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小时候偶尔有了零花钱进城去买水果糖，不管是在南门外的铺子里，还是在鼓楼附近的铺子里，面对我们那个级别的消费者，售货员不用秤称，去哪个铺子都是一毛钱给八块或九块糖。现在想，人家那是早就算计过了，一斤多少钱，一斤多少块，一毛钱能买几块，卖的时候就省事。当然这和糖块儿本身的大小有直接关系，我们就曾经因为售货员少给一块儿糖，拼命三郎般和人家吵过架。

　　那年，呼和浩特市场上来了一种新式水果糖。那种糖的糖体上有一只突起的小燕子，我们因此叫它飞燕糖。飞燕糖的体积明显比原先一毛钱八块或九块的要小，我们在内蒙古医院对面的朝阳商店买时，售货员很公道，一毛钱给十块。现在知道那叫童叟无欺。

　　后来，我们村儿在大队院子里开了个供销社，也卖飞燕糖。卖货的女人是个外地人，公社派来的。我们给她一毛钱买糖，她数到九块，就把糖罐子嘭的一声盖住了。我赶紧说：“还少一块呢。”她说：“够了。”我又说一遍“少一块”，她就不耐烦地立起了眉毛。于是，大家七嘴八舌给她举例说明。她眼睛向上一翻，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小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平白无故少给一块儿糖，谁干？就和她吵，要那少给的一块糖。最后她输了，生着气揭开糖罐子，抓出一块，狠劲儿摔到柜台上。

　　过去的小孩儿，除了春节时能过过吃糖瘾，平常想和现在的孩子那样，兜里揣着各式各样好看又好吃的糖块，那是做梦，是妄想。所以，有的孩子为了让偶尔得到的一块儿糖耐吃，就想了个法子。这个法子很简单，每次剥开糖纸，只是用上下门牙往下咬一小块，然后粘到上嘴唇上，一下一下舔着吃。当年，我们还如此这般舔食过二药厂的甘草膏(俗称膏子)，虽然味道有点儿怪，甜得也不正宗，可那又怎样。

　　春节时，自己家买糖，去别人家拜年，也能吃上糖、拿上糖。糖多了，我们就搞创造，DIY棍棍糖。这个也简单。把水果糖糖纸剥开，连纸带糖放到炉盘子上。等糖的下半部分软了，一手轻轻按住糖，一手把从大扫帚上撇下来的草棍儿插进去，并迅速衬着糖纸拿起来，放到早已准备好的冷水瓢中。只需片刻，糖重新凝固了，糖纸也泡下去了，一个棍棍糖就做成了。

　　因为糖少见，糖纸也显得很金贵。那些年，哪个女孩儿没玩儿过糖纸？哪个女孩儿书包里没有一本夹满糖纸的书？

　　课余时间，我们互相欣赏，互相对换，有时也用糖纸扎蝴蝶玩儿。我们疯玩糖纸的孩童时代，我爸时常坐着火车到全国各地去出差，推销呼和浩特市乳品厂生产的青山牌奶粉和麦乳精。每次大包小包接站回来，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翻包找糖。我们吃糖、压糖纸、甚至拿去和人炫耀。

　　在众多外地糖果中，北京的杂拌儿糖口味最多，上海的糖纸最好看，其他地方的，如今已没啥印象。

　　我七八岁时，村里娶媳妇的人家，要在正房的屋檐下悬挂一面红旗，有的还在上面粘上毛主席像。司仪主持，新娘新郎在红旗和毛主席像前典礼。典礼仪式一结束，人们就堵住家门，嘻嘻哈哈、拉拉拽拽，耍笑着不让新媳妇进屋。

　　每当这时，总会有人按规矩出牌，一扬手，越过人头，把一大把水果糖朝人群后面的空地抛撒出去。那可是糖啊，人人稀罕，人人去抢，男的女的，老大少的，掉转头一窝蜂都去抢。那把糖让人群欢腾了，混乱了；有的跌倒，有的趴下，有的手被踩了，有的帽子掉了；也有没抢着糖的小孩儿哭了。负责把门儿的人也抢糖去了，新媳妇趁机跑回屋里，坐到炕上。

　　我打小显得有点儿矜持，虽然也馋糖，也想上去抢一块儿，但一想到抢的种种不雅，便忍住了。有的孩子因为抢不到糖恼了或者哭了，大人有时也会拉着他们的手，去找新媳妇要糖。大人说：“快给上块儿糖哇，看这恼的。”新媳妇就从兜里掏摸出两块儿。孩子拿上糖，破涕为笑，抹着鼻涕跑了。

　　到我十几岁、我大哥结婚的时候，虽然是农村，但席面上已经有了糖和瓜子，不过不是装在盘子里，是包在红纸里。等一个桌子的人都坐齐了，才给上。和糖、瓜子一起上的，还有一碟香烟，一盒印着大红喜字的火柴。

　　2004年老房子拆迁时，我在杂物里翻腾出一大本压得平平展展的糖纸。但那个时候脑子里千头万绪，根本没有把那一本糖纸收藏起来的意识，只随便翻着看了看，就随手扔到了打算卖掉的书报堆上。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但有什么用呢？（高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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