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良：跟着书画鉴定大家张葱玉学鉴藏

　　参考：

　　印章题跋等特征可作为辅助依据

　　鉴定古代书画的辅助依据则包括了印章、纸绢、题跋、收藏印、著录和装潢等六个方面的内容。

　　先说印章，张葱玉先生认为，“印章是文件上的证明物，是‘取信于人’的东西，书画家用以表示确属自己的创作，鉴定家用以表示自己的鉴别，都是相当郑重的。”但是，由于印章会磨损、替代，而且“印章本身比使用印章的书画家寿命长”，导致后人得到这些印章后可以用来作伪，以及画家有时印章多而乱，造成了依靠印章评判作品真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书画凭借纸绢而存在，纸绢对鉴定之重要自不待言”。时代不同，书画家使用的纸绢也可能不同，并且艺术家往往有自己青睐的材料，如“米芾喜用一种黄色纸，刘墉、梁同书等人喜用腊笺等”。了解这些特征，也可以作证书画鉴定。朱绍良介绍说，葱玉先生在鉴定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徽宗《池塘晚秋图》卷时，除了考虑到笔墨特征之外，“这纸似乎是曾经上过粉的粉笺”也是参考依据之一。

　　张葱玉将作品上的题跋分为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人的题跋和后人的题跋。题跋多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往往能增加后人对作品的信任。但也存在“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画家自己的题跋真而作品却假”的情况，需要鉴定者格外留心。

　　张葱玉鉴定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所藏董源《平林霁色图》卷时，除了笔法构图之外，特别提出“由于图中住宅之中，有凹形土炕(转圈土炕)，是女真人入关后的特点，故此时代为靖康之后，元以前作品。

　　至于收藏印，显然对书画鉴定是有帮助的，一则将历代鉴赏家的印章按时代顺序排列，能帮助理解传世经过;二则“几位鉴定家如梁清标、安歧眼力特别高，凡经这二人盖过鉴藏印的书画，绝大多数是精品”;三则“收藏印可以为作品的下限年代提供可靠的依据。假如一幅画有赵佶的收藏印，就可以确定最晚也是北宋”。但依靠收藏印鉴定也与前述依靠印章鉴定书画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然后是著录，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画册出版。著录的形成是因为“前人对于看过或收藏过的书画，往往写成记录，编为专书”，“对鉴定室很好的参考材料”，但“各种著录书撰者的水平、时代、地区、方法等都不相同，应当弄清楚每种著录的性质和特点，才能更好地利用”。

　　最后是装潢，“有时也可作为鉴定书画的有力证据”。朱绍良自己刚开始学习古代书画鉴藏时就是借助了《石渠宝笈》这部乾隆年间皇家大型书画著录的“指南”。但他也提醒说，过分依赖这些辅助手段，有可能会错失佳品。例如一幅北宋易元吉《獐猿图》卷，与另一幅同位画家的《聚猿图》同为珍品，而且《獐猿图》的笔墨水平更佳，但是仅仅因为《聚猿图》有元人钱选的题跋，而《獐猿图》没有，就历来被轻视，这是很可惜的。

　　进阶：

    史学、民俗学、建筑学等知识的积累也有助于书画鉴定

　　朱绍良常说，古代书画鉴定是一门谁都可以学、然而越学越觉得博大精深的学问，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这种积累不仅是指大量观看真迹原作，也包括古代史、美术史、民俗学甚至建筑学等门类的旁征博引。

　　张葱玉鉴定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所藏董源《平林霁色图》卷时，除了笔法构图之外，特别提出“由于图中住宅之中，有凹形土炕(转圈土炕)，是女真人入关后的特点，故此时代为靖康之后，元以前作品。”对此，朱绍良评论说：“通过读阅葱玉先生鉴定意见，可以看出先生的学识广泛，民俗知识丰富。经过对女真人生活历史考证，得出结论确实如此。”

　　在对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南宋《金明池争标图》的鉴定中，以前有观点认为这件作品是张择端早年所作——也就是画过《清明上河图》的那位。但张葱玉从时代风格解读，认为这件作品应为南宋时画院画家临仿张择端原作而来。朱绍良则从建筑学的角度佐证了这一论断。

　　朱绍良为搞清楚两宋建筑物的风格异同，查阅了崇宁二年建筑官书。李械(字明仲)受命于王安石而著，成书于元佑六年，终于在崇宁二年正式公布《营造法式》也称《崇宁本》。《金明池争标图》的殿堂与《营造法式》殿堂八铺作双槽式重檐歇山顶殿堂样式区别很大，栏杆钩窗型制上也不同。

　　“其实，两宋建筑明显的区别，就是北宋建筑外立面上没有一处可拆卸的格子窗。例如：马麟《秉烛夜游图》、李嵩《观潮图》，这些很明显是南渡以后，因地理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建筑式样。因此，南宋画院的画家，很难向北宋画家那样身临其境，写实绘制这类建筑画。经过这番论证，葱玉先生的鉴定意见终于得到科学的验证，诸多史学、画学、建筑学、风土人情变化都是区分绘画时代的要素，在这些领域上先生能准确发现真相，足见先生的学识卓绝。”（作者 冯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