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良：跟着书画鉴定大家张葱玉学鉴藏

　　
张葱玉在鉴定北宋徽宗《池塘晚秋图》卷时，除了考虑到笔墨特征之外，“这纸似乎是曾经上过粉的粉笺”也是参考依据之一。


北宋曾巩的书法《局事帖曾是张葱玉的收藏。

　　　　
张葱玉从时代风格解读，认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南宋《金明池争标图》这件作品应为南宋时画院画家临仿张择端原作而来。

张葱玉早年照片。

　　在二十世纪中国书画鉴定领域，张葱玉是传统方法的集大成者与现代书画鉴定奠基者、公认的中国书画鉴定界当代泰斗。在他之前，千百年来传统的中国书画鉴定研究呈现出零散而多样的面貌；在他之后，中国书画鉴定研究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终于进入了现代学科领域。张葱玉的古画鉴定意见被后人奉为圭臬，他为国家抢救流失海外文物的决策之举，被世人赞誉有加。

　　去年10月，为纪念张葱玉诞辰一百周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承前启后 一代宗师——张珩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其中收录有青年收藏家、鉴定家朱绍良所著“我读张葱玉”系列文章共十篇，记述了张葱玉传奇的生平，研究了张葱玉书画鉴定的方法。

　　日前，朱绍良来到广东省博物馆参加“融熙文化艺术大讲堂”讲座，他认为，张葱玉先生的这些鉴定方法在今天依然指导着我们的书画鉴定工作。

　　从版本目录学开始学习收藏

　　张葱玉名为张珩，字葱玉，浙江南浔人。他的祖父张石铭是著名的收藏家，号适园主人，著有《适园藏书志》。家学渊源是造就张葱玉书画鉴定成就的第一推动，他“五岁开蒙读书，家塾中即以书画幛壁”，自幼跟随祖父从版本目录学开始学习收藏。

　　朱绍良介绍说：“大凡师习古籍善本的人士，都要具有渊博的知识，张珩就是从这里汲取了雄厚的国学基础。古代书画收藏，还是在舅公庞元济影响下，拥有版本目录学的超人条件，在书画收藏领域一发不可收拾，称雄于大江南北。”

　　朱绍良说：“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是后来而上的书画鉴定三大体系代表人物，谢老以‘望气’为主，主要注重书画的神韵，笔墨水平；启功以‘学术’鉴定著称，遵循文献理论及著录；徐邦达以鉴定‘技术’闻名，强调书画的材料、装帧、款识、印章。葱玉先生是集大成者，所谓三大鉴定流派，都是从先生鉴定思想分派而出的。历代书画收藏家不计其数，而体系完整质量上乘的屈指可数；书画鉴定家不胜枚举，都是以经验、流传、著录为主，以科学方法综合鉴定却无出其右；书画鉴定理论家著书者多，将书画鉴定提升到一门学科却无他人。这些全赖社会时代进步所致，博物馆的形式将书画展览及研究公开化，全球性拉网式鉴定，也是成就一代书画大家产生的必然结果。”

　　朱绍良在古书画鉴藏方面也深受张葱玉先生的影响：“2009年11月23日2:00北京保利秋拍夜场之《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专场中曾巩书法作品《局事帖》以1.08亿元成交，令所有收藏家瞠目结舌。仅仅一页信札，大不过盈尺，却拍出过亿元天价。缘何北宋曾巩的书札，能有如此高的价格，只因，此幅作品是张葱玉收藏，大家对先生的收藏格外青睐。”

　　据朱绍良透露，从作品的收藏印发现此幅作品确实源于鉴定泰斗张葱玉之手。后因赌博，被现代收藏家鉴赏家谭敬出千，输掉了所有身家，北宋曾巩的书法《局事帖》便是其中之一。这件作品随后被谭敬带到了美国，于1996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0.85万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451.91万元)被著名收藏家尤伦斯夫妇买下。2009年北京保利秋拍中，曾巩《局事帖》估价为1200万元至1800万元，不料以1.0864亿元成交。历时13年，增值23倍。

　　基础：

　　鉴定古代书画仍以风格辨析为主

　　张葱玉在任国家文物局文物管理处副处长，以及国家文物局“三人书画鉴定小组”时，经常要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去指导工作和鉴定书画。在此期间，他也会为一些博物馆的书画鉴定和管理人员上课或作演讲。我国第一本专论鉴别方法的著作《怎样鉴定书画》就是根据这些演讲整理成书的。

　　这本书的记录者、整理者、校对者后来均享鼎鼎大名——薛永年、刘九庵、张圣福、王世襄和启功。首先发表于《文物》月刊1964年第三期上，之后曾于1966、1981、1986、1991、2011年等出版或再版，被誉为古书画鉴定学的“里程碑”之作。

　　后来，王以坤、徐邦达、杨仁恺等人关于古书画鉴定学的著作，均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了《怎样鉴定书画》的影响和启发。因为在古书画鉴定学上，张葱玉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学术框架和理论提纲，而后人所需做的只是将之进一步的完善、细化和补充而已。

　　该如何辨别书画的真伪呢？张葱玉认为，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是作品的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绘画的时代风格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生活习惯、物质条件等密切相关。

　　以写字为例，“宋以前人写字，席地而坐，一手拿简册，一手悬肘挥写。后来用高桌子，手和臂的姿势以及执笔的方法也随之而改变。再后由于科举制度的盛行，不同时期的考试规定，对书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明代规定虽要写小楷，但书体还未限制。由于写小楷笔锋活动的范围有限，手指握管离开笔毫的距离变近了，手臂也随着贴着桌案。清代试卷道康熙以后更为严格，要求行行齐整，字字匀称，划平竖直，又光又圆，于是连手腕都挨着桌面了，形成了所谓馆阁体的书风”。

　　因此，张葱玉建议从事鉴定的人不妨将书画的时代分一分段落，而他自己是这样划分的：唐、北宋、南宋、元、明早期、明中期、明晚期到清初、康雍到乾隆初、乾嘉到道咸、同光到民国初年。分期就相当于贴标签，更方便归类和认识。

　　而书画家的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更容易判断。由于每个人的思想、性格、审美观点、习惯、工具都不同，导致表现内容和方式都存在差异，更容易为人辨别。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鉴定者有一定的笔墨修养，自己能够写字和画画对鉴定有很大的帮助。

　　参考：

　　印章题跋等特征可作为辅助依据

　　鉴定古代书画的辅助依据则包括了印章、纸绢、题跋、收藏印、著录和装潢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先说印章，张葱玉先生认为，“印章是文件上的证明物，是‘取信于人’的东西，书画家用以表示确属自己的创作，鉴定家用以表示自己的鉴别，都是相当郑重的。”但是，由于印章会磨损、替代，而且“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书画家寿命长”，导致后人得到这些印章后可以用来作伪，以及画家有时印章多而乱，造成了依靠印章评判作品真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时代不同，书画家使用的纸绢也可能不同，并且艺术家往往有自己青睐的材料，如“米芾喜用一种黄色纸，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腊笺等”。了解这些特征，也可以作证书画鉴定。朱绍良介绍说，葱玉先生在鉴定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徽宗《池塘晚秋图》卷时，除了考虑到笔墨特征之外，“这纸似乎是曾经上过粉的粉笺”也是参考依据之一。

　　张葱玉将作品上的题跋分为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人的题跋和后人的题跋。题跋多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往往能增加后人对作品的信任。但也存在“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画家自己的题跋真而作品却假”的情况，需要鉴定者格外留心。

　　张葱玉鉴定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所藏董源《平林霁色图》卷时，除了笔法构图之外，特别提出“由于图中住宅之中，有凹形土炕(转圈土炕)，是女真人入关后的特点，故此时代为靖康之后，元以前作品。

　　至于收藏印，显然对书画鉴定是有帮助的，一则将历代鉴赏家的印章按时代顺序排列，能帮助理解传世经过；二则“几位鉴定家如梁清标、安歧眼力特别高，凡经这二人盖过鉴藏印的书画，绝大多数是精品”；三则“收藏印可以为作品的下限年代提供可靠的依据。假如一幅画有赵佶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最晚也是北宋”。但依靠收藏印鉴定也与前述依靠印章鉴定书画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然后是著录，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画册出版。著录的形成是因为“前人对于看过或收藏过的书画，往往写成记录，编为专书”，“对鉴定室很好的参考材料”，但“各种著录书撰者的水平、时代、地区、方法等都不相同，应当弄清楚每种著录的性质和特点，才能更好地利用”。

　　最后是装潢，“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证据”。朱绍良自己刚开始学习古代书画鉴藏时就是借助了《石渠宝笈》这部乾隆年间皇家大型书画著录的“指南”。但他也提醒说，过分依赖这些辅助手段，有可能会错失佳品。例如一幅北宋易元吉《獐猿图》卷，与另一幅同位画家的《聚猿图》同为珍品，而且《獐猿图》的笔墨水平更佳，但是仅仅因为《聚猿图》有元人钱选的题跋，而《獐猿图》没有，就历来被轻视，这是很可惜的。

　　进阶：史学、民俗学、建筑学等知识的积累也有助于书画鉴定

　　朱绍良常说，古代书画鉴定是一门谁都可以学、然而越学越觉得博大精深的学问，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这种积累不仅是指大量观看真迹原作，也包括古代史、美术史、民俗学甚至建筑学等门类的旁征博引。

　　张葱玉鉴定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所藏董源《平林霁色图》卷时，除了笔法构图之外，特别提出“由于图中住宅之中，有凹形土炕(转圈土炕)，是女真人入关后的特点，故此时代为靖康之后，元以前作品。”对此，朱绍良评论说：“通过读阅葱玉先生鉴定意见，可以看出先生的学识广泛，民俗知识丰富。经过对女真人生活历史考证，得出结论确实如此。”

　　在对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金明池争标图》的鉴定中，以前有观点认为这件作品是张择端早年所作——也就是画过《清明上河图》的那位。但张葱玉从时代风格解读，认为这件作品应为南宋时画院画家临仿张择端原作而来。朱绍良则从建筑学的角度佐证了这一论断。

　　朱绍良为搞清楚两宋建筑物的风格异同，查阅了崇宁二年建筑官书。李械(字明仲)受命于王安石而著，成书于元佑六年，终于在崇宁二年正式公布《营造法式》也称《崇宁本》。《金明池争标图》的殿堂与《营造法式》殿堂八铺作双槽式重檐歇山顶殿堂样式区别很大，栏杆钩窗型制上也不同。

　　“其实，两宋建筑明显的区别，就是北宋建筑外立面上没有一处可拆卸的格子窗。例如：马麟《秉烛夜游图》、李嵩《观潮图》，这些很明显是南渡以后，因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建筑式样。因此，南宋画院的画家，很难向北宋画家那样身临其境，写实绘制这类建筑画。经过这番论证，葱玉先生的鉴定意见终于得到科学的验证，诸多史学、画学、建筑学、风土人情变化都是区分绘画时代的要素，在这些领域上先生能准确发现真相，足见先生的学识卓绝。”（冯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