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自道光年间开埠以来，迅速成为远东经济、金融、商贸与文化中心。雄心勃勃的甬、粤等客籍商人，审时度势，把握商机，在新兴的工商行业中开拓崛起。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一些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爱好艺术的商贾，尝试涉足金石书画收藏，却因缺乏专业知识，常被诱入圈套。其中有“宁波商帮第一人”之誉的严信厚，深谙经商之道，而在印章收藏中被人鱼目混珠，成为近代印学史上一件伪印案的受害者。

　　严信厚(1838—1907)，原名经邦，字筱舫、小舫，别署小长芦馆。浙江慈溪人。早年在宁波钱庄当学徒，及长得红顶商人胡雪岩赏识，在杭州信源银楼任职，并经胡氏推荐，入李鸿章幕，授候补道，加知府衔，后任河南、长芦盐务督销。在津门，严信厚开设盐号和物华楼金店，日进斗金，遂成巨富。继以上海为中心，在甬、沪等地，创办一系列民族实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经盛宣怀上奏清廷，在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华资商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严信厚出任总董。越五年，严信厚筹建我国第一个全市性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任首届总理，两年后改名为上海商务总会，继任总理，去世前被授直隶省候补道衔，他对近代民族金融业和工商业发展贡献巨大。

　　严信厚擅长书法，风格近赵孟頫，画宗边寿民，以芦雁著称。家有小长芦馆，收藏历代书画、碑帖、印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将所藏的一百四十余方秦汉古玺印，辑为《小长芦馆古铜印谱》四册，同年又将丁敬西泠前四家和陈鸿寿、金农、郑板桥七家印作辑为《七家印谱汇存》十册。其实，七家中金农一生刻印不出三方，郑板桥平生未曾提刀刻印。谱中除个别存真外，绝大部分均为赝品。伪印数量之巨，令人瞠目。

　　印章作伪历史悠久，从早期围绕着象征正统皇权的传国玉玺，就上演了无数个屡得屡失，真真假假的传奇故事。至于文人印章、印谱的造假，与流派篆刻的兴起几乎是同步的。如万历年间，萧山来行学在杜撰的《宣和集古印史》序言中煞有介事地称：“耕于石箐山畔者，铜棺裂，获丹筒一函，内蜀锦重封《宣和印史》一卷……此谱盖南渡以来好事家所宝以自殉者”。这与当今某些无中生有地瞎编收藏故事，推销赝品者，如出一辙。文人篆刻开山鼻祖文彭、何震的伪作，在明末已屡屡出现。清代印人董洵在《多野斋印说》中称：“今人但知艳称文、何，而于文、何佳处绝不理会。最可厌者，市儿锻石，妄署三桥、雪渔伪款，缙绅先生往往为其所欺，购以重值。近闻有进之御府者。”至清代乾嘉时期，甚至出现了不着边际的《文三桥先生印谱》，伪托何震的《七十二候印谱》等，欺世射利，遭人唾弃。晚清至民国间，伪造名家印章已发展到系统仿刻某个流派或集数十家印人的猖狂地步。像庆宽的《松月居士集印》，存七十余家印人赝品一千一百余方。汤临泽的《宋元明犀象玺印留真》，更是将宋徽宗、苏轼、岳飞至明末的大名家用印一网打尽，并为一时藏家追捧，让人啼笑皆非。

　　关于严信厚《七家印谱汇存》，魏锡曾在同治八年(1869)所辑《绩语堂论印汇录》中已称：“近见传抄丁、黄、蒋、奚、板桥、冬心、曼生印谱一册，面文皆闲散语，款则纰缪支离，并诸家时代先后，交游踪迹，未稍加考证，妄人所为，诚不足辨。”可见严氏所收藏的这批冒牌货，早也“流传有绪”。贤如飞鸿堂主汪启淑，也曾“受同时作伪者之绐”，误收同时代丁敬的仿品。营商精明的严信厚于玺印毕竟是隔山如隔行，跌入陷阱也不足为奇。然如今仍有人视此谱为珍宝，堪称奇而又怪了。（韩天衡张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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