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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宏村、西递、李坑等同类乡村相比,多数査济村民有着浓厚质朴的乡土观念和近乎狂热的书画收藏爱好,意外地为当下中国书画流通瓶颈探索了新的“路径”,而这种意外又恰恰源发于农村经济的特定生态与淳朴的原生文化意识。我试图从对村民的日常生活接触中寻找一些潜在的收藏意识。
某年,我所带的学生组织篝火晚会,一名女生丢了相机,次日清晨,两名小学生将相机送回我们所住的旅馆,失主买了一些零食相赠以示感激,不料这两名小学生坚辞不受,反而怯怯地问:能不能送一幅画呀?又一次,我与同事购买册页,陌生的店主竟慷慨相赠,只留下一句话:留一幅作品吧!尽管我们不止一次地声明我们仅仅是普通的高校教师。
在査济,村民的相互交往中,除了柴米油盐的琐事与营生,还有画家的轶事、行迹、喜好及书画润格。我熟悉的一名老村民,因为冠心病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我顺道去探望,看到他家斑驳的墙上贴着“中国画名家即时行情一览表”,他兴致盎然地同我讨论书画,告诉我前一周某国画名家来査济用一幅小品换走村民家的石狮子,不料其学生又返回索取,引发纠纷云云。只是,我难以告诫他所不了解亦不愿了解的“润格水分”,因为他目前仍是当地书画收藏的短线受益者。
査济村民的收藏可以用经济学理论中的“局部均衡”来归纳:村民以明清两代的石雕、木雕、窗棂、家具、瓷器、砚台、宣纸间或以食宿接待、茶叶、土特产换取不同地位、名气和尺幅的画家作品,形成物物交换式的经济关系,这些经由搜寻和购买的古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进入画家及其亲友的书房、画室或古玩市场;而村民所换取的绘画和书法作品则分作三种去向,一部分为村民所收藏,希冀于传家并等待升值,一部分流入地方市场,成为基层企业、官员之间交往的礼品,剩下的作品则用来换取周边更为偏远村落的古董或建筑部件,促使资金和资源的再流通。
作为地方书画的集散地,査济的书画江湖是一个特殊的乡村现象,其深层次地反映了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在价值转换中所呈现的非对称信息,体现了艺术品交易中局部经济风险的转嫁关系,它同城市对农村资源由于在信息获取、经济阶层、发展主次关系等方面造成的不对等性的掠夺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农民对文化艺术的单向膜拜加剧了市场规律的变形和倾斜。十八大后,伴随着反腐浪潮与经济走势,书画市场迅速缩水。由于专业收藏与消费者信息渠道的多元与眼界的提升,中低端书画市场在大中城市难以为继,其下一步的转向和突破,在大师满天飞式的名片、画册、润格表的连续做局下,在不远的将来,农村将可能成为书画收藏的灾区,梦想一夜暴富或贴上书香气的农户,将成为商品经济与文化产业交互轰炸下的又一受害群体。
钱钟书借《围城》感叹:“没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了人的当;受过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了印刷品的当。”査济人大致也难以逃脱上当的结局。因为,他们用一段漫长的历史遗留换取了中国转型时期的一叠本地制造的宣纸,而所谓的著名画家仅仅是来这里体面地旅游了一趟。(何卫平,艺术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