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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这些年,文房清供日益受到人们的喜爱,笔墨纸砚在艺术品市场上表现抢眼,国内知名 拍卖行春秋两拍往往都设有文房清供专场。作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淑芬一直高扬文房清供的大旗,甚至提出了笔墨纸砚乃中国一切科学文化先驱的论点。近 日,张淑芬现身广州,出席故宫90周年庆纪念腕表发布会,期间,她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她在故宫修炼“火眼金睛”的丰厚历程,分享她在文房四宝鉴藏上的 独特见解。
张淑芬,1939年生于广州。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世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专家。著作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精品六十卷——笔墨纸砚》、《文房四宝鉴赏及收藏》、《大清国宝——松花石砚》、《雅器赏玩》等。
向名家学习
到产地走访
张淑芬是清末广东爱国诗人张维屏的后代,生于广州长于北京的她,从小就特别喜欢泡博物馆。因此高考时,她选择了文化学院的文物博物馆系,上学一年后,所在院校被合并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她成了美术史美术理论系的一名“新生”。六年的大学生涯,为她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66年毕业时,恰逢北京故宫博物院亟须大学生补充新鲜血液,张淑芬被分配到了这个她梦寐以求的地方。“当时父亲就叮嘱我:‘这是很特殊的单位,里面 都是国宝级藏品,你的工作一定要小心、谨慎,每天都要做日记,几点几分跟谁进的库房,几点几分出的库房,要记录清楚。’我们祖祖辈辈都热爱文化,所以我很 清楚,一定要养成诚信、勤恳的工作态度。”
因此,主修绘画史的张淑芬虽然被分到了工艺美术组,与当时颇为冷僻的文房四宝为伍,心里有些委屈,但仍然默默地接受,并认真盘算着如何做好整理研究工作。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文房四宝,多半是大收藏家尹润生、周绍良、张子高等捐献的,张淑芬心里明白,他们对自己把玩过的东西,肯定很熟悉也很有心得,而自己 对笔墨纸砚的了解仅限于知道它们是书画工具,对其历史文化内涵一窍不通。于是,她找到了周绍良、张子高等人的住址,利用节假日登门拜访、请教,渐渐对笔墨 纸砚有了基本了解。
因为外祖父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老专家朱家溍先生颇有渊源,张淑芬也自报家门前去学习。“朱老对古文物了如指掌,每次 我有不懂的地方,就给他打电话。朱老一听马上回复我:你到《遵生八笺》某某卷某某页找。在这些前辈大家的帮助下,我慢慢理清了思路,懂得既要用心看故宫里 的藏品,也要去实地考察生产流程。”
当时,北京故宫博物院一年有两次调研机会,张淑芬就和其他组员一起到文房四宝之乡——安徽省歙县进 行走访,无论是泾县的造纸、宣城的制笔,还是歙县的制墨,都从源头一步一步学习起,了解其文化底蕴,掌握其制作过程。除此之外,她还到广东肇庆端砚产地蹲 洞,亲身体验端砚的开采。“一般都是深秋时节,退潮后才能进坑。直到现在,我几乎每年都还会到肇庆去,了解当下的制作工艺。”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日本办“清朝宫廷文化展”期间,张淑芬也自己买了车票到奈良看松井制墨。“松井是日本制墨方面的传承人。他还收藏了唐代留存至今的毛笔,这在中国也找不到了,实在太珍贵了。”
风格了然于心 鉴定得心应手
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再面对黑压压一片的文房四宝,张淑芬心里的感觉大不一样了。她开始明白,文房清供是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前段时间《清明上河图》 在故宫展出,观看的人摩肩接踵。而没有笔墨纸砚,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传世佳作出现。只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只重视书画作品本身,却不怎么了解工具。很多人都说日 本的笔墨纸砚做得好,追根溯源都是从中国东渡过去的,只是人家传承保护得好。现在国内拍卖行上拍的文房用品,基本上都是从日本征集的。所以,我在非遗联盟 会上一再呼吁要成立基金会,对文房清供的传承人加以支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
因为认真用心,当北京故宫博物院准备出版18卷本的馆藏 珍品图录时,张淑芬被任命为编辑室的副主任,负责照相、制卡、做盒等实务。本来博物馆分工是非常严格的,做陶瓷研究的不能过手绘画藏品,搞绘画研究的也不 能接触陶瓷藏品。但因为这项工作,张淑芬可以进出所有库房,专家们敲定上图录的藏品,她要一一制卡、清洗、照相。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所有珍贵的宝贝,她几乎 都亲眼目睹了。同时,她还担任图录中杂项部分的主编,除了文房清供,盆景、家具、钟表也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因此,1986年,张淑芬还参与了在美国迪士尼 举办的“中国钟表展览”。“展览很轰动,参观者尤其讶异于清代宫廷里的钟表竟有不少是双胞胎。当时英国人进贡给乾隆皇帝的钟表,乾隆要求广东的通商口岸随 时留意,看到一模一样的就再买入。所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乾隆时期的钟表,往往是‘双胞胎’。”
回望自己的人生历程,张淑芬感到非常 幸运,同时也强调:“有人说故宫的专家就那么聪明吗?为什么能够一锤定音?其实不是我们厉害,而是‘临床经验’丰富。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么多国宝级的珍品, 如果用心去辨识、记忆,自然对每个朝代、每位作者的风格能够了然于心。就像外科医生一样,对人体结构心中有数了,解剖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对话张淑芬——
松花石砚虽有赝品流转
一看笔力工艺真假立辨
广州日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房四宝中,哪个品类是量大且精的呢?
张淑芬:故宫所藏的清代宫廷松花御砚就非常精美、丰富。康熙曾这样评价松花石砚:“寿古而质润,色绿而声清,起墨益毫,故其宝也。”清代的发祥地是长白 山,松花石原是当地人的磨刀石,有一年康熙得到了一块,觉得颜色很好看,就将其交给宫廷造办处的砚作,让他们改成砚台。一用,发现研墨、发墨不损毫锋,非 常好。于是,康熙决定将松花石作为御用砚石,由宫廷挖矿、管理、运输、制作,民间不得开采。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清代松花石砚都是宫廷所造。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松花石御砚八十多方,加上台北“故宫博物院”共一百二十多方。根据文献记载,落入民间的大概就两百方。
广州日报:这么说清代的松花石砚是极具收藏价值的?
张淑芬:是的。2007年嘉德拍卖会,乾隆的一方长方形御制松花石砚拍出了128万元的高价。同时上拍的还有一套乾隆题咏西湖十景五彩墨,以448万元 成交,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从此以后,嘉德、保利,西泠和匡时等大拍卖公司,春秋两拍往往都会推出文房清供专场。目前,国内的文房用品价位还是比国外低,但整体抛物线是上升的,有升值空间。
广州日报:像松花石砚,目前有没有赝品在市场上流转呢?
张淑芬:有。因为 1996年,东北地质勘探宝石分队发现了当年的康熙坑洞,松花石砚就此获得开发。此后,有些不良商家就会拿高仿品来冒充清代皇家御制品。但是,就材质上 讲,新品的纹理、颜色可能更丰富,雕工却跟清代宫廷制造大有区别。当时,每一方松花石砚都有康熙、雍正、乾隆乃至光绪的御题。我们一看笔力、工艺,真假立 辨。
当代笔墨纸砚品质堪忧
广州日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文房四宝,比较早的主要是哪个年代的?
张淑芬:北京故宫博物院目前所藏文房四宝,年代比较早的是宋代砚台。也有一些宋纸,但基本不能碰了,因为用手轻轻捏过,可能就会碎掉。明代则主要是笔和墨,古墨在保存上也有难度,只能是深秋季节拿出来晾一晾。
广州日报:今天生产的笔和纸,经常受人诟病。有人说现在很难再抓到黄鼠狼了,不可能有真正的狼毫;也有人说现在的宣纸放不了一个世纪就会坏,是这样吗?
张淑芬:不是说现在没有黄鼠狼了,而是说现在很难再找到野生的黄鼠狼了,圈养的动物,其毛发跟野生的大有区别。放养的动物,其毛发发育得好,粗细分明, 做出来的笔就好看、好用。其实五种书体,要用不同的笔毫来写,才能写出味道。像王羲之自己也做笔,可见古人对于书写工具非常重视;墨也同理,以前制墨要加 入十几种名贵药材,包括熊胆、虎胆等,所以古墨也是药,可以消炎止血,老墨画出来的作品,不会遭虫蛀。而现在用的是墨汁;过去最好的宣纸,是用稻草和桉树 皮经过365天的酸雨水和雪自然漂白后制成的,这是有机物造纸法,今人哪等得起?基本用化学原料造纸。钤印用的也不是朱砂印泥,而是广告化学色,3个月就 会出油……用这样的基本工具创作出来的书画作品,保存百年都难,不要说千秋万代。(记者 江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