷鉴定家耿宝昌:故宫是我安身立命的第二个家

    要说当今中国古陶瓷鉴定界坐头把交椅者，那无疑当属92岁的故宫文物鉴定专家耿宝昌先生了。老爷子从事瓷器鉴定70多年，一生阅宝无数。人送外号：“瓷圣”、“人间国宝”。对此他总是淡然一笑，一如既往地低调谦逊。

　　在近日英国东方陶瓷学会授予“希尔金奖”仪式上，记者在故宫见到了耿老。老爷子耳不聋，眼不花，腰板笔直，满头银丝，根根透亮。采访时记者的问题刚一提出，他就开腔作答，语速挺快，时不时还嘣出些新词。

　　从小学徒到大掌柜

　　耿宝昌1922年出生于北京，耿家世代经营珠宝翠玉，祖父曾是北京颇有名气的翠玉专家，遗憾的是，到了父辈，家境日渐没落。14岁时，高小毕业的耿宝昌便到京城著名的“敦华斋”里做伙计，这家古玩店的主人就是人称“宣德大王”的孙瀛洲。

　　记者：“敦华斋”当时是京城极负盛名的文物店，据说它每年仅官窑精品库存就有上万件？

　　耿宝昌：长期是一万多件存在，反正现在比一个大博物馆不少。最初我跟师傅做学徒，干的都是体力活。敦华斋每年都要来十几个学徒，但能留下的也只有几个人。后来师傅看我踏实勤奋，就让我管理库房。

　　每年到年底没啥事情了，大家都休息了，咱经管这事情，就必须从头做起，左一遍右一遍至少是要查看三遍，费时间很长。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个好事，通过给文物贴号、换号，熟悉文物。借清洗、擦拭、搬动文物，体验各类文物的手感。师傅让拿什么东西看，一说我就知道是什么，在哪个位置。

　　看着那么多官窑精品，就好似上了一次古瓷鉴定领域的“哈佛大学”。

　　记者：做学徒讲究勤快、好学，您是不是经常抓住机会向老师求教？

　　耿宝昌：那时候没有讲课，不像现在这个那个学习班的。老师不给讲义，全在于自己听，老先生们讲什么你就往脑子里面装。他们说这个生意怎么样，哪儿发现一个什么东西，那东西怎么一回事，你就听。

　　记者：听说有一次您听得太入神了，给客人点烟时竟烧了自己的手指？

　　耿宝昌：就是手指头这儿缺一块。你听我说，是两个老先生坐着对面，这摆着茶碗，我就在旁边穿着长袍规规矩矩站着。老先生都是抽旱烟，旱烟呢他自己装，装好了我这手上拿着一盒火柴，在旁边这么一点，“噌”给人点着了。点完了继续听，没想到这火柴盒也呼呼呼地着了，着了也不敢扔啊，你扔了你知道烧着谁啊，所以就忍着。这就让它呼呼去吧，手指头就着了点，结果这儿就起了一块皮那么厚，等它干掉以后，就掉了。

　　记者：那您什么时候出师的呢？

　　耿宝昌：当了10年的学徒后，1945年，我在今天琉璃厂那地方开了自己的文物店——振华斋。那时候我24岁，我就牢记师傅的教诲，“做瓷器鉴定绝不能把眼睛看穷了”，我只看最精美、最珍贵的。

　　“火眼金睛”是如何炼成的

　　记者：听说您现在两眼的视力还都是1.5？

　　耿宝昌：我86岁的时候视力还都是1.5，到了医院大夫都很吃惊，说老爷子你怎么搞的。我说我没什么奇怪，我跟着大家一样。就老伴一走了以后，我一个眼的视力下降到1.2了。

　　记者：您的“火眼金睛”是怎么锻炼出来的？

　　耿宝昌：谈不上“火眼金睛”。当年跟孙瀛洲先生学习时，孙老的藏品量大而精，而且面广，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在这一领域就如同进了高等学府的科研室，因此才有成为专业人员的可能与条件。再加上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断鞭策自己，力求胜任工作。

　　记者：孙瀛洲先生对您要求是不是特别严格？从师父那里您学到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耿宝昌：感受最深的是老师对学生要求很高、很严格，而且常常对学生进行考试。当时我曾立志要在几年内学到一些鉴定方面的功夫，所以就特别认真、刻苦地学。当时我想，至少也应学到老师所说的“三不”，就是“经得起三问问不倒、再问面不更色、经得住三斧砍不倒”。我从师父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严谨刻苦的治学精神。

　　记者：现在您自己培养的徒弟很多已是文博界的栋梁，您选徒弟的标准是什么？您是怎样培养他们的？

　　耿宝昌：我对来学习的同志都以诚相待，基本是延续了从孙瀛洲老师那里学来的方法来教育学生，高标准、严要求。对学生提的问题，精心细讲，耐心详说。

　　我和故宫是“鱼”与“水”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的文物拯救工作日益展开，1956年，受聘到故宫工作的孙瀛州，向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吴仲超举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34岁的耿宝昌。于是，耿宝昌成为故宫古器物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后来故宫古器物部的办公室就设在这里。从进入故宫那天起，耿宝昌在这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1986年，他将自己珍藏的瓷器、铜器等文物80多件捐献故宫博物院。

　　记者：还记得您1936年第一次参观故宫时的情景吗？

　　耿宝昌：那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当时正是春天，故宫里非常残破，到处是杂草和垃圾。门票是一块大洋。我记得在钟表馆看到过一个可以在一块板子上滚动的钟表。20年后我来到故宫工作，那个东西还在那里。

　　记者：到故宫工作之后有没有让您觉得非常开眼的地方？

　　耿宝昌：那太多了。比方说故宫里边的宋代五大窑。外边多你能看一个两个，这里边一看是十个八个，十个二十个。机会难得。珐琅彩在外面见也是少数的，到故宫里面一见好多好多。很多东西能看得面面俱到，你以前知道一个，现在你知道十个。就跟扇面一样，首先放眼自己单位，海内、海外整个一了解，齐了，你全有了，这是轴心。

　　记者：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故宫筹备了一次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您曾经只身一人护送500件国宝出国展出，能讲讲那次“文物外交”的经过吗？

　　耿宝昌：1973年，经过两年紧张筹备的中国出土文物展即将开幕。按照计划，我押载500多件珍贵文物，飞往展览的第一站法国巴黎。飞机上的参展文物件件价值连城，我一路上忐忑不安，脑袋里一直回响着临行前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话：“人在物在。”几个小时后，飞机在阿联酋的迪拜机场中转加油时，我遭遇了人生中最意想不到的惊心动魄——阿联酋机场发生了世界上第一起劫机事件。

　　到了那已经是夜晚了，我当时第一次出国，也觉得特别新鲜，我一看这怎么回事啊，机场周围全是是警察、军队，都拿着枪围着这飞机。这个飞机是英国来的专机，什么都没有，就装着一部分东西跟我，还有英国使馆一个文化参赞随机回去。他说等下咱们下飞机，我说不去不去，出来的时候有交代，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呢，是吧。

　　在机舱内等了一个小时，飞机终于又起飞了，一场虚惊之后，我们安全抵达了巴黎戴高乐机场。

　　记者：这次展出的效果怎么样？

　　耿宝昌：这次展出历时四个月，参观人数高达36万人次，带给巴黎人的震撼不言而喻。

　　在法国枫丹白露博物馆，我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我一看这博物馆里全是我们中国的东西，后来我到日本也去过，一看全是中国东西。那真是，比我们国内东西多得多了，全是给人拿走的。那就是一种身上出汗，觉得这怎么搞的呢？那种感情。尤其他们写得清清楚楚，这个东西是哪个地方，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哪个村的出土的，感触很大。

　　记者：明年故宫博物院将迎来建院90周年纪念日，您会参与庆典活动吧？

　　耿宝昌：在庆祝故宫博物院80华诞时，我曾参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展”的筹备工作，亲自到库房挑选展品。明年90周年院庆期间，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将隆重推出“清淡含蓄——故宫博物院汝窑瓷器展”，并召开专题汝窑学术研讨会，现在正在积极筹备，我仍然会为此项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包括与同事一道为展览挑选展品。

　　记者：您对“90岁”的故宫博物院有什么期许？

　　耿宝昌：作为一名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半个多世纪的老职工，亲眼目睹了它近60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因此，就更加期待建院9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

　　我对故宫博物院的感情可以说是“鱼”与“水”的关系，故宫博物院是我安身立命的第二个家。我的职责是研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历代陶瓷艺术品，守护好这些文化遗产，为弘扬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出自己的一份力。

　　收藏应是种文化享受

　　几十年当中，耿宝昌为国家鉴定了数万件一级文物。在他的鉴定生涯中最为人称道的一次，就是1994年他从香港的拍卖会上以110万元拍卖回的成化罐。

　　历史上明代成化宪宗皇帝非常喜欢小器物，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官窑瓷器都是碗、盘等小件，故有“成化无大器”之说。而这个通高31厘米，口径17厘米的成化罐则是现存少有的大件器物。目前全世界也只有四只，而故宫的这个是唯一一个带盖的最完整的成化罐。虽然有人认为这个带盖的成化罐是假的，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但是现在它的身价已经涨至2000万元。

　　记者：现在热爱瓷器收藏的人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耿宝昌：过去瓷器在中国人心目中并没有太高的地位。以前故宫对外展示馆藏瓷器时，观众一看，又是破瓷器，连(展厅)门槛都不进。随着现在中国古瓷器价格的迅速升值，观众对于故宫馆藏瓷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现在一有馆藏珍品瓷器展，展厅内的人多得挤不动。

　　故宫100多万件藏品，瓷器和书画就各占三分之一。旧社会青铜器价格高，后来书画价格高，现在瓷器的价格涨了上来。但是与书画相比，瓷器的价格仍有上升的空间。

　　记者：故宫珍藏的瓷器，您是不是都过过眼？

　　耿宝昌：这50多年来连看带动手，很多都有印象。那时候没有电脑，比如说到某件瓷器，你必须知道在哪里。故宫藏品中36万件瓷器，我只能说有些认识吧。

　　我现在每天上午仍然坚持要去故宫转一转。我这“90后”也还要不断学习，要温故而知新，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做这一行需要知识，更需要实践。

　　今天的人会更多地从经济角度看待一件文物，但我觉得收藏应该是一种真正的文化享受，不论金钱和价值，只看艺术和历史。

　　记者：您的《明清瓷器鉴定》是最权威的瓷器收藏鉴定指导书了，您还有修改再版的计划或者出其它著作的打算吗？

　　耿宝昌：我的《明清瓷器鉴定》一书原本为培养专业人员快速掌握明清瓷器鉴定方法而作，因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陶瓷器以明清时期的最为多见，因此，若能先从明清瓷器入手学习古陶瓷鉴定，就可以使更多的人掌握明清瓷器鉴定方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本书早已售罄，目前正在进行修订，准备再版。

　　记者：瓷器中您最喜欢哪一种？

　　耿宝昌：我最喜欢的是宋代的素色瓷。那是一种文人的审美情趣，比如天青色的钧窑，非常地雅致。

　　记者：瓷器也是当前文物造假的重灾区之一，您怎么看待这种乱象？您能给大家一些提醒吗？

　　耿宝昌：这从宋代就开始了，不管是什么青铜器，书画，瓷器，都仿前朝的，早就有了。

　　记者：收藏家多长寿者，您92岁身体还这么好，能否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您的养生之道？

　　耿宝昌：我今年已92岁，还能坚持上班，很多人都以为我有什么特殊的养生之道，其实，我就是一个平凡的工作者。我想，每个人只要能做到任劳任怨地工作、心地平静、生活规律、知足常乐、没有贪心、与人为善、爱惜生命、爱活动、胃口好，就一定能长寿。（陆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