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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畅
收藏,必须讲认真,不认真,就无以有收藏。理由很简单,一者,许多藏品跨越时空久远,文化含金量高,要把它们弄清楚,真正识其“庐山真面目”,就得讲认真;二者,藏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藏家更多关注的是其物质的增值性,故而历朝历代都有造假,而今,造假则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要甄别其真假,没有认真的态度,到底是不行的
讲认真,首在学习。藏家须认真读书,认真请教,认真积累,尤其要多接触真品并认真加以研究,唯此才能逐渐充盈底气。有了满腹经纶、左右逢源的底气,藏家才能“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在收藏到真品、精品以至有可能“捡”到“漏”的同时,令假冒伪劣藏品在自己的“火眼金睛”下原形毕露。乾隆皇帝很喜欢收藏,他所认定的很多真迹,后来证明不少都是假货,而被他所厌弃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倒恰恰是传世珍品。故宫瓷器研究专家叶佩兰,她几十年都进库房摸瓷器,因为接触真品多了,所以觉得“现在看的东西反差很大,好多一眼就能判断出来”。当下,有的藏家总爱拿自己的东西与专家写的书对照,殊不知,“仿品是书上说有什么特征,就给你做什么样子。书上说有斑点,有火石红,仿品都有”,但真品的斑点什么样,火石红什么样,却并不清楚,于是难免受骗上当。所以说,学习很重要,凡涉足收藏者既要学理论又要多实践;既要向人请教又要自己摸索;既要参观各大博物馆又要参加权威拍卖会,从而逐步培养和提升自己过硬的鉴赏本领和敏锐的收藏眼力。
讲认真,要在态度。收藏是一件高雅的事情,是一件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对后人负责的事情,因此必须讲认真,并以敬畏之心对待。要知道,甄别真品、留住精品,那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而要甄别真品、留住精品,就必须调动起自我的全部鉴赏知识和技能认真地投入到对每一件藏品的细致而精微的鉴定之中,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想起1983年在谷牧副总理的推动下,国内开始了历史上的第三次中国古代书画大普查行动。当年4月,文物局在北京成立了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等7人组成的鉴定组。其中对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北宋画家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几位老先生却存疑。杨仁恺先生记录下了这样的鉴定意见:“就画风而论,此轴与相传《溪山行旅图》大体近似,唯在具体描绘上仍有差异,文物界认识因之出现分歧:有人以为应属范氏真迹,名款亦真;有人则对之存在疑问,甚至认为乃明人摹本……余一再观赏……发现此轴双丝圆绢、三窄幅拼接、平整不搭边,此乃宋元装裱原材料之特色(明清绢多扁丝、拼接搭边),据此可定时代为宋元。再则墨法沉厚,气势夺人,又非元以后高手所能办此。虽作为范氏真迹存在不同意见,但作为宋人无名氏之迹,当无庸议也。”这个鉴定意见,该是真实还原了当时的鉴定境况,其中折射的是这些鉴定大家的认真态度。是啊,鉴定大家凭着极端负责的精神,从“画风”到“名款”,从“装裱材料”到“装裱技法”,从“具体描绘”到“墨法、气势”,毫无保留地亮明自己的观点。这般认真鉴定的态度,是值得收藏者们学习借鉴的。
讲认真,不舍科技。搞收藏,大多靠目鉴,但当目鉴无法确定时,就得靠技鉴。通常情况下,尤其是对一些年代久远的藏品的鉴定,介入技鉴,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上个世纪70年代,纽约古根汉美术馆收藏了一幅可能为法国机械审美绘画大师费尔南·莱热于1913年至1914年创作的作品,但争议很大,只是苦于没有证据。后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核物理学家尼可拉斯对馆长说:“既然莱热是1955年去世的,那我就采‘核弹高峰’曲线的碳14测年法。”因为“在1947年至1991年之间许多国家进行大量核子试爆,使大气中的放射性碳量增高,于上世界6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之后下降。地球上所有有机体的放射性碳含量也会相应变化,包括用于制作画布的棉和麻”。很快,检测结果出来了:“那幅作品中的放射性碳是1955年以后的,因而可以断定此画系伪作。”科技就是如此神奇,如此富于魅力。或许,有人会说,眼下随着科技的进步,造假者利用科技造假的水平也在提高,有时依靠科技手段来检测也未必灵验。话分两头说,造假者水平再高,总会留下些许破绽,既用目鉴也用技鉴,两者结合则定能奏效。何况,从来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手段的进步总是领先的,造假者必会慢半拍,所以不断更新变化的技鉴手段,永远是我们搞收藏人的守护神。
收藏是一件“认真”活儿,这是因为收藏里蕴含着太多的讯息、太多的机缘、太多的逻辑。唯有讲“认真”,我们才能破解收藏密码、演绎收藏故事、共享收藏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