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芝罘”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在其使用时间上民间多有争论。日前，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名为《芝罘辩证》的文章，作者通过大量的资料论证了“芝罘”与“之罘”的起始与渊源。文中这样写道：“早在清朝初年，之罘与芝罘就已经通用，不过，一直到宣统三年的小学课本，仍作‘之罘’，明确作‘芝罘’是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地图上。”最近得到两张1934年出版的《之罘日报》，看报头明明用的是“之罘”，报纸上的广告中也出现了“之罘大戏院”的名字。这样说来，至少上世纪30年代“芝罘”还没有露面，最早也只能出现在30年代末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笔者所藏一张宣统二年出版的《芝罘日报》上，就为“芝罘”一名的论断提出了新的依据。

　　这张出版于宣统二年七月十五日（1910年7月15日）的《芝罘日报》为第885号，报头以隶书写就，两侧绘有二龙戏珠图案，下端为报社地址“本报开设在烟台安仁街毓材学堂对门”。创办人为日本浪人桑名贞治郎与上海允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山东总经理王子雍等，主笔秦倬云。该报为日报，礼拜日停刊一天，对开四版，皮纸铅印，亦曾出版过对开八版、四开二版。

　　该期头版与第二版为本地与津沪广告；第三版为省内与本埠新闻，主要载登州《新太守光裕奉御安民》、莱阳《石榴社长自尽》等；第四版为宫门抄、时评、时事要闻等，主要载《闻中国商人有发明空中飞船者，又有发明无线电术者》，谓“中国人心思灵敏不在各国之下信然。然西人遇事精益求精，不以一得自炫，西国政府优待制造专家，奖励之补助不遗余力，此我中国不得不西人以独步也”。文中所提及发明空中飞船一事即1909年9月21日，中国最早的飞机设计师和飞行员冯如驾驶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在美国奥克兰市附近的派得蒙特山丘上试飞取得成功。

　　另外，笔者注意到在这张《芝罘日报》报眉处，不仅刊载有宣统年号，同时还出现两个日本明治年号——明治四十三年七月十五日（1910年7月15日）和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1907年10月29日）。很显然第一个年号系本期报纸当日发行时间，而第二个年号则是《芝罘日报》在日本本土注册登记之日。在旧中国，一般报纸登记形式都写“大清政府”或“中华民国邮政局特准挂号认为新闻”，并不显示注册时间，而《芝罘日报》则清晰注明了核发日期。这两个日本年号一方面证实该报为日本人所办无疑，另一方面“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是否与《芝罘日报》的创刊时间有关呢？在现有的新闻史料中，对《芝罘日报》仅介绍有其创办年份为1908年，并无具体出版日期。但这个年份，是不是前人“想当然”的结果也未可知。笔者依据《芝罘日报》在日本登记注册的时间，再对应报纸发行的期数（第885期），同时抛开休刊日，三者合一计算后得出如下论断，即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1907年10月29日）为《芝罘日报》创刊时间，而非现今资料中所记载的1908年。由此，我们从这张宣统二年出版的《芝罘日报》上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芝罘”一名从1907年就已在报纸上公开使用；第二，这张1910年出版的《芝罘日报》给出了创刊时间的具体答案。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该报停刊。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任何侵略都远比不上“文化侵略”更令人触目惊心。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作为教化、麻醉思想的工具，列强纷纷在中国各地创办报纸。而《芝罘日报》即是日人较早到胶东半岛实施文化侵略的报纸之一。笔者在资料上曾看到过一组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数字统计，从1897年到1938年，仅日本在中国出版报纸就达45种之多，这里面还尚未计算日伪汉奸创办的报纸。而《芝罘日报》创办之初，日本浪人桑名贞治郎便倚仗驻地领事馆撑腰，无论报纸注册备案还是挂号发行，均肆意妄为无视大清报律。日本领事馆在照会胶东道尹交涉员时骄横地称：“《芝罘日报》尊奉本国（指日本）法发刊，为本国新闻事业，不受贵国报律之制裁。”此事后来闹到北京，最终还是以清政府的妥协告终。由此，日本对我国实施“文化侵略”的嘴脸可见一斑。然而，目前很多资料上说，《芝罘日报》是一张同情“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报纸云云，现在来看当时也不过是“司马昭之心”罢了！（滕长富滕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