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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美术网讯 任伯年《华祝三多图》又称“华封三祝图”,作为任氏艺术生涯中的经典之作其艺术价值已毋庸赘言。我在此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此图所采用的“华封三祝”这一人物祝寿画题材是否一开始便为民间所用,与民间所风行的多寿、多福、多子构成的“三多”图案——到底存在何种差异?其中是否带有晚清即十九世纪以来某种观念变革?带着以上问题,让我们重新审视这幅作品,希望能有新的发现。
首先尚待知悉的是此图为谁而画。任氏款题云:“华祝三多图。仰乔先生封翁大人开八荣庆。伯年任颐写。”我们从中可得知关于受画人的三项信息:“仰乔”是其字,古人不会直呼名讳,而多是用表字、别号代替; “封翁”指因子孙显贵而受封典者; “开八”是指七十一岁,当然关于年龄的界定也并不太严格,一般寿辰皆称整数,故通常亦可指称七十寿辰。检民国四年(1915)《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可发现原籍镇海的沪上富商方仁高最符合上列条件,兹将相关论据分列如下:
方仁高官名乔,字仰乔。(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七,页4A。凡第二次出现书目不再注版本)
他生于嘉庆十六年,卒于光绪十六年,转换成西历其生卒年即1811-1890,享年八十岁。(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七,页5B)
他未有功名,或因其子做官故同时代人有美称 “封翁”(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二〇,葛祥熊〈仰乔方先生七十寿序〉,页15A)、“封君”者(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一六,张美翊〈仰乔府君家传〉,页11A)。
他的三个儿子曾在光绪六年(1880)大张旗鼓地庆贺其七十寿辰。(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二〇,葛祥熊〈仰乔方先生七十寿序〉,页15A-16B;〈仰乔方先生七十征诗文启〉,页17A-18B)
将以上的四项与任氏的款识提供的信息对照,大致可以断定任伯年此画作于1880年,乃应方氏诸子之请为乃父方仁高祝七十大寿而作,是年任伯年四十一岁,系鬻画海上时期的作品。镇海桕墅方氏自方亨宁(字建康,1772-1840)来沪经营糖业起家,长子方仁高年少时即跟随父亲左右,仁高以糖业为根本,在上海、宁波、杭州开设多家钱庄(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一六,张美翊〈仰乔府君家传〉,页11A)。在几代人的锐意经营下,镇海方氏成为叱咤上海滩的金融商业家族集团。因此,订购如此大幅作品自然是与方仁高在上海商界的地位相称的。
此图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其大意是尧赴华巡视,华的封人祝尧多寿、多福、多男子,尧以此为三患而推辞。庄子旨在表达的是道家无为的思想,而此“三多”在后世则被傅会为祝寿、吉祥之辞。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此图并未回避上古圣王——尧的形象,这是否可认为将受画人比作尧即帝王,而帝王形象在此之前是否有为民间祝寿图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