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十年，中国新兴的富豪们开始发力。仅佳士得的统计数据就显示，在2013年，中国买家在佳士得全球的销售金额中贡献了22%。中国富豪们在海外豪掷万金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李银河说“在中国，确实有一群富豪，钱多得没地方花，我曾经听冯唐讲，在深圳，有一个俱乐部，会员大多是高级经理人、富豪、富二代等等，他们请冯唐去讲投资、经营之类的理念。”

　　能够在海外大手笔的花钱，至少说明我们的富豪正在越来越多，李银河说“至少比大家都是穷光蛋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代，谁会有能力花亿万财富去买什么艺术品。所以，这说明中国的财富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增长，应该是一件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

　　投资、保值，是诸多富豪购买收藏品、艺术品的理由，李银河说，“投资也好，保值也好，都没什么问题，我们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自己的钱，愿意怎么花都成，别人也无权置喙。问题在于，花钱的方式很多，当年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来中国倡议中国富豪投身公益、做慈善的时候，应者寥寥，他们为什么宁愿买奢侈品，也不肯为公益投资呢？我想这里面有思路的不同，也有境界的差距，最起码，跟人家比，差了点了”。

　　谁造就了富豪

　　曾经有经济学家批评，“开放三十年，飞速发家的中国富豪们，以为他们的财富是自己赚的，其实不是，财富的累积是社会分配的结果”。胡润富豪榜现实，中国的百亿富豪数量已经超过三百人，十年前，只有一位。富豪数量高速增加的背后，是整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

　　李银河说“贫富分化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这里面有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不合理的原因。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历史的终结》，书里面说历史发展自有方向，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有的社会都在向现代化这个目标前进。但同时，现代化的发展，无法回避贫富分化的问题。我赞同这个观点。就财富的分配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保护私有财富是必然的道路，没有私有化，经济就不会发展。但另一方面，私有化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贫富分化如何解决，也是困扰全世界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尤其严峻。李银河说“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基尼系数只有0.2，可以说是财富最平均的时代，但那样的时代，经济的发展几乎停滞，肯定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但基尼系数也在飞速提高，已经达到0.5。我们都知道，基尼系数0.4就是警戒线，达到0.4，贫富分化就非常严重了，社会就可能乱。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就意味着利益调节出了问题，财富分配极其不公平。所以，必须想办法，把基尼系数降下来。降下来的办法，就是财富的二次分配，比如税收，税收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杠杆，比如个人所得税税率的调整，遗产税的征收等等，这些都是世界通行的办法。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财富的二次分配也到了必须提上日程的时候了”。

　　文化收割财富

　　一种说法是，中国富豪的财富，大多是通过低端产业、基础产业累积而来，本身极少有因为技术创新等方式获得的。而这些凝聚了多数人努力的财富，通过社会分配机制流向少数富豪的手里，最后又被几件艺术品、奢侈品轻飘飘地赚走。

　　正如学者们批评当年的日本富豪，“当经济高速发展时，集多数人的劳动创造的财富，被人用几件高价的艺术品轻松地收割而去，而当经济下行时，这些高价买回来的艺术品，又被人以低价重新买走”。

　　其实讨论谁更精明没有意义，关键还是在于整个社会的分配模式。李银河说：“国内工人的工资太低，这是事实。许多学者讨论中国产品在国外的竞争力，认为竞争力来自劳动力的低廉，通过廉价的报酬，甚至是欠薪、不交社会保险等方式，尽可能地把大家的钱都榨出来，分配给少数的富人。而且，中国有农村这么大一个劳动力的水池，在水池抽干之前，可能很难改变。现在这个水池已经基本上用光了，以后可能劳动报酬方面会有所提高”。

　　比劳动力的市场价格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障，李银河说“西方人的工资怎么提高的？他们有工会，可以和资本的掌握者长期博弈，最终提升待遇。我们现在也应该大力支持工会，同时切实地落实劳动法等等，在劳资纠纷中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个体的劳动者力量太小了，基本上没办法对抗资本，成功率太小，而且风险太高，一个积极维权的工人，可能权利没有维护住，反倒丢了工作，甚至连别的地方都不肯雇佣他，这是不正常的。特别是那些血汗工厂之类，不能让他们肆意妄为，如果他们毫无节制，可以随意压榨工人，通过这样的方式迅速积累起庞大的财富，成为新的富豪，就无法体现一个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所以我们的政府应该态度再明显一点，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上做更多的事情”。

　　如何把钱用在更好的地方

　　任何人都有权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财产，这也是现代社会基本的伦理和观念。但是，财富来自于社会分配，那么是否也有更好的处置方式？与其满世界购买高价的艺术品，为什么不赞助几个国内的艺术家呢？甚至为什么不做一些公益事业，回馈社会呢？

　　李银河说“把钱用在更好的地方，这是可能的，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都是裸捐，他们明白财富来自于社会，也会尽最大的力量回馈社会。我们的富豪为什么不能？我想应该鼓励富豪投资公益事业，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让他们把财富回馈到社会中，为社会的发展做更多的事情。这就需要给他那些愿意从事公益、慈善的人更多的荣誉，就好像比尔·盖茨他们，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赞誉。他们所做的事情，所涉及的领域，成立的那些基金会，涵盖的层面非常广，涉及许多非常具体的社会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忽视富豪为公益做出的贡献，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鼓励他们去奢华享受，去为了一些奢侈品或者收藏品之类的一掷万金，李银河说“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富豪都会去买那些奢侈品之类的东西，前一段时间我去美国，我们那个团里就有两个百亿身家的富豪，他们给大学捐钱数千万，但是人们很少知道。所以，我觉得，舆论的作用也很重要，不要总是宣扬那些不好的事情，增加仇富情绪，更应该多注意那些肯做公益的人。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无偿奉献，没有巨大的社会荣誉的推动，可能很多人就干脆不做了。相反，如果做公益的人可以享得声誉，那么我想愿意的人会很多。”（记者周怀宗）

来源:北京晨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