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铜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就零星出现了青铜器，夏铸九鼎也并非全是传说，二里头文化时期确有非常精美的青铜容器诞生；而以殷墟为代表的晚商青铜文化博大精深，也标志着中华文明的礼乐制度已然成型。和别的博物馆不同，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自成体系。自汉代以来，地不爱宝，青铜礼乐器便时有出土，当时即被视为国之祥瑞，成为皇家的重要典藏。宋代作为我国金石学的第一个高潮，对青铜器的研究已经成为专门化的知识，将宫中所藏编成了《宣和博古图录》；清代乾隆年间，则将宫中藏器编成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图录。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藏品在清宫旧藏的基础上不断充实，现有历代铜器1万余件，其中具铭文的精品1600余件，是藏品最多的博物馆。

　　“故宫的青铜器您最喜欢哪一件？这上万件青铜器都上过手吗？”我像许多人一样羡慕地问杜廼松。其实我知道，这些青铜器，杜廼松反反复复不知研究过多少遍。每调整一次展览，就要把它们重新审视一遍，“那些主要的、重要的青铜器，它们的形象、铭文内容早已经在我的脑子里扎下了根。”

　　丰富的藏品为杜廼松从事古文字考释、器物考证提供了许多便利，在老一辈学者的指引下，他的学术研究渐入佳境。令大家印象最深的，是他1980年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司母戊大方鼎制作年代的文章。

　　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学界对它的制作年代一直有不同观点。“要判断一个器物的年代，主要是通过它的地层关系和它的器物组合，但司母戊鼎都不具备。殷墟有2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8代12位商王，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每个时期的器物都有不同的特点，当时考古界主要倾向于定在后期。”

　　1976年春，安阳殷墟小屯妇好墓一次性出土了几百件青铜器，其中两件大方鼎上有“司母辛”的铭文。这3个字让杜廼松想起了“司母戊”。“每一时代都有每一时代的风格。拿方鼎来讲，年代越早的方鼎，腹部越深，腿也细高，晚期的腹部就变得浅一些，腿变得粗短一些。同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造型、花纹和铸造技术上应该是一致的，尤其是铭文的书法特点更应一致。”

　　通过多方面考察，杜廼松认为应该把司母戊鼎的年代，定在殷墟第二期即武丁时期，他认为“戊”应该是武丁的配偶，司母戊鼎应该是武丁之子祖甲为其母所制，与妇好墓的司母辛鼎属于同一时期。后来，国家博物馆还做过科学实验，结果证明两者确属同期。

　　杜廼松成为青铜器的研究大家，还得益于上世纪90年代的文物摸底工作。当时全国文物鉴定专家组成立，杜廼松作为青铜器组牵头人，对全国博物馆的青铜器进行鉴定。“每年的春秋两季到各省去看，行程几万里，整整跑了7年才基本完成全国各地一级品的鉴定工作。许多放在博物馆地库里不为人知的青铜器，其实都是惊世之作，通过我们的鉴定成为国宝级文物，那种喜悦是不可复制的。我们的收获自然也是巨大的，全面了解到不同区域的青铜器的特点，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都有了非常深刻的再认识。”

　　不过知情人都知道，那7年，因为频繁接触青铜器，杜廼松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两只胳膊对铜锈严重过敏。1998年，杜廼松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朱镕基总理亲自为他颁发了聘书。作为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大专家，杜廼松多次赴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进行文化和学术交流，多次参加或主持国际或国内的学术会议。不过他说，他现在最享受的还是研究一些自己想研究的问题，写一写小小的论文。他也很怀念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当老师的时光——因材施教，授人以渔，桃李满天下，人生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此。

　　如今，偶尔到外地出差，杜廼松还是会去当地的博物馆参观。也许他曾经鉴定过的那些青铜重器就静静地陈列在博物馆里，向南来北往的观众传递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讲述着文物承载的另一种古史。那正是他对其钟情一生的原因。

　　[专家简介]

　　杜廼松，北京人，1937年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青铜器和金文研究专家，研究内容涉及史论结合、古文字考释、器物考证、考古类型学、文物保护、科技考古等多个层面，代表作有《中国青铜器》《青铜器鉴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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