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百万件藏品命运多舛 故宫家底被败了多少

    天津美术网讯 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经历过几次大的浪潮：晚清是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抢劫；日本侵华方针中，文物掠夺是其重要组成，他们曾专门派本国专家到中国搜罗考察，公开或秘密将大批珍贵文物运回本土；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国家文物政策只规定清代乾隆以前的文物不能出口。清乾隆以后如嘉庆、道光时期的很多官窑瓷器、书画以极便宜的价格流失海外，也有因为鉴定失误，把明代、清早期文物当成仿制品卖掉的；改革开放后，文物走私泛滥，内地文物走私到中转站香港，随后流散到中国台湾、美国、东南亚，甚至丹麦、荷兰等地。

　　中国近代文物保护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古代艺术品收藏中心，故宫博物院的上百万件藏品命运同样多舛。

　　故宫到底流失了多少文物？这个数字几乎无法统计，“故宫和中南海、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等是一个整体，古代都是宫苑禁地，它们的文物都是互相交流的。《女史箴图》原来在故宫的建福宫花园摆放，后来放到了圆明园，从圆明园流失了，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好多不是故宫流失出去的，但也是皇宫的一部分，特别是圆明园。所以很难说故宫流失了多少，不如整体地去看清代皇家宫廷到底流失了多少，也许更容易厘清一些。但要想找到准确的数字，那是非常难的。”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经这样说。

　　目前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的博物馆藏有清宫旧藏文物，这些文物流失于各个历史时期，多数有战争和政治原因。今天的故宫博物院依然是保存清宫旧藏文物最多的地方，“全世界的博物馆几乎都是金字塔形的藏品结构，塔尖上是镇馆之宝、珍贵文物，腰身是量大面广的一般文物，底层的是待研究、待定级的资料。故宫博物院是个例外，它是倒金字塔，也就是珍贵文物占93.2%。”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这样骄傲介绍故宫珍藏，并在今年年初公布了故宫文物清理的最新汇总结果——“1807558件套，有整有零”。但是，到底流失了多少？

　　败家的末代皇帝

　　除却八国联军无法统计的疯狂掠夺，清末故宫珍宝流出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宫人监守自盗。1912年清帝名义上退位，溥仪关起门来做皇帝，清末小朝廷依然占据紫禁城。军阀统治社会动荡，紫禁城绝不是铁板一块，宫中人人自危，很多人常常偷走一些小物件卖掉换钱防身。小小年纪的溥仪并不擅长管理，偷盗愈演愈烈，这些人很快把目光集中在耀眼的建福宫。建福宫是名副其实的皇家宝库，这里存放着乾隆皇帝最爱的珍玩字画、金银法器，乾隆死后这里的东西原样加锁封存，几代皇帝下来从未启封。

　　溥仪也察觉到了宫中的偷盗，洋老师庄士敦曾告诉他，他所居住的地安门街上，有许多家古董铺子，铺子老板不是宫里的太监就是内务府官员，里面卖的大多是从宫里偷出来的东西。在亲信的怂恿下，溥仪决定清点建福宫珍宝。清点工作刚刚开始，就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打断。通天火灾究竟烧掉了多少东西，至今是一个谜，内务府只稀里糊涂汇报说：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几万册。火灾原因就更难查明，官方说法是油灯起火，更多清史研究者认为，是宫中人为了掩饰自己的偷盗，人为放火。一个多月后清理火场，竟从灰烬中炼出17000多两黄金。此后溥仪驱赶了宫中大部分太监，还在建福宫的废墟上新建了一个网球场。

　　1923年，学者王国维和罗振玉接受逊帝溥仪召唤入宫任职，为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禄。很多学者认为，同年的建福宫大火，可能正是小朝廷召王国维入宫的原因，因为“宫中需要人整理古玩”。王国维入南书房后，对内务府典卖宫藏文物抵债的行径时有目睹耳闻。1924 年5月，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信函中述说了自己的见闻: “前日太真来，谈近日运出诸物甚多，拟作抵以供裁减之用(裁减须还各债) ，皆戚畹主之。”“戚畹”即溥仪的岳父、皇后婉容的父亲荣源，时任“内务府大臣”。

　　宫人监守自盗尚属偷偷摸摸，皇帝典当家产就堂而皇之了。1923年逊清皇室向北京汇丰银行借款，以各种金器80件作为抵押，借款80万元，以弥补皇室280万元的亏空。具体的抵押物品明细在当时的合同上都有详细记载，以金编钟为一部分，折40万；金册宝、金塔、金壶、金盘等器物为另部分折40万元。按当时的金价，仅册宝一项就40万也不止，其余的就等于白送。据溥仪自己回忆：“这样的抵押和变价、每年总要有好几宗，特别是逢年过节需要开销的时候”。1924年6月16日，他再向盐业银行抵押玉器365件、瓷器200件、珐琅器23件、红雕漆28件，其中包括一些宋代名窑瓷器。变卖文物，是小朝廷特殊的生存方式。

　　1922年7月至12月，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向宫外转移出宋元版珍贵古籍210部，唐宋元明清古代字画2000多件，其中包括顾恺之的《洛神赋》、唐阎立本的 《步辇图》、周昉的《挥扇仕女图》和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等等，这些无价之宝由溥仪的堂弟溥佳护送到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随从带走大量所谓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经过精心挑选的众多文物。溥仪出宫后躲进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秘密潜往天津，在天津日租界内设立行宫，仅藏在日租界张园内的故宫文物和珠宝即达70多箱。溥仪居住天津期间，市面上常有宫里的玩意出现搅动当地文物圈。

　　1931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的策划下秘密逃往东北出任伪满洲国皇帝，出逃时除随身带走一大批文物外，尚留天津的一些文物下落不明。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当时伪满都城新京(今长春)一片混乱，很多人转移各种物资准备最后逃亡。溥仪最重要的准备就是指使随从将原故宫文物和后来搜刮来的大批珍贵珠宝装上汽车，其中有价值连城的顶珠冠、镶金猫眼石坠、清代龙袍等，他所携带大多数文物的最终命运，是被日军哄抢，下落不明。被苏联方面截获后，溥仪也曾想以献宝换取居留权，最终没有成功，所带文物珍宝被迫留在了苏联。

　　数量众多的故宫文物精品除溥仪随身携带的468件最后回归祖国外，其他文物不知所踪。

　　溥仪从东北出逃后，他所住的小白楼被打开，东北文物市场立刻繁荣起来，有不少人为了多卖点钱跑到北平琉璃厂找大买家。价值连城的宝贝接连出现在北平，琉璃厂的老板们干脆组团到东北扫货，圈子里所谓“东北货”名声越来越大。收藏家张伯驹花重金购买了不少传世名画，其中就包括《韩熙载夜宴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文物被陆续捐赠给故宫博物院。

　　内阁大库档案废纸价拍卖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溥仪走了，带走能带走的，带不走的就成了有些人眼中的肥肉。1927年1月8日，北洋政府开始变卖故宫不易长期存放的消耗品，如食品、药材、茶叶、洋烟、洋酒、皮货、绸缎等。1928年10月，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并提出五个论点：故宫博物院名义不通；办院是为了做皇帝者的准备；博物院不应据有图书与文献；逆产应当拍卖；保管不善难免以伪换真，使“保管”变为“保完”的黑手。这一提案竟然被顺利接受，一时舆论大哗。此事之后故宫博物院虽未停办，拍卖却一直继续。1932年2月，拍卖不仅处理了永寿宫的银锭和金砂，还变卖了一些文物、贡品。

　　金银被拍卖，档案竟也难逃。王国维曾作《库书楼记》，详细记述罗振玉发现内阁大库档案的流失和收购经过。清朝二百多年，宫廷公文档案堆积如山，都集中收藏于内阁大库。1909年内务府修缮内阁库房，将年代近一些的档案搬移到文华殿，而准备将年代久远的档案予以销毁。时任学部大臣的张之洞和在学部供职的罗振玉建议将所有档案移交学部图书馆收藏，此后搬运了一部分到国子监，仍有大批档案留在内阁大库，直到清朝灭亡。1912 年，民国政府在国子监成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内阁档案作为藏品，后来筹备处迁到紫禁城午门城楼，又将内阁档案从国子监搬移到午门外朝房和端门的门洞里。如此波折，自然有不少文献损失散佚。

　　1921 年，教育部为筹发历史博物馆职员薪金，将大部分档案装成八千多麻袋( 一说是九千多袋) ，按废纸价格卖给西单牌楼北大街的“同懋增”纸品店。1922 年 3 月，曾入职小朝廷的罗振玉在北京书肆发现洪承畴的《洪文襄揭帖》和朝鲜国王贡品表，立刻察觉到它们的价值。得知这些文献来自内阁大库，由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出售给废纸商人，他追踪找到纸品店，以高价悉数买下。罗振玉曾打算筑楼以收藏这批难以计数的档案，但由于财力原因，未能如愿。不久，他将这批档案卖给藏书家李盛铎。1928 年，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价从李盛铎处将内阁档案收购，才最终将其归属国有。

　　北平沦陷时期的文物流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文物安全问题日益严峻。故宫文物南迁迫在眉睫，准备工作千头万绪。几百万件文物不可能全部运走，也不可能细细筛选，结果有些精品未被收入，次品却整箱带走。这些被选中的文物包括书画、铜器、瓷器、象牙、珐琅、善本等，共分5批，计19690箱62万件。

　　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负责，开始做文物迁运前的筛选打包工作，为此他们还专门聘请了极富这方面经验的文物古董商指导。打包文物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文物的形状用稻草做衬，以棉花贴紧，外面包上优质棉纸，这种专业的文物打包方式经得起长途跋涉和剧烈颠簸。几十万件文物在上万里的运输过程中竟一件未损。

　　1933年2月5日晚间，北平全城戒严。13491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队全程护送，沿途军警林立。不到120天的时间里，五批文物循序运往上海，后又辗转至南京朝天宫。

　　但随着战事不断深入，南京也不是安全之地，文物继续分三路西迁，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最后剩3000多箱滞留南京。“这次西迁历时8年，行程万余里，运送文物的车辆、人员艰难行走于四川蜀道。沿路敌机轰炸，遭遇匪类，不断临时更改行走路线和临时存放地点。最后以微小的损失完成了这场历时长久、数量巨大的文物迁徙之路，被国内外人士称为奇迹。”

　　故宫大批文物南迁后，总务处长张庭济奉命留守。日伪政权下的故宫博物院艰难维持，尽力周旋。1937 年 11 月，沦陷初期张庭济曾代表北平留守职工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现状，寻求保护。目睹当时情况的美国汉学家珍妮特、沈大伟说：“日军在 1937 年 9 月占领北平的时候，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带了部分珍宝西迁，……以后马衡不在的日子里，负责故宫工作的是总务处处长张庭济。日本方面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由于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在这沦陷的八年中，“留守人员虽然不像随文物南迁的人员那样辛苦奔波、风餐露宿，但在日伪统治下也非常难得，不卑不亢，可以说是不辱使命。”由于大量文物珍品外迁，加上日伪的干扰、破坏，只能勉强维持分路开放，但游人寥寥，门庭冷落。

　　1938年6月，宪警两次闯进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搬走撕毁大批图书资料，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书籍中有反日抗日、谈及日伪政权和满洲的一律销毁，包括大量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标志的图书，另外含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内容的绝对销毁；有关司法、教育、财政等的书籍杂志也必须销毁。这次查没销毁对故宫文献资料库藏是一个巨大打击，日本希望借助这种方式推行奴化教育。

　　不久的献铜运动再次把故宫博物院拖入泥潭。1945年3月，侵华日军北京陆军联络部致函伪北京特别市市长，要求“北京特别市官民”，“献纳（供出）各自存有之一切铜类，以资直接增强战力，藉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各家各户和单位被强行征收铜铁，作为日军造炮弹和子弹使用。“这个运动波及到千家万户，故宫这样的文化机关也没有幸免。”

　　尽管多次抵制，最终为确保故宫整体安全起见，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的铜缸铜炮等1095斤交了出去。但金品献纳委员会和日军对此量均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因为仅北京一市日本军部下的铜铁征集任务就高达40万公斤。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命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 54 件以及 2 尊铜炮运走检送。

　　在此之前的1944 年 6 月 22 日，日军已经从故宫劫走铜灯亭 91 个，铜炮一尊。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军即宣告投降。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看到的情形是“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 4460 公斤，较劫走时少了 971 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 54 个铜缸也不见踪影。”根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统计，“本院（沦陷期间）被征用之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

　　八年抗战中，北平故宫文物被日本掠夺了铜器149件，太庙图书馆大批图书杂志遭破坏，文献馆的张鼓峰舆图被劫走。

　　迁台以书画、细软居多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分散在四川境内三地的文物被集中到了重庆。院方为感谢四川人民对文物保护所做的努力，在成都中正公园举办了一次“北平故宫博物院在蓉书画展览会”。展览的作品包含从晋朝到清代一千五百多年中八十八位画家的一百幅作品，几乎是南迁书画文物中最重要家底。为了协办展出，市政府想尽办法保障安全，除了军警还请川地的袍哥组织予以协助。

　　受场地局限，一百多幅书画珍品一次性展出有点困难，院方决定分为两次，每旬换一次，共历时二十多天，接待来自川内和西南各地的参观者数以万计，堪称八年抗战文化史上的一大盛况。遗憾的是展览成为这批国宝最后一次在大陆的亮相。1947年，这批文物由重庆向家坡运往南京朝天宫的故宫博物院分院，后被秘密运往台湾。国民政府还下令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其余故宫文物运往南京，再和南京分院的文物一起运往台湾。经马衡多方周旋和拖延，此计划搁浅，北平文物得以保留在大陆。最终运台文物数量相当于整个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未来得及运走的文物原地未动，仍留在南京朝天宫。

　　1949年4月，迁台文物登记造册，统计文物总数为231910件又27张692页。国民政府两院理事会延续了故宫博物院的点查制度，先后出版《中华文物集成》 《故宫书画录》 《故宫名画300种》等著录。196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北近郊双溪建成，定名为中山博物院。至今已五次扩建。1989年至199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清点计划研究小组成立，开始对文物全面清点，1991年完成时，对外发布数字为：历代文物总数645784件（后有又多方捐赠扩充）。

　　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18年的秦孝仪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1949 年搬过来的都是书画、细软，重的东西搬不动嘛。北京故宫以宫殿，器物等大东西见长，我们这边以书画文物见长。书画在文化方面最具分量。”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文物只有在原生地展示，才最有尊严，如果像孤魂野鬼一样流失海外，就没有尊严。”故宫流失的文物，又岂止在海峡那边。（记者 周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