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藏书画，投资书画，最为担心的是伪品。伪品，也称赝品。书画伪品在中国由来已久，最初是无意而成，多是书画家在学习前贤笔墨时临摹之作；唐宋时期，就常有临摹作品出现。在宋代因许多士大夫热衷于收藏历代名画，就有少数画家动机不纯，出于私欲，有意伪造真迹。如大书画家米芾，就是一位临摹高手。有一次米芾看到有人出售一幅唐代画家戴嵩的《牛图》，就爱不释手，向卖画人提出要求，先借回去欣赏几天，如凑足了钱就买下，如凑不齐，就把画还回来。卖画人见他是有名的画家，勉强答应把画借给他。米芾把画借回后，赶紧临摹，过了五天，将一幅临摹得与真画一样的伪品退给卖画人。卖画人看了一下就对米芾说：“请把你的画拿回去，把我的画还给我，因为我的那一幅牛眼睛里有牧童的影子。”米芾难堪地把真迹还给了卖画人。这个故事说明在宋代就有伪品，也难免这幅伪品后来还在世上流传。明清时期，书画市场活跃，伪品不断出现，明仿宋，清仿明，伪品四出，屡见不鲜。在儒商对立的社会里，弄墨舞笔的人在饥不择食之时，以假画骗得官商一点钱财，社会对此也给予默认。历代统治者对仿制前代艺术品也是不反对的。这更助长了伪造名人字画之风。有人伪造，必有伪品进入市场，伪造得越真越好，以假乱真就可谋大利。但这对书画收藏人和投资者来说却是极为可恨可恼的事。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专门制定关于禁止伪造书画、打击伪造书画的法律。但是，如果有画商蓄意以假充真，骗取消费者钱财，可以参照国家有关法规予以制裁。北京有一位姓何的先生在某画店买了题名为徐悲鸿的群马图和独马图，画店老板未说明这是复制品，买画人请人鉴定为伪品，即向法院起诉，法院裁定画商的行为为欺许行为，判决画店退还画款并赔偿5800元，这是书画收藏人状告出售假画者的第一件案例。

　　在书画市场上，画店、画廊有假货，拍卖场上有赝品，互相转让中有伪作，往往标榜为“价廉物美”堂而皇之在市场上流通。书画伪品能在市场上处处流通，与经营者和购买者都有直接的关系。通常假烟、假酒、假电器是无人愿意“享用”的，但书画不同，名人字画动辄几万、几十万元，不是人人都可问津的，如果花上几百、几千元弄一张似真非真的名人之作，往厅堂一挂，既可附庸风雅，又可显示财富，或用于送礼、作人情，反正真伪不是一般人可以分得清的。这种现象古今都很普遍。如果以假当真，误买赝品，受害者大都不去张扬，只怨自己见识差，被骗交了学费。只有再寻找新的“衬客”，转嫁损失。作为经营者，个别画廊和拍卖行也以同样的心态和处理方式对待伪品。不管有意或无意，赝品就有了流通市场。

　　书画鉴定是要有相当高的学识和技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远远不能适应交易活动的需要。鉴定手段历来是凭直观，靠经验，靠眼力，少有借助现代科技的。有的鉴定人员专业素质和思想素质偏低，加之商业化的影响，妨碍了鉴定工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凡此种种也是使书画伪品得以流通的部分原因。

　　目前书画市场上伪品见缝插针，无处不有。名气越大，仿者越多。有趣的是现代绘画大师张大千也是一位仿制高手，有人说他仿制的清代石涛画欺瞒了大千世界。张大千在他尚未成名之时，仿制石涛山水画确确实实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曾经瞒过了当时的几位名家，如程霖生、黄宾虹、罗振玉、陈半丁等。陈半丁曾为此气得发昏。因为张大千的仿石涛画，不同于一般的临摹作伪，而是灵活地运用各种方法以消化融会。其一，改变尺幅形式比例；其二，改横式为竖式；其三，改变题句，将此画诗改作彼画诗；其四，改无题款为有题款，改有诗款为无诗款；其五，改变印章，从两幅真迹中抽取拼凑而成一幅新的构图；其六，增删原迹，化繁为简，或化简或繁；其七，改变画色，将水墨画改为设色画等等。所以人们发出了“不知张大千，何以知石涛”之感慨。其意是张大千仿制的石涛画太多太绝，了解张大千是研究石涛的有关途径。时隔数十年，仿冒张大千作品的人又不断出现，伪品蜂起。据一家报刊披露，在书画市场上，十件张大千的画就有九件是伪品。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齐白石这位艺术大师没有伪造过别人的作品，但别人伪造齐白石的书画也是层出不穷。因为齐白石几十年的绘画生涯，曾经以卖画谋生，所作之画不知有多少，于是伪品利用了这一点，令人真假难分，估计所谓齐白石的画，其真迹也要十里挑一。仅在1996年秋，有位鉴赏家先后发现齐白石的《贝叶草虫》出现在三处拍卖行的图目中，其构图方式、绘画主题形象基本一致，只是落款各不相同，但均在右下角，一为“八十岁白石老人客京华城西铁屋”，一为“壬午冬十又二月白石璜”，一为“星塘老屋后人白石”。认真品鉴，三幅同样作品之中只能有一幅真迹，可见假货无处不有。

　　1995年秋，四川翰雅拍卖公司在成都拍卖一幅齐白石的名作《红梅八哥》，美国远东艺术公司见到图录后，指其为赝品，因为远东公司藏有同样一幅画。双方专家鉴定都认定本方为真迹，互相指责，弄得真假猴王无法分辨。据有人调查，在美国艺术品市场上流通的中国画，赝品占60%。在国内市场上，伪品有增无减。广州、上海、西安、北京、天津等地，有些画商专门联系或聘请一些画技高超而未成名的画师，为其仿制名人书画，有的还聘请高级装裱师为其裱糊伪装，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

　　书画作伪者从仿古代书画到仿现代名人作品，唯利是图，现在又有一些人重点伪造当代名家作品，已成为书画市场上最严重的问题。据行家透露，有的书画拍卖会上，凡名家作品有五成左右是伪造品。给伪品发“通行证”的正是那些自称不经营假货的拍卖行。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的书画鉴赏家杨新副院长在一次有关会议上说，目前，一些作伪者因为伪造古旧书画不容易得手，加上国家禁止古物出境，他们把重点转移到伪造当代名家字画上来。鉴定当代名家作品的真伪现有几大难点：一是所用工具如纸、绢、墨、印泥等材料无多大区别；二是作伪者一般都有较深的功底，技术先进，如借用照相腐蚀术制版印章，几可乱真；三是现在出版的印刷品很多，可用于作伪参考；四是当代名家多，作品也多，且散布广泛，来源易于编造；五是今人作伪唯恐不像，不留破绽，而古人作伪故意留下破绽，以便把责任推给别人，以躲过神鬼的惩罚，今人对此则全不顾及。再说，一个新拍卖公司刚刚成立，必须用一些名人的作品招徕顾客，张扬门面，没有真的，假的也可充数。因此那些伪造品就有了市场。由于书画艺术市场在我国刚刚形成，有钱的人大多是外行，他们也是伪品的好买主。拍卖行从中得到了利益，购买者不明不白，但书画名家却面临假货的威胁，其艺术形象和声誉可能因此遭受损失。此外，当代小名家的中青年书画家的作品也有人伪造。因为对这班人大家都不够了解，他们的风格还未形成，其画技也不稳定，更难鉴别，伪品上市很容易鱼目混珠，真假莫辨。加之这类书画售价不像大名家作品动辄几万、几十万元，一般在万元左右，购买者易于接受。

　　针对书画市场伪品泛滥的现象，为了有助于书画收藏的鉴别，北京故宫博物院曾举办《历代书画赝品展》。展览中，真伪对比，让人大开眼界。如在明代有大画家文徵明第五代孙文葆光，他专仿祝允明书迹，伪作祝氏草书，流传在世较多。但伪品书法用笔轻滑浮躁，线条粗细大小变化突然，笔力疲软，与祝允明雄放劲健笔法相距甚远。再如清代有个谭云龙，善仿郑板桥画竹石，普源先生曾有诗相讥：“三绝郑虔孰与俦？潍滨谭氏足风流。工师解学才人笔，不让前朝仇十洲。”谭云龙仿郑板桥的作品，虽可乱真，但他有个习惯，画完石头后，爱用浓墨点，而郑板桥真迹中从未见过这个特点，从而提供了鉴别的依据。此外，谭氏的书法，笔力软弱，缺乏隶书韵味，艺术水平低于郑板桥。

　　鉴定书画就要多见广识，参观书画真伪展，可以学到许多平时难以学到的东西。广大书画人士很欢迎这类展览。为此，北京新华书画院在清凉阁又举办了《现代书画名家真伪书画展》。展鉴表明，仅在新加坡就见到过二十余幅冒名画家于志学的作品；伪造书法家刘炳森的作品多次被拍卖；冒名李铎假书法也见过十多幅；当然还有许多当代名家书画作品被伪造。这充分说明当今伪造书画者没有固定的选择目标，只要有利可图，便于伪造，就滥造滥销。有的书画家见了冒牌假货一笑了之，有的则认为这是别人对他的崇拜与宣传，其实这种作伪行为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书画艺术的声誉，也损害了中国书画收藏者及书画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1996年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举办了一次《中国古今书画真赝品展》，既将古代真赝品对比陈列，又侧重介绍近、现代书画作品的辨伪识假，其中有仿张瑞图、赵伯驹、黄公望等名家的伪作。并且介绍了“苏州片”、“河南造”及“湖南货”的作伪时间、地点、对象和特点。以展览为基础，由杨仁恺先生主编了《中国古今书画真伪图鉴》一书，共收入了北宋以来名家真、伪作品三百余件，系统地介绍了历代书画作伪情况。如何维护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声誉？保护书画收藏人的合法权益？文化艺术管理部门、法律界乃至社会有关单位必将制订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保护书画艺术市场的正常运行。

　　二、书画作伪的几种手段

　　书画作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普遍现象，但其如何作伪，却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凭着书画家和鉴赏家的实践经验，认识作伪手段并不难。要知其真，必须知假，只有知假，才能知真。对于文物与书画，只要掌握鉴定知识，就可知道真有真的规律，假有假的规律。弄清作伪手段，就是摸清作伪规律。现将历来书画作伪的几种手段概括如下：

　　1.照原摹制。这是较常见的一种伪制方法。多是以名人名作为原本，一切都按照原作进行摹仿，几乎达到与真迹一样的效果，令人难以分辨。当然摹制者的水平高低不同，摹制的效果也不同。技巧越高，摹制越像，甚至可以真假难分；但也有摹制技巧不高的，与真迹相比很容易知其不足。

　　2.凭空臆造。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作伪手段，既不依照原本，也不注重时代风格。技巧市制人就以某名家之名，仿某名家之字，或是名家之画，甚至仿名家题跋，并和某名人书画风格极为相似，只是往往在时间和地点上出漏洞。也有技巧差的人，常是臆造小名家作品，给你似曾相识的印象。过去有人这样作伪，现在也有。大书法家舒同的作品有人臆造，那些不太出名的画家的作品也有人臆造，因其要价不高，买者易于接受。

　　3.旧画改款。一般是将小名家作品改为大名家，或是将无款旧画改为名家款画作。明代晚期就有人将戴进的作品改为马远的作品，有人将王世昌的山水改为许世昌的山水。古代许多小名家的作品本应流传下来，不知有多少被作伪者改款而弄得名淹迹绝。改款的另一种现象是将本来无款的旧画，看与那个名家作品风格相近就添上某名人的款，往往因画的风格与款并不一致而露马脚。旧画添款一般字迹浮躁，从墨色看也有破绽。

　　4.旧纸新墨。利用存世古纸伪作名人书画。民国时有人用明代宣纸伪造文徵明草书中堂，写七绝诗一首“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此幅作品纸质较硬，纸色甚旧，有补残痕迹，颇有古色古香之感。但细看墨色，显得明亮而浮躁，三枚印色也一样如新。可见真纸也伪造不出真东西。

　　5.以真托假。常见于成扇画上，原仅一面有画或者书法，作伪者在背面假以同时书画家作品，题上与正面书画相同的上款和干支年号，或作一画，或写数字，以充名人之作，这种作伪多见于天津。

　　6.赝品真跋。作伪者常把一些伪作拿去请一些不胆真相的大名人，或是不善书画鉴赏的知名人士题字题跋，以抬高伪作的身份，或是掩盖伪作的面目，以达到作伪谋利的目的。

　　7.新仿做旧。作伪者为冒充古代名家作品，必须把新造的伪作弄得像旧画一样。通常是用排笔在宣纸上刷抹藤黄、赫石颜色或茶叶水，做上霉点、虫蛀孔、水湿痕迹。如仔细观察，会发现排笔刷抹不匀的痕迹。也有将赝品装裱成轴，挂在一间小屋里用紫草烟熏，只是烟熏的与自然旧黄的颜色有区别，闻起来有烟熏气味。

　　8.真名假画。有的作伪者用移花接木手段，从别的方面弄到名人签字款和印章真迹，再配上另外一幅与名人风格相似的无名氏画作，冒充真品。上海有一个叫“王百万”的画商，在他家里署名齐白石、张大千、吴冠中、徐悲鸿、黄宾虹等大名家的画应有尽有。有一次他在书市上见到一册宣纸印的画册，上面有张大千的亲笔签名和印章，灵机一动就以高价买下画册。回到家里他找到一张与画册纸色相近的旧宣纸，请张大千的徒孙辈临摹张大千经常画的《松下高士图》，然后花几千元请善于装裱的高手，把画册上的张大千亲笔款与印章巧妙地与伪品结合一体，做到天衣无缝。随后在古玩市场上抛售，买者经反复观看，对照印鉴图章，以为真品，用20万元买走此画。

　　9.徒冒师名。有些著名书画家的学生，勤学不够，而又利欲熏心，凭借对先师的用笔、用墨的技法的了解，熟悉其常用的笔、墨，善用的颜色及印章、印色的特点，摹仿造假，这种伪品与真品极为相似，只是功夫欠佳，有败露之处，只能在用笔技巧方面寻找伪迹。

　　在此应予说明的是，伪制与仿作是有区别的。伪制是伪造者冒名顶替把伪作当原作。仿作则是某画家学习前人和同时期名家作品，并在画上注明仿某某之作，并署画者真实姓名。若是名家的仿作也有一定收藏价值。香港1994年秋把清初王原祁《仿黄公望富春大意》手卷拍出，成交价为189万港元。

　　三、历代书画作伪的地区特点

　　自明代以来，随着书画市场的兴起，书画作伪行为也随之出现。数百年来，书画市场几起几落，书画作伪时隐时现。当今盛世，书画收藏热再度兴起，书画作伪者旧业复兴，大量仿品伪作充斥市场，造成了书画市场重重困惑。为了控制和堵塞书画造假渠道，过去和现在有许多人作出过不少努力，对书画作伪的来龙去有所了解。在清代就发现了“河南造”、“扬州货”、“苏州片”等伪品来源。现在全国各地作伪活动又有许多发现。而且有的形成作伪集团，古老的作伪手法相传不断，新的作伪花样越来越多，时时凯觎市场，随时将伪品抛入市场。现将较为突出的作伪地区及其特点综述如下：

　　(一)北京与天津

　　北京，是元、明、清三代的都城，又是新中国的首都，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书画市场也很活跃。早在清代，此地书画作伪就已盛行。尤其是地安门一带，主要伪造“臣”字款书画。题材有山水、人物、花卉、鞍马、走兽，画上加盖有清宫收藏印，如乾隆五玺、八玺，还有乾隆和大臣的题跋，以富丽堂皇的材料装裱。画面大部分是青绿和浅绛色。还有人仿制宫廷画家郎世宁的画。近些年，在北京常见的多是仿冒价格较高的名人书画作品。有仿吴作人画鹰、骆驼、牦牛、金鱼、熊猫等；有仿李可染画山水、牧牛、人物；有仿吴冠中画风景；仿叶浅予画人物；仿黄永玉画荷花、人物、花鸟、猫头鹰等。伪造主要是仿画家有特点的常画题材，因为这种题材，画家自己画的多，多中有缝可钻。仿制品多出自画廊、画院，在北京伪出多门，非一人一家所为。还有仿王雪涛的花鸟、董寿平的松竹、黄胄的驴、刘继卣的动物、贾又福的人物山水、李苦禅的松鹰。有的仿得十分逼真，有的仿制高手仿二三级画家的作品，甚至比真货画得还好。北京的书法赝品，多是仿刘炳森、王遐举、溥杰、启功、楚图南、陈叔亮、舒同等名家之作。赵朴初、郭沫若的书法也有人伪造。

　　天津离北京较近，这个地方历来有人专制伪品，除仿北京的大名家作品以外，他们还有特定的对象，如溥佐的马，范曾的人物，陈少梅的山水、仕女，刘奎龄的走兽、翎毛，均有仿制，其水平也不低，赝品在近年的书画拍卖会上时有出现。书法的仿制对象主要是清末、民国时期的大臣名人的手迹，如仿康有为、李鸿章、张伯英、翁同龢、徐世昌、溥儒等人作品。

　　(二)河北与河南

　　河北的辛集地区曾经是比较集中的书画作伪之“乡”。伪制对象多是北方画家，如仿齐白石花鸟、鱼虾，仿王雪涛的小写花卉虫鸟，仿李苦禅大写花鸟、鹰等，并常落早期款，印章水平不高。另有仿汪榕、王云花卉，仿秦仲文竹石，仿黄胄的毛驴，仿河北籍的画家赵望云的山水人物，多为横披。

　　在明末清初时，河南开封地区有人专作唐、宋、元名家书法，如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岳飞、赵孟頫、鲜于枢等人的作品。其装裱形式多是高头大卷，质地为棉纸、蜡光纸、粉笺、粗绢、细绢等，同时都经过了揉搓、染色，纸面上常出现冰裂纹样折痕。如宋人米芾的《玩月诗》卷、元代鲜于枢的《草书卷》就是这里的代表作。

　　(三)南京与苏州

　　南京是中国书画艺术比较繁荣之地，书画作伪者在这里也有相当基础。1980年前后，在这里常有伪造傅抱石山水人物画、潘天寿花鸟画出现。到了1985年以后，傅氏的画价日益高涨，市价高达每平方尺3万元以上，致使画商和收藏者不敢轻易购买带有疑问的作品。因此作伪者只有伪造其他名人的作品，如仿宋文治山水画、傅小石的人物画。书法仿林散之、费新我、武中奇、沙孟海等人的作品。

　　苏州地区在明末至清朝乾隆时期，有人专制李思训、李昭道、赵伯驹、赵伯驯、赵孟頫、文徵明、仇英等人的青绿山水工笔画。这些伪品大都有底稿，画中配上假题跋，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等大名家的题记。还有人伪制李公麟白描人物画，徐熙、赵佶等人的花鸟画。书法仿造对象有唐寅、王宠、祝允明、陈淳等。苏州伪品较多，称为“苏州片”，流传很广。其伪作水平高低不一，出自高手的赝品不易鉴别，如仿赵佶的《王济观马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明代仇英的山水画。

　　(四)陕西与四川

　　陕西的西安画派，在中国画派上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陕西处在国内中部，因交通不便，文化交流活动远不能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所以有一些中青年书画家，苦于售画困难，又经不起市场经济的冲击，不少人加入了伪制名人书画的行列。他们的仿制技巧较高，颇见功夫，鉴别难度极大。如伪造当代名家石鲁的书画，经济出现在海外拍卖场上，致使许多画商不敢染指市场上的石鲁书画作品。此外，还有人仿制何海霞、刘文西、王西京等名家的山水、人物画，还有人仿王子武人物花鸟、方济众的山水、山羊等。

　　四川的书画市场以成都、重庆两大城市为主，书画赝品在这两个地方出现也多。有人仿齐白石的山水花鸟，有人仿张大千的山水人物，还有人仿陈子庄的山水。书法有人仿郭沫若的行书及其四条屏。这些赝品因一般人难以鉴别，在市场上常有买主。

　　(五)湖南与广东

　　以前，湖南长沙一带的书画作伪，主要目标是明末清初时期，具有民族气节的忠烈名人的作品，如海瑞、史可法、杨文骢等人的书法作品，还有一些不为人知或少有墨迹的历史人物的字画。所用材料多是绫本染旧，由于多次洗刷，呈灰暗旧色，很不自然。所作之画，一般较简单，容易识别，俗称“长沙货”。

　　广东书画伪品，多为绢本人物画，山水、花卉也有，如仿张萱、周昉、吴道子等古代名人的仕女、道释图；以宣和式装裱，上面多有宋徽宗赵佶题写的画名。这类伪品，也有水平较高者，鉴别时极难认定。近些年随着沿海的开放，广州、深圳书画市场生意兴隆，假冒名人书画也大量出现。一般都是仿当地名人作品，如仿关山月画梅花，仿黎雄才画山水、松梅，仿林之光、林墉画人物，仿王维宝画山水。部分不法画商批量订购假冒作品，致使地下书画交易场所成为书画赝品的集散地。

　　(六)上海与东北

　　上海书画作伪常见有人仿朱屺瞻画花卉、山水，仿刘海粟泼彩山水、花鸟，仿谢稚柳青绿山水、写意花卉，仿吴湖帆山水、竹石，仿关良人物画，仿唐云花卉、麻雀。同时，还有人仿民国画家王一亭的花卉、人物等作品。

　　东北地区过去没有伪造书画的传统，这几年却出现了伪造者，但伪品不多，如仿于志学画冰雪风景，仿冯大中画虎。

　　除上述部分省、市、地区外，还有湖北、安徽、浙江、福建等地也偶见有人伪造现代名人书画，但仿制水平不高，未成气候。

　　四、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

　　鉴定书画，是要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真正分清什么是真品，什么是假货。历来成名的画家多，而且有声望的鉴赏家却很少，可见鉴定之难，难于成大家。目前我国有几位书画鉴定专家，如徐邦达、启功、谢稚柳、史树青、杨新等几位。他们不仅有丰富的鉴定经验，广博的见识，还有渊博的文学、美学、历史、考古等方面的知识，同时对书画的创作基本方法也都有所了解。谢稚柳先生也是著名书画家，他说学会鉴定，就要练就一双像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无论什么妖术假货，一看便知。并认为书画作伪主要手段有三个方面：一是真画作假款，二是假画作真款，三是假画假款。要鉴定真伪，尤其是古代字画的真伪，必须从印章、题跋、款识、年月、著录、避讳等几个方面严格考证。鉴定书画要掌握主要依据，对书画的每一个方面进行认真观察、鉴别、审定。对每一个依据都要采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才能准确地进行鉴定，才能达到鉴定的目的。

　　(一)书画风格的鉴别

　　书画风格是艺术表现的特色，其中包括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所谓时代风格，是指书画艺术作品受特定时代的政治主张环境与经济生活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艺术效果。个人风格是书画作者在艺术上独特个性的发挥，其表现形式与众不同，独树一帜，或是受某个流派的影响与某个流派的风格相近。

　　就时代风格而言，说明书画的创作不会脱离时代背景。古代书法与现在就不同，宋代以前写字，是席地而坐，一手拿册，一手悬肘挥笔。后来用高桌子，手和臂的姿势以及执笔的方法也随之改变。再后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不同时期的考试规定对书法提出了具体要求。明代要求写小楷，但书体还未限制。清代到康熙时，严格要求行行整齐，字字均匀，横平竖直，又光又圆。于是手指离笔尖很近，连手腕都挨着桌子，形成了所谓馆阁体风格。如果要了解各时代的书风究竟如何，只要把各朝各代的书法作品拿出来按序摆开，认真观摩比较，一定会有所分别。再者书法文字的语法、语气和书札行款格式也有不同之处。自晋唐至明清，有很大的变化，连称号都不相同。清代书画题款惯用某某仁兄雅属，明代人不会这样写。不同时代的字有的笔画也不同，武则天新创的字不可能在南北朝出现。现在常用的简化字，在明清时也不会出现。这都有助于鉴定。

　　绘画风格各时期也不相同，古代人绘画方式与元明以后文人案头作画不同。唐宋以前，壁画盛行，画匠都是站着画，与今人画油画差不多。大约从宋代开始，将绢纸平铺在桌上作画的方式才渐渐兴起。站着画与平铺画，用笔的角度不同，手臂用力也不同，效果当然不同。绘画历来是为政治服务的，旨在“成教化，助人伦”，所以古代以宣扬封建礼教的人物画见多。在画法上，古人不讲究比例，“人大于山，水不容泛”是其时代风格。宋代画家知道了按比例把大自然缩写在画幅之中，绘画创造了奇迹。南宋的马远、夏珪诸家截取山腰、山脚，取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画家讲求笔情墨韵，不以形似为工，使山水面目又为之一新。画作中的人物服饰、器用与时代制度、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关系，这也可作鉴定的依据。

　　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更具体，书画家各人的思想不同，性格不同，审美观不同，对事物的感受也不同。摹写古人的书画固然可以使用同样的工具，运用相同的方式和速度，但很难掌握用力的分寸，笔锋转折的节奏。鉴定书画不能只看表面形式。即使是同样写隶书的人，各自的隶书风格会各有不同。凡写颜、柳、欧、苏四家字帖的人，写出来的不会完成相同。有其当然，有其所以然。绘画也是这样。同一个人物，让不同的画家去画，虽说都画得很像，但不一定画法都一样，也许是各人的感受不同，角度不同，笔法不同，艺术风格也有不同。如仅从画面所反映的题材、内容、画法及时代特点来辨真伪，是不够，因为这一切，高明的作伪者都会依样画葫芦，如法炮制。重要的是画家的个人风格，由于书画家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个人生活经历、思想倾向、文化素养、兴趣爱好互不相同，就会在作品中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同一流派、同出一个师门的人，也有不同特色，这就是个人风格。有一个故事可以给人启发。近代国画大师张大千，曾精研“清初四僧”，仿其画法画了一幅山水图，景物的画法和题款的书法都神似石涛和八大山人，水平很高，面世后，蒙过了许多行家，都误认为是石涛与八大山人合作的真品。后来有鉴赏家发现，其用笔之法与石涛有差异，石涛笔法厚重，大千则较轻快，认定此画是张大千的仿作。国画有笔法和墨法，作者在长工的操练过程中会形成自己的习惯、特点，模仿者即使刻意效仿，也难以完全相同。

　　在从个人风格中着手鉴定书画真伪时，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代笔字画。有一些社会地位较高、名气较大的书画家，往往有自己的代笔人，这一现象在清代很普遍。如何鉴别亲笔书画与代笔书画，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代笔书画虽不是伪作，但也不是真迹，其价值与真迹是有区别的。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从个人风格入手。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有不少代笔人，其中有他的弟子罗聘、项均，仆人陈彭。据吴尔鹿先生研究，就山水、花鸟而论，金农画风拙朴凝重，而罗聘则苍厚古朴，项均则含蓄冷逸，陈彭则稚拙有余。画家的风格也有发展变化，早、中、晚期会有所不同，这在鉴别中也应该十分注意。

　　(二)纸绢质料的鉴别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而流传。从纸绢质料鉴定书画的真伪是重要的一环。各个时代的纸绢虽大体相同，又各有所异。如掌握了纸绢的发展与演变的线索，对于鉴别是大有帮助的。据古书记载，东晋王羲之父子的书法真迹，用的多是会稽竖纹竹纸。但流传至今的唐代以前书画名迹，纸本真迹极少，大都是唐代或唐以后的摹本，这些作品以麻纸为主。自唐以后，书法多用宣纸。宣纸产于安徽泾县等地，由于多出于宣城，故名宣纸。宣纸质地细腻，吃水性强，又不纵横浸渗，且耐老化，才使得中国书画艺术表现出绝妙的艺术神韵，使得许多古代书画真品保存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代名画《五牛图》就是画在唐代宣纸上的。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专设机构监造宣纸，并把精品宣纸贮藏在宫内的澄心堂。明清时期，宣纸更加精良，特别是金花笺，很受当时书画家的青睐，文徵明等吴门画派及“画中九友”都用这种金花笺作画。文徵明的《松壑高逸图》拍价18万美元，唐寅的《山中隐士长日图》拍价35万美元，清代赵之谦的《花卉四屏》拍价130万港元，都是用金花笺画成的。这些画之所以历千百年而不变色，光润如故，价值连城，除绘画艺术之外，宣纸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了解什么纸用在什么时代，每个时代纸的特点如何，这对于鉴定古代书画的真伪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前代人的作品，不可能用后代的纸，后代人伪造前代人的作品是很难找到前代的纸的，但偶尔有作伪人找到明清时期的宣纸，不过他的墨色、印色，在纸上表现不出前代的古色。纸有助于鉴别真伪，但只是鉴别的依据之一。

　　唐代以前作画多用绢，自唐以后多用纸，但仍有人善以绢本作画，只是数量相对少了许多。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绢本画，也是现存最早的山水轴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宋代以后也有用绢作画的，但各时斯绢的织法有所不同。宋代绢在织法上，横竖都是用单丝，而横线比竖线稍宽，在颜色上与深色的藏经纸相仿。到元代，绢的经纬仍用单丝，但丝线较细，纹理较稀。到了明代竖仍为单丝，而横则变为双丝，丝线粗细较均匀，纹理较为密实。到了清代，竖横都为双丝。明以前的绢本书画，绢的表面一定没有光亮，丝上的绒毛也多退掉。纸本的情况较为复杂。宋代用的纸一般多为棉纸、麻纸和皮纸。麻料纸在宋代以前书画中是用的很多的，如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名迹，就是用的制作较粗的麻纸。隋唐、五代时期，书画多数用麻纸，唐摹《兰亭》与杜牧书《张好好诗》，五代杨凝式书《神仙起居帖》，都是用麻纸。在宋代，书画中还大量使用树皮纸。汉代虽已发明造纸术，但由于技术所限，不能造出大幅纸。唐代的纸渐渐加大，宋代已有40-50厘米高的纸，宋徽宗手书《千字文》那样近十米的长卷才得以出现。纸、绢的做旧和原旧，从外观上看，其色终究不同，染旧时常带有水渍痕，没有自然老化的颜色。但有的旧书画在重新装裱时，纸、绢被刷洗太多，旧包浆全被去掉，表面光色如新，也容易被误认成伪作，这些都应予注意。

　　(三)墨色程度的鉴别　古代书画，因其年代远近不同，笔墨颜色也会出现差别。宋代以前的笔迹，墨色上往往有一些极不明显的白霜，细致观察，墨的表现没有任何刮痕，轻轻擦抹，白霜也不退去。作伪者是难以达到这一点的，常用香灰之类欢散在伪作上，充作白霜、霉苔，但很容易抹去。再者古旧书画上的墨迹及色彩，“入木三分，力透纸背”，深深地浸于纸绢的质料之中。伪作的墨迹与色彩都浮在表面，呈现出“轻浮而不沉着，光亮而不浓重”的效果。虽说经过做旧，但鉴赏者仔细观察是可以判定真伪的。

　　(四)装裱形式的鉴别

　　书画装裱的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其装裱形式与用料都有区别。元代以前，书法立轴很少见，明代才有专门用作书法的立轴。明代中期书画立轴上端还装裱出一段空白纸，叫做“诗堂”，用来题写诗文和题记。书画手卷的前面也出现了空白，用作名家题记。扇面书画，是中国一大艺术特色。宋元时期，扇子形式基本上是纨扇。明代出现了流传至今的折扇，在扇面上写字、作画就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明代书画名家吴宽、沈周、文徵明等人常作折扇书画。到了清代，折扇更为普及，收藏者常把扇面拆下来重新装裱成册页单张，以便保存观赏。明代装裱书画立轴增多，多为宽边，采用麦黄色宽绫围边，上下天地则用深蓝花绫。当时苏州装裱最为精美。书画名家报导非常重视自己的书画装裱，王世贞常以重金请名师装裱自己的作品。清代装裱一般是两色的绢或绫作围边，用绫作天地，尾纸都比较长。装裱形式上还出现了多幅一组的“通景屏”。书法装裱出现了对联和“龙门联”。册页多用绢、绫装裱，宫廷书画装裱富丽堂皇，用料也非常讲究，显得豪华无比。依据装裱来鉴别，只是鉴定的方法之一，不能只凭装裱认真伪。在清代后期就有作伪者利用古代装裱好的书画，把中心真品挖出来，而将伪作裱糊在原装裱上，这是所谓“金蝉脱壳”计，千万要警惕。

　　(五)款识与印章的鉴别

　　中国书法与绘画作品，在一定的部位常见有一二行小字，表明作者、年代、地点、事因，这就是款识。再于其款的后面盖上一二方印，或者多方印，印章的内容是作者的姓名，或字，或号，或是趣文闲章。通过款识、印章来鉴别书画真伪是很重要的环节。隋唐以前的作品几乎都没有作者的题款，如果有，多是后人加上去的，或者是他人的题款说明。隋唐五代的作品也有部分不见作者题款与印章。五代《高士图》下署楷书“卫贤恭画”，仅仅四个字。而另一幅《江行初雪图》无题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其款仅有“范宽”二字署在右下角树荫下，很不显眼，容易被忽略。有的人还把名字写在画背面，这更容易被忽略。到了元代和明初，在画面书写款识的渐渐多起来，但这一时期题款还是比较简单，仅写名或字，或者另加画名。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兴起，文人画又发展起来，诗词、书法、绘画共同表现在一幅作品上，三者并重，相互呼应。沈周、文徵明、唐寅等人都是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高手，再加上他们的印章，综合起来进行鉴别，伪造者是很难达到这个程度的。到了清代，书画上几乎都有款，而且形式多样，有的把求画人的姓名写上去，叫“应酬款”，有的在画面上题诗叫“题诗款”。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都习惯在画面上用较大的篇幅题写长篇诗款。吴昌硕的诗款还直接写在画中，使书画融为一体。此外还有多次题记的“多题款”与满画题记的“落花款”。

　　在印章方面，宋代以前多用铜章，也有象牙或牛角章，明代开始用石头刻章。明中期以后就出现了“青田石”、“寿山石”、“昌化石”等不同石质的印章。铜章、石章盖出来效果不一样，可以分出铜印与石印。如果宋代书画上有石章，必须有伪作。从印色上看，也可辨真伪。宋以前都是水印，南宋以后用蜂蜜调的蜜印，元代开始用艾草加在油性朱砂中称朱砂印。除印泥色不同之外，由于时间的推移，任何一种印色也会发生变化。清代以前的印色，必然显得陈旧、色淡。现代印色就鲜艳明亮。如是当代作伪印色，必然鲜明而浮浅。这都有助于鉴别真伪。

　　(六)鉴藏者题记的鉴别

　　书画进入收藏领域之后，往往被同代人或后人所喜爱，因此多有鉴赏者和收藏者的题跋与印记。唐宋以来，在书画上大都有鉴赏家的题跋。题跋内容多写一些诗文，表示对作品真假的鉴别，或是对作品的赞美，或是叙述绘画中的景物及画中故事，同时还写上鉴赏家的姓名，或官职、年代等。现在所见的最早的鉴赏者题跋是宋人的手笔。其题跋的部位一般在作品之外，立轴写在装裱的边缘，手卷写在尾纸或是隔水上，册页则写在白页上。宋代还有人为同代人的作品题跋，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名家，常为别人的书画题跋。李公麟的《五马图》卷，本无李氏名款与印记，但画幅本身和尾纸上都有黄庭坚的题跋，这表明此图是李氏的真迹，而且由于名人题跋，作品得以增色许多。通常百言，凡题跋确是真的，不是伪配的，而跋者与作者确有密切联系，而且又长于书画的鉴赏，这基本上肯定了作品的可信性。书画上的题跋对作品听鉴定无疑至关重要，所以现在仍有许多收藏家将自己收藏的书画请名人鉴赏、题跋，这样既可确定作品为真品，又可为作品增添色彩和价值。

　　书画的收藏历来无论官藏或是私藏，除请人题跋之外，也有收藏者自己题跋并加盖收藏印的，表示是经自己鉴别确认，而且宝爱珍藏。在官家内府收藏的书画上，最早可见到唐代“贞观”印。五代有南唐“集贤院御书印”。宋徽宗有特别固定的“宣和七玺”套印。南宋高宗有“希世藏”、“内府书印”、“枕暇清赏”等印。金昌宗有“秘府”葫芦形印。元文宗有“天历元宝”印。明洪武有“典礼纪察司印”。清乾隆有“内府玉玺”套印，如“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私人收藏鉴赏闲章更多，每个书画收藏鉴赏家都有自己的收藏鉴赏印，有的为雅名，有的为斋号，多不可数。印章文字各个时期有不同风格，唐、宋、元三代印章多用小篆，宋代官印有用九叠篆的，或称九曲文篆，明清时期印文多用古文、钟籀文。

　　总之，鉴赏书画需要深厚的基本功：一要掌握历史断代年号和文化大事，熟记历代著名书画家姓名、字、号，即所谓“熟记画家一百八，鉴定方可别真假”。二要尽量熟悉历代书画家的生平和他们的艺术风格。三要掌握鉴定书画的基本要领，专心致志地细观微察。风格、用料、墨色、装裱、款识、印章、题跋一项也不能忽视。只有全面观察，综合思考，才能泾渭分明。

　　时下书画常见作伪手段　当今，名家字画进入亿元时代。这导致伪作泛滥，甚至出现了作伪产业。因此，了解当下作伪现状，对于书画收藏者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手段：借助科技与时俱进

　　书画作伪自古就有，作伪手段也是随着时代、科技发展不断发展。过去作伪是一张一张临摹，因而，功力不济的话别人一眼就能断别。功力深厚的人，伪作流传到今天也有价值，比如，张大千是作伪高手，他当初的一些仿作同样是艺术珍品。

　　时代发展了，作伪人便采用科技成果。借助电脑扫描作伪，电脑下载名家作品后拼凑成新的画面作伪。此外，还有一些“独创”作伪手段，都是作伪者独自摸索的方法。安徽书协名誉主席、著名书画家陶天月告诉我，某某书画家有些功底，便买去他的作品，放在玻璃地下，再在玻璃上铺上宣纸照着写，以此方式大量作伪。

　　时下的确有一些书画家，自身功底很好，但由于名气不够，加之不善于运作，作品进不了市场，便走起仿造名家作品的路子。而有的地区，则形成了作伪聚集地，京津地区，以作伪齐白石、李可染、黄胄、郭沫若、赵朴初、启功、欧阳中石、范曾等名家作品为主；江浙地区则是黄宾虹、傅抱石、陆俨少、林散之等人仿品的主要产地；任伯年、赵之谦、谢稚柳、程十发等人的仿品多出自上海地区；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这些海外价格高昂的名家仿品出自港台及海外，并且仿品技术含量高。这些名家仿品聚集地，甚至出现产、供、销“一条龙”的模式，仿制手段也是随着时代与科技进步不断创新。

　　印刷：批量生产形成产业

　　批量生产最常用的手段是运用印刷技术。

　　早期的印刷品好辨认，因为达不到水墨自然渗透宣纸的效果。后来国家使用高仿真技术，原本是用来高仿古代真品用来临摹、学习，却被用来造假进入商业流通。

　　最早的仿真书画出现在民国初期，采用石版印刷和珂罗版印刷技术。解放后，荣宝斋进行技术改进，发明了“木板水印”。它运用水墨渗透的原理，在75%的湿度环境中进行人工水印，水墨渗透入纸，印出来的字画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当年齐白石对于水印自己作品的高仿品都辩论不出。

　　上世纪70年代，台湾故宫委托日本“二玄社”独家仿真复制该馆宋元古字画。日本专家通过20年的努力，研制超大型摄像机，进行同比例摄影制版和多色印刷技术，制作之精细，模仿之逼真，超过以往任何一种仿真技术。

　　日本二玄社仿真技术之后，国内出现了利用独特的立体扫描技术，记录画作的三维数据，像素高达3.8亿，仿真作品惟妙惟肖，如果不声明是印刷品，专家都难以辩论。目前，国内掌握这一技术有名的两家是雅昌文化公司和圣彩虹文化公司。

　　高仿技术，让古代字画恢复原貌，同时，深藏在博物馆的珍贵字画，也能借仿真的“身”巡回展出。比如，故宫一些字画藏品进行巡展，就是这样的技术展出仿品。

　　当然，顶尖级的高仿印刷技术不是所有作伪者都能用得上。于是有些人大量购买高伪水印挂历，揭下后重新装裱后拿到藏市场去叫卖。有的地方，这样的印刷品生产形成了产业，比如，河南省镇平县石佛寺镇，有许多仿古画廊，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你要谁的就有谁的，二三十元一张。因为标明是仿古画廊，它的存在也就是合法的，但这样的东西流入市场，则是被人当作真品行骗。

　　一般在街头、宾馆、展览会上叫卖的装裱成品的名家字画，百来元甚至几十元一幅，多是这样的批量印刷品。随着这种印刷品的泛滥，许多人也明白了其中奥妙，于是，买的时候要用白色纸巾擦拭，看可有墨迹。可魔高一丈，作伪者采用便一半印刷，一半人工的“混搭法”，或者在印刷品上再依葫芦着色着墨，让你“擦拭法”失灵。对付的办法就是看到这些几百几千元一幅的“大师作品”别心动，要相信好运不会轻易砸向你。

　　印章：电脑制版真假难辨

　　鉴别书画，常常看印章。因为一般名家的印章也是出自名家之手，不是一般的刻印者所能制作。

　　现在，印章是难不住作伪者的。已故书画家葛介屏是享誉全国的书画家，他的儿子葛茂桐告诉我，过去市场上葛老伪作从印章就能看出，因为老先生使用的印章很讲究。现在，伪作印章也是没相当专业的眼光无法分辨。

　　印章怎样高水平作伪？那就是采用电脑制作，效果上几乎达到真伪莫辨的程度，甚至书画家本人也分辨不出，借助放大仪器也无济于事。作伪办法是把真迹原作的图章复印下或者拍照，再在电脑上处理，甚至可以制作“腐蚀”程度，最后在专业刻章机上做出仿真锌版或铜版印章。此外，印泥的做旧也是做旧如旧，稍不留神就可能上当。

　　照片：手拿作品“小儿科”

　　一次，一个藏友拿了一幅卓然的画给我看，画的是狮子。卓然是从安徽萧县走出去的大家，但我没见过他的真迹，因而不敢断定，因为作品整体风格是卓然。藏友随后拿出一副卓然照片给我看，说是去卓然家取画时拍的。照片上，的确是北京卓然的家，偌大的客厅里，卓然身穿红色上衣坐在椅子上，画摆在地上，似乎是卓然刚刚画完坐在一旁休息。

　　后来，我去合肥一家古玩城，在一家画廊里看到许多卓然作品，老板还拿出卓然的图片，仍然是卓然身穿红色上衣坐在客厅。这才醒悟，是有人用照片迷惑收藏者。

　　应该说，在科技不发达的时候，作品与作者本人合影是证明真伪的有力依据。现在，这种照片证明法也是不可信的，原因是电脑技术发达了，PS是一件非常容易的，给伪作提供一张书画家本人手拿该作品是“小儿科”。通常做法是把书画家手中的图片内容下载，单独制版作伪。或者模仿书画家笔墨特征，独创一幅作品，通过电脑技术，取代照片上书画家手中的真品。

　　此外，底稿填款(在同时代不知名或小名家的书画底稿、课稿上添加大名家款印)、画册复制(用放大尺等工具复制早年出版物上的作品)、赝品出版(将伪品印刷出版、名家题跋(利用当代著名鉴定家的真跋或伪跋等，也是书画作伪的常见手段。

　　所以，对待名家字画的鉴别与收藏，要综合判断，从一两个特征去把握是非常容易走眼失手的。拿捏不准，再心动的名家作品也不能轻易下手。

来源:新浪收藏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