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件藏品，其物质载体背后都有历史的、文化的、艺术的、精神的等多重内涵，是它们为藏品增添了诱人的色彩，让人产生巨大的收藏热情，并由此感受到无可替代的快乐。作为历史信息、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各类文物都以自身特有的魅力引人思考，就像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流光溢彩的琉璃器，不但包蕴着不同文明的精神内涵，作为唐代与东罗马、伊斯兰文明交流的历史见证，其多元的文化风格，还印证着在开放的唐朝中外文明交流的辉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藏品的鉴赏，在获悉这些信息之外，还要思考如何让文化精神鲜活起来——寻根探源，思考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激荡中，古人的智慧如何在今天继续绽放、传统又能给予今天人们的生活怎样的营养等。我相信，必定是文物中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才能润物无声，给人以快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历经岁月的风吹雨打遗留下来的众多文物，为今人打开了“一扇扇新的不知道的世界的窗户”，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年代较为久远的藏品，往往因为信息残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给鉴定带来一定的困惑。其实，出于多种原因，古人或多或少总会留下吉光片羽、蛛丝马迹，而收藏的快乐也便出现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时，只是需要你保持初心、保持定力、保持谨慎。例如，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一开始，文博专家未能在画幅上发现画家本人的签名。后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李霖灿在研究这幅画时，发现画面右下角树丛中，写有两个模糊的小字“范宽”。这900余年后的发现，大有一朝拨云见日之快乐，对于该作艺术地位的确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快乐的除了发现者李霖灿之外，更是整个文博界。

　　“不冤不乐”，在收藏大家王世襄看来，这是收藏的另一乐趣所在——“大凡天下事，必有冤，始有乐。历尽艰辛，人人笑其冤之过程，亦即心花怒放，欢喜无状，感受最高享乐之过程。倘得来容易，俯拾皆是，又有何乐而言”。自有收藏始，历朝历代都有造假，今天收藏市场上的造假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玩收藏其实就是在跟造假作伪者斗智斗勇，但这一过程会惊心动魄。不论何人涉及何种收藏，在其成为行家里手之前，就“必有冤”。每一次做“冤大头”，都令收藏者刻骨铭心；每一次花“冤枉钱”，都让收藏者感受到“割肉”之痛，从而驱使其在学习积累、虚心求教、比较摸索中不断有所领悟、有所提升。一旦有了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收藏底气，能够辨别真伪且收藏到心仪的藏品时，这过程、这结果如何不让人大喜大乐？

　　收藏的快乐，更源于藏家那份可贵的责任担当。须知，文物是对历史沿革、文化发展、艺术承载、精神化育的忠实记录，收藏和保护文物体现着对人类文明的敬畏。真正的收藏家总是以一份历史自觉、文化自觉，责无旁贷地担起收藏和护佑文物的重任，义无反顾，执着前行。就像收藏大家张伯驹，曾斥巨资购得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元钱选《山居图》卷等隋唐宋元名迹。为防止中国最早的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流失海外，他还抵押盐业银行股份，卖出东单三套四合院，并以夫人潘素的全部首饰，共计4万大洋购得。之后，他又将8件重量级藏品捐给国家。张伯驹的收藏及其捐献之举，都生动地彰显了他那份“为国人洗去凡尘、为国家充盈气血、为后世留有芳香”的赤诚之心和责任担当。或许，张伯驹的收藏过程颇为艰辛，但当一件件国宝从流失乃至消亡的边缘被拉回来、呵护起来，当后人能够一睹这些国宝并顿生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时，张伯驹还能不快乐吗？！

　　诚然，藏品的经济价值，也会让人产生快乐。尤其当出现“捡漏”的情况时，那种喜出望外的快乐是可想而知的。但经济价值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可持续的永久快乐必生发于对藏品内在的文化价值的挖掘和欣赏上，必肇始于对众多信息的有效捕捉和精准定位中，必发轫于对假冒伪劣的较劲斗法里，必发端于对赓续民族历史文化的自觉内。只是，获得这样的快乐，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和持续不断的付出，否则快乐就会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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