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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火柴厂近乎绝迹了,但是火花收藏却毫不动声色地依然占据中国十大民间收藏项目之一,仅次于集邮收藏的,与集邮并称为收藏“姊妹花”。要知道,目前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火花比最早的“黑便士”邮票还要诞生得早。但相对官方发行有价票证邮票来说,无论是在价格,还是使用程度上来说,火花无疑更有“草根”亲民气息,更天马行空不羁于题材和内容设计。今天要讲的是几个火花藏友与他们的宝贝火花的故事——
周晓芳:在珍泉把收藏火花的“火花”散播
周晓芳:珍泉钱币工艺品中心店主
周晓芳的店曾位于东城区夕照寺街上,店名叫珍泉钱币工艺品中心,主要经营的是工艺品。好像是和火花收藏风牛马不相及的地方,可北京城里几乎每一个火花收藏者(简称花友)都知道这里,称它为“珍泉”,并将这当作聚会、交流的地方:每个单月第一个周六上午是珍泉的沙龙活动时间,在周晓芳租的地下陈列展览室里,全是火花专题展的展板。
组织花友去参观河北的泊头火柴厂、北京市火柴厂的火柴制作过程,参观火文化研究者李福昌的家庭火柴博物馆,在曾经的崇文区图书馆举办北京市火柴厂火花大全展等展览,举办火花专题讲座,去汇文中学、北京工业大学举办火花展等等。周晓芳说珍泉是在拿工艺品挣的钱养火花收藏。
“看着那些带着树皮来的大树,被放在压面机一样的机器里,切成块,然后变成梗,我们自己动手蘸药头自制火柴,很有意思。”周晓芳曾经联系过在沙滩的一家火柴厂,后来联系了搬到通州的北京市火柴厂,它们都因火柴生产利润太少而停止了生产。火柴厂正好有一些当作烂纸的火花,她赶紧拿回来收拾整理。
周晓芳开始经营火花是从1997年,帮朋友代售几套上海全运会的套花,没想到一下子卖完了,后来又销售上海火柴厂建厂120周年的“花中花”,就是翻印了清末的老花,加上画框的艺术火花,也大卖。
当时周晓芳刚做母亲,她记得小时候,闹革命不上课,她就去租买小人书看,津津有味。“总觉得我被这些书给潜移默化了,后来我也爱写东西,喜欢文学。”至今在家里保留着一箱子当年买的小人书的她,觉得几块钱就一大版的火花,特别适合孩子启蒙时的兴趣老师。她就开始自己一边收藏火花,一边经营火花。她更像是个组织者和调节者,她和她的丈夫韩庆生两人办的工作室,都要定期印制一期A4纸大小4版的“集藏”小报,邮寄给全国200多位花友。“我们不强调收藏里的个人标榜,反对分派和矛盾,最重要的是,通过方寸之间的火花,将知识普及出去,将文化留住。”
附近五十中有一位孩子,经常到周晓芳的店里来,总是掏出五块钱来,请柜台里的阿姨给拿出他买得起的火花来选。他说五块钱是他从早点零花钱里省出来的。周晓芳会偷偷叮嘱看店的岁数大一点的阿姨,孩子哪怕要买超过五块钱多一点的,都要卖给他,只因为他喜欢火花。后来有一次,这个孩子手里攥着五块钱,走到店里,很郑重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买火花了。”原来他家人知道他不吃早点买火花的事儿,断了他的零花钱开销。“小小的火花,在孩子心中的可能就此熄灭了。”周晓芳很为这样的小花友可惜。也有拉着奶奶一起来的孩子,结果奶奶和孩子一人一大包火花满载而归。还有姓安的建筑工程师专门来收藏建筑物火花,甚至将一百枚“中国百桥”的火花中每座桥都做了文字介绍。
百寿、百桥、百福、百塔……这样的艺术火花系列在有些藏老花、古花的藏家看来是没有历史价值也没有升值空间的“假花”,可在很多人眼里,他们却成了宝贝。摄影师檀怀宇,曾在珍泉找到了一枚他儿时梦寐以求却一直无缘得到的皮影火花,一下子儿时的美好再一次浮现在脑里,他告诉周晓芳,他去世界各地摄影,都会根据自己收藏的火花,找和火花中的景物一样的地方,一样的角度拍照,和火花对应起来。周晓芳借用集邮里的术语管他的这叫“极限片”。有一次,檀怀宇从日本回来,寄给周晓芳一封“双花封”,上面除了邮票外,还贴有火花,以及他拍的火花中的实景照片。
周晓芳的女儿在美术课上因插花得奖,就是因为参考了她母亲收藏的一套叫做“插花艺术”的套花而得的灵感。周晓芳还说,在北京工业大学做展览时,有一位学习汽车制造的大学生,因为专业关系,开始收集汽车车标等和汽车相关的专题火花。后来她告诉周晓芳,这些便宜的火花,为她的学习和设计提供了很多知识。“我们收藏得晚,更看重的是火花承载的文化价值和它的百科全书的功能,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收藏、整理、交流。哪怕是小孩子,他们可能对老火花的蜻蜓啊电风扇啊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喜欢芭比娃娃专题,喜欢周杰伦,F1赛车,F16战斗机还有F4。我们的火花形象也应该与时俱进,不能刻舟求剑了。”周晓芳和她的老公韩庆生,为泊头火柴厂设计了北京四合院和颐和园长廊两套摄影主题的火花,当火花上印上火柴厂名字和设计主题图案时,一枚完整的火花诞生了。
张振武:“火花也有重大题材 以前都是以票换票”
张振武 印刷专家,北京收藏家协会的会员
“清朝早灭亡了,可清朝的东西还火着呢。”印刷行业专家、火花收藏家张振武这样面对这个社会已经不再需要火柴和火花收藏的式微之间的关系。火柴所经历的烧饭、点灯、抽烟都离不开它的辉煌时期已经过去了。张振武说,但火花是三大传统收藏之一,一直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雅兴。连梅兰芳曾经也是花友。
张振武是上海人,1951年进入北京胶印厂工作,后来进入印刷研究所从事丝网印刷工艺研究。直到今天,当张振武展开他收藏的一枚枚老花时,他习惯性地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张塑料卡片,一张被叫做“线目测试片”的东西,在火花上测着讲解如何从印刷技术上分辨火花真伪。
张振武同时也是老集邮家,他一直称,邮票是一种可以穷尽的收藏,而火花是没有人能敢夸口他收藏完整所有火花的,因为生产火柴,继而产生火花的厂家太多,无以穷尽和考证。
张振武一直称火花为火柴商标。他解释说,火花这个词,在字典里是查不到的,这更多是一种昵称。他坚持商标就是受法律保护的注册商标的观点,作为一位老花、古花收藏者,他把1958年作为“火花”和火柴商标的分水岭。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也是商标和火花的区别。”张振武说,在1958年之前,火柴厂参与的是市场竞争,比如说当时刘洪生的“美丽牌”火柴和日本的猴子、瑞典的凤凰牌竞争得就很激烈,更别提国内的厂家之间的竞争。那时候的商标就是竞争中身份的象征。而从1958年起,火柴变成一种包销包供的、没有选择余地的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当年,北京市火柴厂出了三套套花,分别为10枚、12枚和100枚。“这是一个创新,在此之前,火柴商标都是单枚发行,因为作为商标,它需要用实图注册,再改换商标图案内容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而从1958年开始,北京火柴厂首开套花先河,出的这套花里,除了‘北京火柴’四字能被看做是商标外,其它的都是火花本身的内容,它再出新的系列,无须再重新注册。火柴装饰画、火柴贴画也好,这样的名字表明它从纯商标变成了装饰画,变成了火花。”
张振武说,以票换票,以前在全国都是这样,收藏火花者之间没有买卖,只有交换。“以前老几位都在时,我们见面或写信交换,自己多出来的,别人正好没有的,就很快给他们邮过去。”当时火花也不值钱,张振武记得的那个是在北京印胶厂工作时,有时候能接触到一些火柴商标,多出来的他就自己保存下来。为此他的收藏夹里有不少反映建国后重大题材的火花,比如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60年50枚首都十大建筑雕刻版,1961年大跃进,困难时期的节约粮食的宣传火花等等,这些紧跟着时事、政策大潮的火花专题,为那些年代留下了印证。
北京收藏家协会火花烟标专业委员会主任李鸣是文革时期火花收藏专题的专家。他的展板里,除了反映土地革命、国家经济建设等内容的,就是文革十年期间生产出的各类火花。他为这些火花分类为英雄人物、样板戏、毛主席语录等等,甚至有以造反派署名的火花,看着一张张微缩的红色宣传画置于方寸之间的火柴盒上,李鸣说,文革时的火花左的特点分明,它既有文物、史料价值,又具有政治性、艺术性、观赏性。虽然当时印量大,但能保存下来的少,而现在多在收藏者手里,很少见有人出手。
“收藏,是收藏过去、历史的东西,也在收藏现在、未来。”而现在,那些作为礼品、纪念品和星级宾馆以上必备的火柴,成为火花设计内容创新的载体之一。
韩庆生:躲进方寸之间成一统,尽得天地锦绣在心中
韩庆生 北京珍泉钱币工艺品中心副经理
以前邮商卖邮票的同时,也会卖一些火花。但是火花从没有进入邮市,因为它的利润太薄,升值空间也很小。记得刚改革开放时,北京市火柴厂在大栅栏西街卖过火花,我们现在还保留着当时卖火花包装用的写着地址的小纸袋。后来,在美术馆的正对面有一个叫百花的美术用品商店,一位姓薄的老先生,叫薄冠修,他开的店。据说薄老本身是在文化系统工作,思维很活跃,他自己跟各个火柴厂获得火花,国营的、非国营的联系。带着几个插队归来的小孩,在商店里卖火花,也算帮助解决青年就业了。当时那个红火劲儿,一枚火花价格不到1分钱,现在火花基本价格为1毛钱,相对来说还是很便宜的。
北京地区的第一家火柴厂筹备于1905年,初名为“京师丹凤火柴有限公司”,经理是温祖筠,北京的第一枚火柴商标是至今未找到实物的“红丹凤”,从最初的火花上能看到中国民族工业“山寨”瑞典、日本在中国销售的火柴的痕迹,以及外商在火花设计上尽量采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吉祥画面来吸引买家的融合。几经演变,火花的天然属性渐渐剥离后,它的社会属性反而凸显出来,形成多种功能的火花:诸如单纯起商标作用的商标火花,题材广泛、设计精美的艺术火花,广告火花,为特定单位定制的公关火花,特定时期有着语录、口号等的宣传火花和旅游火花等等。一直到2006年,北京市火柴厂发行最后一套贴标100枚“京火百年火柴”。躲进方寸之间成一统,尽得天地锦绣在心中。
王燕斌:“我没有、也不用考虑它的保值和升值,我只在意每一枚火花背后的故事、知识、承载的信息。”
王燕斌 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工作,从1982年开始收藏火花,收藏专题是文物和博物馆
最初我在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工作,负责摄影,所以对图形、图案比较敏感,由衷喜欢,平时经常去中国美术馆看展览,当时,美术馆对面有一个百花美术商店,我经常去逛,淘些外国邮票,当时集邮很热,买年票都要排大队,我一边集邮,一边觉得火花,它给我的信息量和邮票一样巨大,也同样美观。而收藏火花,我没有、也不用考虑它的保值和升值,我只在意每一枚火花背后的故事、知识、承载的信息。
上世纪80年代时,火花是附载在火柴盒上的,它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当时打火机还不常见,我每天都要用着火柴,收集火花起来也特别顺其自然,我是连盒子一起收藏的。收集到一定数量时,每个收藏者都会有各自的侧重和专题。2003年,在珍泉举行的火花联合展中,当时我选择了将自己从泰国用美金买回来的好莱坞海报火花作为自己的参展专题,里面还有当时大热的“泰坦尼克号”,这是国外商业大片上映时的衍生商品,现在国内也渐渐流行开来。当时过海关时,每盒火柴我只保留几根火柴,将火柴盒打包带回来。因为收藏火花以及它的载体火柴盒,我还专门准备了灭火器来保证安全。
2003年的火花展,让我找到了自己的组织,我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专题,和很多花友交流,看到火花的图片,我就遏制不住想探究画面背后的知识和故事,就想去看实物。火花引导了我想要深入了解的方向——文物。2006年时,我考入国家博物馆做志愿者,接触了更多的文物实体,有了另外一种知识拓宽,同时,这些文物知识对我的火花的收藏、分类、整理也有很大帮助。我也爱好旅游,去巴黎卢浮宫时,看到卢浮宫的三件镇馆之宝,我就想起自己1985年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北京市首届世界名画摹品展销会上买的一个三角火柴盒——上面就印有卢浮宫三珍宝,当看到真迹时,心里就跟熨烫了一遍,那叫一个欣慰。我还收藏过一套南京火柴厂的“郑和下西洋”的套花。2005年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展览,我特意去了解郑和走过的路线图,明年春节我计划去郑和下西洋去过的斯里兰卡看看,从收藏火花,到博物馆,再到实地去看实物、实景,真是很奇妙的过程。
收藏过程中认识很多花友,李福昌老师是清华毕业的校友,在18年前,清华建校80周年时,他为校庆设计了一套十二枚清华校景的套花。校庆时,卖给校友,几块钱,非常实用又美观的纪念火柴盒和卡标,很受欢迎,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的收藏,我周围的同事、领导、朋友都很支持我,甚至是前同事们,他们出去玩,碰到好的火柴盒和火花,都会买回来送给我。每个朋友送给我的火柴盒和火花,我都会在火柴盒里塞一张送我火花的朋友的名字的字条,以后再做展览时,会将他们的名字列出来感谢。
收藏本身,是一种陪伴,它是我每个时期的经历的见证,看到它们,都能勾起我美好的回忆。所以我特别反对收藏火花中的分类和分派,比如老守着解放前的老花,或者文革时候的火花,觉得那才是真正有价值的火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可我反对排斥——比如将那种没有厂家、脱离火柴产品的火花都当作是假的的看法。我觉得,火柴盒只是一种载体。而收藏,只要自己喜欢,执着追求,它就会一直陪着你走下去,每一枚火花带给每个人的感触都是特别的,每个人价值观的追求也不一样。有的人把它现在值多少钱,未来会不会升值放在第一位,而我觉得,只要我收藏的,内涵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好。从收藏火花中,我得到了知识的扩充,也参加了北京收藏家协会,碰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展示,可以交流,也得到了周围人的认可,乐在其中。
马洪:继嗣集藏今未悔 倾力弥祖辈缺位
马洪 火花收藏爱好者 火花收藏家马仲仁的孙子 出版有《北京火柴商标图鉴》一书
我爷爷马仲仁,是火花收藏家,他少年时代就开始集花集邮,并有机会得到北京地区火柴厂的火花。文革时,爷爷将“没有问题”的火花粘贴在“有问题”的火花上面,才使得很多珍贵的火花得以幸存下来。爷爷1978年去世时,他收藏的火花一直放在几个箱柜里没有动过。
随着以纸代木全纸火柴的诞生,木盒火柴渐渐推出了历史舞台,这样就不需要贴标、封标、卷标了。我是前几年才开始接触、了解火花,对爷爷的火花进行整理研究的,我想把北京地区的火花编成目录。2001年时我写了一篇“北京市火花目录”发表,结果有行家批评说“90%的火花尺寸和实物不符,有不少火花的枚数不对,甚至发行日期也不准”,北京的花友给我提出很多意见,当时我很内疚,决定要出一本精益求精的好书。
后来我就去研究北京各火柴厂的商标,发现爷爷的藏品有不全的,就到处搜寻,拜访资深花友,用古花去交换我需要的北京火花,花钱去征集所缺的火花。除了火花外,我去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北京市档案馆及南京的档案馆去大海淘金、查印资料。我跑到南京的当年的国图去查印资料,蒙受不白之冤。(马洪为了省钱复印资料,试图将资料带出图书馆复印,结果当场被抓,以企图窃取国家机密罪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
火花不同于邮票,邮票是国家统一发行并有完整的存档,火花由厂家发行,而各厂家随着社会的发展,动荡、倒闭、与其它厂家合并,总在不断变更中,各种档案遗失殆尽,许多火花难以保存,国家档案馆中存档的火花很少,只有在民间收藏家手中才能看到,所以火花收藏基本是民间的、私人的行为。
两、三年内,我就补充了不少火花,这给我编写这本北京火花目录增添了信心。在1906年到2006年期间的火花,我搜集到了175套贴标。
如何辨真:你需要一张“线目测试片”
张振武 印刷专家,北京收藏家协会的会员
早期火花制作一般用木雕刻版印刷,即凸版印刷,多为单色、双色。印刷时不用很大压力,所以早期火花背面应无施压痕迹。由于当时所使用油墨多是植物性的,所以经过多年封存,现在应有较强的背面渗墨现象。另外木版为手工制作,需要同时制作很多块相同的印版,手工制版在雕刻过程中彼此间于细微处不可能完全一致。
在平版印刷即胶应用于制作火花后,可以通过观察其网点粗细进行识假。这时可以用到一张“线目测试片”,将测试片放在被测印刷品上,由于胶印是以微小的色点在纸上形成颜色,轻轻移动测试片,印刷品上的色点与测试片上的细线组就形成衍射波纹,看起来会动的样子,就能得知被测印刷品的“线目”。我国50年代以前基本上采用的是100线以下的印刷机械,所以那一时期以前的火花如果测出150或者更高的线目数,则绝非真品。有一些现代用彩色复印机复印的火花,虽然表面上看纸张颜色都一样。但赝品还是能被测出来的。
凹版印刷在邮票和钞票制作中经常使用,是印版和纸张直接接触,在接触时印版凹线处的油墨转移到纸上,在纸上形成凸起的线条和网纹,线条连续。而在火花印制上仅有一次,即用于1960年北京火柴厂的“北京十大建筑”火花的印制上。所以可以像识别真假钞票一样去摸“十大建筑”火花的真伪。孔版印刷即丝网印刷,多运用在近年的卡标火花制作中,精良程度关键是看在多色套印时的准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