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嘉庆朝，嘉庆帝就多次将宫中所藏法书、名画颁赐给亲王和大臣，其中有些还是极为重要的剧迹。如颁赐给兄弟成亲王永瑆的书画作品中，就有西晋文学家陆机的《平复帖》和传为唐人韩稦的《照夜白图》。道光以后，赏赐更是有增无已，仅其中一次颁赐给恭亲王奕，就有宋徽宗赵佶的《五色鹦鹉图》、陈容的《九龙图》等名迹，现均藏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抢掠

　　损失最惨重的是兵火：一次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抢掠并火烧圆明园，园中所藏书画200余件不是被焚，便是被劫;另一次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宫中书画再遭劫掠，损失更为严重。

　　大名鼎鼎的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据《石渠宝笈》记载，应藏在圆明园，但1903年英国军官克拉伦斯·约翰逊以不可思议的低价——25英镑，将这幅作品卖给了大英博物馆。由于时间久远，其他流散在海外的许多书画作品具体抢掠情况已不可考。

　　偷窃

　　明清两朝，宫中太监偷盗宫中书画器物出宫的事，时有所闻。到了清末，更是登峰造极。溥仪退位以后，后宫管理相当混乱，一些心怀不轨的太监利用各种手段将宫内价值连城的书画文玩偷盗出宫变卖牟利。琉璃厂、地安门就有太监开的古玩店，专门负责销赃，生意火爆。据溥仪回忆，就他所知，宫内太监们在故宫盗窃宝贝从未间断。甚至在他大婚时，刚刚行过大礼，皇后凤冠上镶嵌的珍珠、宝石、玉翠居然被李代桃僵，全都换成了赝品。宫内盗窃活动之猖獗，可见一斑。

　　建福宫内储存着大量字画和古玩玉器，都是乾隆帝最喜爱的奇珍异宝，嘉庆帝继位后下令将其全部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的殿堂库房。溥仪听说建福宫内很多珍宝被盗，打算整肃内宫，下令清点。然而计划还未实施，建福宫就突然莫名其妙起火，大火烧了一夜，建福宫连同周围的静怡轩、延春阁等烧成焦土，无数珍宝典籍也都化为灰烬。

　　后据内务府查点，这次火灾共烧毁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数万册。

　　解放后，在清点故宫文物时，还发现一些清末民初太监企图盗卖出宫、临时藏匿在宫中犄角旮旯里的古书画，如《法书大观》册，每一件法书上的乾隆玺印、题赞又都被挖掉。此册中有欧阳询《张翰帖》、《卜商帖》，蔡襄、黄庭坚等重要名家真迹，总计52件。

　　即使贵为后妃，大难来临时也不忘顺手牵羊。最有名的，就是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时，敬懿皇贵妃也就是同治皇帝的瑜妃，早就预感大难将近，已事先偷偷把大名鼎鼎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转移到了自己居住的寿宁宫，在自己出宫时偷偷带回了娘家，后来又把这两件法帖卖给了著名古董商郭葆昌。

　　转运

　　溥仪退位后，北洋政府承诺给予的“清室优待条件”中每年400万优待费无法及时足额支付，溥仪在紫禁城称孤道寡，开支浩繁，日渐捉襟见肘，只好或变卖或抵押宫中书画珍宝以弥补亏空，仅1923年，估价卖给汇丰银行的珍贵古董就有80件之多。

　　溥仪当时非常信任英国老师庄士敦，年轻的皇帝突发奇想，想到欧洲留学，后来又谋划 “恢复祖业”。为了未雨绸缪，溥仪开始以“赏赐”为名，利用其弟溥杰、堂弟溥佳每天进宫陪读之机，携带大批珍贵书画、典籍出宫，从1922年7月到1924年，将珍贵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运到其父载沣的醇亲王府，最后又辗转转运到天津、长春。

　　但全国解放后，在清理故宫文物时发现远远不止此数，因为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品名根本没登记到赏赐清单上。

　　溥仪后来回忆，当初优先选择的是晋唐以来的法书名画，“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墨迹《曹娥碑》、《二谢帖》，有钟繇、僧怀素、欧阳询、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迹，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原稿，有唐王维的人物，宋马远和夏圭以及马麒等人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有阎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

　　溥仪在天津时因经济困难，以不可思议的低价，卖了不少珍贵的古代书画和珍宝，还曾“赏赐”经手人即陈宝琛的外甥刘骏业一批书画，其中有唐人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卷、《步辇图》卷，五代阮郜的《阆苑女仙图》卷和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卷等。《历代帝王图》后流散到美国，现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幸后来保管《步辇图》、《阆苑女仙图》的主人，全国解放以后捐献给了政府，现藏故宫。

　　溥仪携往长春的珍贵书画作品，都密藏在伪皇宫内专门收藏书画珍玩的小白楼。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溥仪仓促逃往吉林通化，忙乱中挑选了百余卷册和一批珠宝仓皇逃亡，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唐摹《万岁通天帖》、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多卷剧迹，都裹在其中，后来包括《清明上河图》等一批书画在沈阳被截获。

　　溥仪在逃往通化途中到达中朝边境大栗子沟时，已经山穷水尽，饥寒交迫，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用携带的珠宝和书画，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农民换取生活用品。后来在土改运动中发现的原题名唐韩稦《神骏图》、传为南宋赵伯驹《莲舟新月图》以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琉璃厂宝古斋购得的元赵孟頫《水村图》卷等，都是在这里流散的。

　　溥仪逃走后，群龙无首，收藏在小白楼中的大量书画、善本古籍，遭到溥仪下属官兵的偷盗、哄抢，很多都在争抢时被撕破毁掉了。如明代才子杨慎的《行书禹碑考》卷，是《石渠宝笈》著录过的唯一一件杨慎作品，被士兵互相抢夺撕裂了，目前仅存手卷的一部分，卷子的前三分之一已经缺失。

　　争夺中，有些名迹被严重破坏，如北宋李公麟的《三马图》(现分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香港私人收藏)至少被撕裂为三截，米芾书于澄心堂纸上的传世名迹《苕溪诗六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被撕抢为碎片，有些则彻底被毁不复存于人间，如初唐虞世南的《积时帖》墨本。

　　南迁

　　清宫所藏的书画及其他珍贵文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由民国政府将其南迁至南京，后辗转于贵州、四川一带，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南京，南京解放前夕，又在优中选优，先后分批运往台湾，最后安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目前，《石渠宝笈》著录作品大部分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机构，另有一部分流散到海外，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克利夫兰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等。公共博物馆所藏《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作品加起来约占著录总量的五分之四，其中，两岸故宫收藏最为宏富。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晚清、民国时期流失在外的《石渠宝笈》作品，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又悄然重新回到故宫。回归故宫之路艰难曲折，途径也丰富多元。

　　捐赠

　　建国后，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将个人花费重金购买的陆机《平复帖》和展子虔《游春图》等作品捐赠给故宫，一时传为美谈。

　　调拨

　　在国有大一统体制下，文物的调拨划转，是最为简便直接的方式。溥仪从故宫携往长春的大批书画珍宝，在抗战结束后，大部分都流散在东北，大部分被东北博物馆即辽宁博物馆收藏。这批书画珍宝，有相当部分通过调拨的方式又回到了故宫，包括《清明上河图》。

　　回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经济非常困难，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耗费巨资，从香港收购了一大批国宝级文物。最著名的就是唐代韩滉的《五牛图》，《中秋帖》、《伯远帖》，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等名迹。

　　在故宫，唐代韩滉《五牛图》是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齐名的国宝级藏品，《五牛图》也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

　　根据明朝人的著录记载，《五牛图》在北宋时曾收入内府，宋徽宗还有“睿思东阁”题签，但因后人挖割而不复存，南宋进入内府并有宋高宗“绍兴”题签。元代，曾历经赵孟頫、太子书房等收藏，赵孟頫还留下了“神气磊落、希世明笔”的题跋。明代，为大收藏家项元汴所得，清初，为宋荦收藏。乾隆初年，藏于汪学山“求是斋”，后由两江总督尹继善进献给乾隆皇帝，被收入《石渠宝笈》。

　　清朝末年，此画被转移到中南海瀛台保存，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五牛图》被劫掠，从此流失国外。

　　1950年初，香港一位爱国人士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告知韩滉《五牛图》在香港露面，画的主人索价10万港元，因自己无力购买，希望中央政府出资尽快收回国宝。周总理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给文化部下达指示，鉴定真伪，不惜一切代价购回，并指示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以确保文物安全。文化部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专家赴港，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后，经过多次交涉，最终以6万港元购回。

　　北京收藏家郭葆昌从敬懿皇贵妃手中买到《中秋帖》、《伯远帖》后，秘不示人，他去世后，此二帖传给其子郭昭俊。解放后，郭昭俊到了香港，因做生意融资，将《中秋帖》和《伯远帖》抵押于香港汇丰银行。因做生意亏本，抵押期满，无力赎回，准备出售，无奈之下，他找到徐伯郊(我国著名文物鉴定专家徐森玉长子)商量解决办法。徐伯郊立刻给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写信，马衡院长专门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此事原委，1950年11月5日，周总理亲自给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等人写信，指示“同意购回《中秋帖》及《伯远帖》”，经过艰难谈判，最终以45万8千港元的高价购得《中秋帖》、《伯远帖》，使流失二帖重归故宫。

　　此外，国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花费巨资收购的名家剧迹还有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韩熙载夜宴图》也是溥仪从故宫携往东北的，抗战结束后散出。1945年，张大千在北平购得此画，代价是500两黄金，这本是张大千打算购买一座王府的价钱。张大千得到《韩熙载夜宴图》后，不时展玩，视为无上珍宝。他专为《韩熙载夜宴图》刻了一枚印章，文曰：“东南西北只有相随无别离”，加盖在图卷上。

　　1953年，旅居香港的张大千预备移居南美，他通过中间人，把《韩熙载夜宴图》、《潇湘图》和元代方从义的《武夷山放棹图》三幅无价国宝，忍痛割爱，仅以2万美元的超低价卖给了祖国大陆。张大千是一个非常有商业眼光的艺术家，为什么以这么低的价格卖给大陆文博机构，这个谜底直到张大千逝世后才被披露出来，原来，张大千不希望国宝流失海外，自己成为千古罪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艺术品拍卖在大陆出现，一些多年潜藏不露的艺术珍品浮出水面，包括许多被《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珍品也出现在拍场，国内一些博物馆适时出手，通过优先购买方式，收藏了一批稀世珍品。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购藏的隋人书《出师颂》卷、北宋张先《十咏图》卷。

　　张先(990-1078年)，北宋著名词人，兼擅丹青。张先晚年退休后翻阅父亲生前诗作，深受触动，出于对父亲的怀念，创作了这幅《十咏图》。在这幅山水人物画中，亭台楼阁，花木掩映，小桥栏杆，曲水环绕，环境幽雅。尤为珍贵的是，张先的绘画作品，无论历史流传还是文献记载，仅此一幅，因此受到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

　　此画流传有序，宋元陈直斋、颜尧焕、鲜于枢等四人做了长跋，钤有南宋丞相贾似道、明洪武内府印章。后被清宫收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此画被溥仪带到长春，抗战结束后流失民间，直到半个世纪后的1995年，在北京翰海拍卖会上，此画再度出现。经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等人鉴定后，确认这正是那件从故宫流散出去的《十咏图》真迹。

　　故宫博物院根据徐邦达、启功、刘九庵等专家的建议，并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行使优先购买权参与竞购。1995年10月3日，经过激烈竞投，最后以1800万元加佣金1980万元天价将此画购回，使这件国宝重归故宫。而这也首开国家级博物馆从拍卖市场购买文物艺术品的先河。

　　2013年9月，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国宝级书法作品隋人书《出师颂》卷和跋文历经百年流散与分离，回归故宫并首次合璧展出。

　　关于《出师颂》的作者和年代，虽然鉴定专家有不同意见，但自唐朝以来，其递藏一直清晰有绪。最早由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收藏，南宋绍兴年间入宫，宋代大书法家米友仁、元代文人张达善都曾在此作品上留有题跋。明代著名收藏家王世懋曾带回家中保管，后几经辗转，最终由乾隆皇帝将其收入《三希堂法帖》，后被编入《石渠宝笈·续编》。溥仪携往东北，1945年后流散民间，不知去向。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这件书法作品被溥仪卫兵抢夺，被撕为两段，前面的“晋墨”二字和正文为一段，后面的元代张达善题跋为一段。

　　1997年，嘉德拍卖公司很偶然地征集到张达善跋文部分，以25万元价格卖出。2003年，在嘉德征集拍品的过程中，《出师颂》的前半段竟又神奇般地出现了。这一段上有宋高宗的篆书“晋墨”二字御题、乾隆皇帝御笔、大书法家米友仁的题跋。根据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规定，这件作品为国家一级文物，仅限国有博物馆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购买。为此，故宫博物院召集了徐邦达、启功、傅熹年等多位专家对该作品进行鉴定，专家们通过对原迹的仔细观察，一致认定，《出师颂》确实是溥仪从宫中带出的那件真迹。7月10日，《出师颂》被北京故宫博物院行使优先购买权以2200万元购藏。

　　故宫博物院在收购之后的8月24日至8月29日，组织了规模宏大的“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将《出师颂》与西晋陆机《平复帖》、东晋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及冯承素摹《兰亭序》帖等故宫馆藏的中国历代最顶级书法作品联袂展出，轰动一时。

　　2013年，中国嘉德拍卖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中国嘉德出资向藏家购回张达善《出师颂》题跋，并捐赠给故宫。2013年9月29日下午，张达善跋文捐赠仪式在故宫博物院举行，张达善《出师颂》题跋与《出师颂》正文两件国宝级法书作品至此珠玉合璧，分离多年后再度聚首故宫。

来源:北京青年报责任编辑:简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